书商公会与近代早期英国印刷出版业的发展与监管

活字印刷技术传入后的近代早期英国印刷史上,书商公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既垄断了伦敦乃至全英格兰的图书生产与销售,同时因为与都铎和斯图亚特王室的合作,在近代早期英国书报审查史上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书商公会早期发展史及其在印刷出版中监管作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近代早期英国出版业的发展,以及审查制度、版权制度的历史。     

试论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和西方造纸、印刷技术及设备的传入,西方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兴起,传统出版业开始走向近代化、机械化、规模化。传统出版业与近代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官书局出版业、民营出版业互为促进,有力促进了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     

都铎王朝图书审查制度探微

图书审查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其形式因时空而异。近代早期欧洲的图书审查与印刷出版业的兴起、新君主政体的确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英国的图书审查开始于都铎王朝,也发展完善于都铎王朝,探讨都铎王朝时期的图书审查制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英国书报审查制度发展的脉络,深入理解其历史意义。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

戊戍变法运动的深远影响之一,是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其中以出版业和教育事业最突出。出版业以商务印书馆为首户,代表了这一时期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其贡献也最显著。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又和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仅就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关系,阐述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中的历史作用。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江西路德昌里。1902年,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蔡元培任所长。1903年,张元济接任编译所所长,确立以编辑新式学校教科书为主要业务,迎接中国近代教育的新潮流,从而使商务印书馆由单纯的印刷业发展为以出版业为主的出版印刷业,并迅速地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中国近代大出版企业。     

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环境改造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英国城市建设的举措和得失值得后来者研究总结.由于私有制的制约,英国城市发展呈现出盲目、自发的特色城市建设无规划、无秩序;住房拥挤;卫生状况差,环境恶劣.为此,英国在19世纪展开了对工业城市的环境改造运动.其一,通过旧城改造和建筑规范,以及立法对私人建筑的质量、空间和卫生设施的详尽规定,造就了现代英国风格的建筑模式;其二,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市营",初步改变了新兴工业城市中基础设施滞后、与工商业发展不协调的状况,改变了工业城市"丑陋"的外观,赋予其现代城市的形貌.其三,城市建设还对旧式的市政机关提出挑战,促使近代城市当局的成形,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的发展趋势.     

继承与革新:边沁学说的方法论基础

边沁是英国近代最重要思想家之一,其研究领域覆盖了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学.他以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为基础,从观察"实际的人"出发,继承并改造了英国道德哲学中的情感主义学说和功利原则,将之系统化,为近代功利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为英国的政治和法律改革提供了明晰简单的原则.并以其"穷尽方法"、"细节方法"和"审查方法"为法律和道德的哲学证成提供了新的方法.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其最突出的文化性是在张元济主政时期奠定的。考察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以从其注重中华古籍和汉译名著的出版行为背后,看出其＂温故知新,两者并重＂的出版理念。出版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和行为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之间交汇、碰撞,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     

自然权利在近代欧洲政治自由主义形成中的作用

作为近代欧洲政治哲学转向标志的政治自由主义最早产生于英国,对于"自然权利"问题的关注成为其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起点.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理论正是以自然权利为依据从人的角度来界说国家和政府的产生及其合法性.这可以说是近代政治哲学发展中从理论上或观念上摆脱神学一政治的最初努力.     

近代殖民租借地商业组织的典型个案——以威海卫的商埠商会(1916—1930)为例

威海卫在1898—1930年是英国的租借地。威海卫商埠商会成立于1916年,该商会在英国的殖民下成立和发展,商会领导李翼之、谷铭训等人带领商会整顿商务、福商利贾,倡行公益、服务地方,参与政治、影响社会。这些似乎与其他商会没有区别,但是威海卫商埠商会在成长中与殖民政府进行合作与抗争,体现了近代中国商人在自身、社会、国家利益面前的抉择。而威海卫商埠商会作为一个存在于英国租借地内的近代商业组织,既有其作为近代商业组织的普遍性特征,又有其地处殖民租借地的特殊性。     

从大学社会构成的变化看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结构变迁

中世纪英国大学社会构成主体是教士与穷家子弟,而近代早期大学生来自社会各阶层。大学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反映出近代早期英国绅士阶层的"下游化"、中间阶层的崛起以及社会结构的等级性。大学社会构成的变化折射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产业环境中的"日本"符号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资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经营活动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它既是近代中国民间出版业诞生之初现实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与新式文化出版人救亡与启蒙的社会使命感息息相关.从产业生态环境的角度细剖蕴涵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中的"日本"符号,可以窥见它有一个从常态到异态、从容纳到排拒的社会接受过程.这种流变现象印证了中国近代早期民间出版业受制于外部(东亚)环境变迁的事实;而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知识群体对"日本"符号适时的形塑与消解活动,也验证了商务输送新知、启迪国民的启蒙立场,以及在商言商、与时俱进的经营理念,是商务印书馆现代性追求的一种独特的表征.     

