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庭审直播视野中的刑事审判——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和媒体力量的日益强大,网络庭审直播成为刑事案件审判中的一道新风景。网络庭审直播能在中国刑事审判透明度还不高的情况下,为分析刑事审判模式提供重要的素材。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参与调查人对这一新型审判公开方式表示肯定,同时,不少参与调查人指出了网络庭审直播的缺陷,如案件过于简单、走过场的成分较多等。通过规范启动程序、遴选标准、具体规则等,可以完善网络庭审直播。调查从一个侧面显示,控辩平等对抗、证人出庭作证、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等是中国当前刑事审判模式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方向。     

论人民法院庭审旁听制度

旁听庭审是落实宪法确立的公开审判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司法的剧场化、法院的人为障碍、旁听庭审缺乏制度保障等因素造成了旁听率不高的现象。为此,法院应以积极的态度为公众旁听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旁听制度。     

河南省法院评出十大优秀刑事庭审、十大优秀刑事裁判文书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审判公开”、“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要求,河南省高级法院在全省法院系统开展了十大优秀刑事庭审、十大优秀刑事裁判文书评选活动。     

论网络庭审在少年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网络庭审快速、高效、便捷、宽松的司法特点有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教育和改造未成年被告人。网络庭审在少年司法中的适用因广大青少年对网络技术的掌握而具备了前提条件,也具备了司法基础、物质基础和组织保障,具有可行性。但网络庭审应限定在部分少年司法案件中,设置庭前、庭中和庭后的程序规范,加强程序保障和安全保障。     

我国庭审直播制度的三重理论基础

庭审直播是本轮司法改革贯彻深化审判公开原则的举措,也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制度之一,在新冠疫情期间更是发挥了普法宣传之功能,因而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研究。以庭审直播正当性和效用性为导向,集中围绕庭审直播的理论基础去理解该制度:第一,第三人效果从传播学角度探讨庭审直播对潜在犯罪人的威慑效果;第二,公众参与原则从政治学角度探讨庭审直播在促进司法公正方面对社会公众的教育效果;第三,审判公开原则从法理学角度探讨庭审直播在深化该原则的作用。     

刑事简易程序庭审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庭审缺乏对认罪事实的有效审查机制。简易程序适用案件范围的扩大无疑会增加错判的风险。从庭审环节的时间分配来看,简易程序庭审并没有凸显出量刑的重要性,大多数被告人无法感受到因认罪给其带来的刑罚优惠。基于此,有必要对刑事简易程序庭审进行重构,在庭审中,如果控辩双方对定罪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无需在法庭调查环节进行举证、质证,代之以法官对认罪事实的审查,审查的重点是认罪动机的自愿性和内容的真实性。刑事简易程序庭审的重心是量刑,法官应引导控辩双方对量刑事实和情节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增强庭审的量刑说理,使被告人能够切身感受到刑罚做出的过程和基于认罪所带来的刑罚优惠。     

刑事被害人庭审参与权及其完善

长期以来,刑事被害人参与诉讼的正当性一直是理论界及实务部门关注而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入,被害人对诉讼程序的影响力更加凸显。因此,应着力改变当下司法实务中被