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转型原因探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出版事业的国家之一,在历史长河的不断变迁中,中国的出版业是以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而出版业转型无疑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思想观念以及价值体系传入中国,大批的西方传教士随着本国的入侵者来到中国传教。为了配合传教事业,传教士引进了近代的印刷技术与设备,这就是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化转型和变革的开端。     

学术出版的自赎与愿景

近年来,学术出版失范现象泛滥,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造成极坏的影响。为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发起了"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研讨活动。学术出版业这种以自赎为内核的自救姿态,表现了出版人的觉醒。尽管受限于学术生态等社会大环境,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实际效用可能大打折扣,然而其补偏救弊之深意不容忽视。随着经营管理体制的改善,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势必形成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的良性互动,迎来学术出版业的春天,从而推动我国学术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寺村塬“陕甘宁边区政府”政权的组织及其活动

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寺村塬建立的政权是第一个"陕甘边革命政权",在中央苏维埃法令的规范和陕西省委的指导下,边区政府在其内部设立了军事、土地、财政等委员会来行使其职责,并依法进行了打击土豪劣绅、分土地财物的革命活动。     

近代早期英国乞讨问题的成因解读

近代早期英国贫困程度的加深,形成了让时人头痛的乞讨问题。近代早期英国严重的乞讨问题是多种社会力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圈地运动、解散修道院、内外战争和经济变动等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近代早期英国的乞讨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政府屡禁不止,此时的英国因此一直为乞讨问题所困扰。     

1935-1936年:中国近代出版的高峰年代

中国近代出版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发展 ,到 2 0世纪的 30年代中期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本文取宏观中的微观视野 ,对近代出版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奇特现象进行探讨 ,着重从 30年代中期中国出版大格局多元性特点及其构成 ,以及出版物总量和品牌质量的结合上 ,对形成近代以来出版业高峰年代的标志和成因作了综合分析和量化分析。     

《漫游随录》中所塑造的英国形象

作为晚清最早以个人身份访问英国的近代知识分子,王韬在三年的时间内详细考察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英国形成了相当全面的认识,在游记<漫游随录>中塑造了一个真实可感的英国形象.可以说,王韬对英国的认识代表了当时国人对英国认识的最高水平.基于近二十年与英国传教士合作译书的独特经历,他深深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在他笔下,英国被有意无意地美化成为一个理想国,其目的自然是为近代中国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     

论出版职业资格制度的必要性

出版职业资格制度建立的时间比较晚,社会对其认知程度较低。它的建立是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发展的需要,是出版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出版职业资格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政府对出版业的规范管理；有利于出版业的人事制度改革；有利于出版业自身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出版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有利于借鉴国际成功的经验。认真研究出版职业资格制度必要性与意义,对完善与发展这项制度有重要作用。     

从另一种视角透析英国工业革命——从纺织工业自身规律看英国工业革命

英国近代工业革命首先从纺织工业开始,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英国工业革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是很少有人从纺织工业自身的规律去分析它.通过对纺织工业自身发展规律的探求,并以此透视近代英国工业革命,从而发现,并不是将手工纺织变成机器纺织,纺织行业就能腾飞;如果缺失一些必要条件,则"飞梭"飞得越快,生产越无法进行,从中我们会发现英国工业革命的特殊性.     

都铎王朝时期的捐赠法令与国王遗嘱捐赠研究

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有关遗嘱捐赠法令的出台改变了国王遗嘱捐赠的诉求和方式、规范了国王遗嘱捐赠的执行。亨利八世统治时期《遗嘱法》和《解散学院法》等法令改变了国王遗嘱捐赠不动产的方式,也降低了他们对于以遗嘱捐赠换取祈祷服务的需求。执行国王遗嘱捐赠过程中,围绕捐赠土地租赁和捐赠土地收益归属等问题产生的纠纷,因1536年《用益法》赋予遗嘱捐赠受益人等起诉权而基本得以顺利解决,提高了国王遗嘱捐赠的执行效力。处理这些纠纷时出现的法令、有关萨伏伊医院的判例和温莎圣乔治小教堂判例等,为类似捐赠案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标准,促进了捐赠法令的完善。这有助于我们认识都铎王朝后遗嘱捐赠的程序、方式和相关诉讼原则的发展,拓宽我们认识英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捐赠法令和判例变迁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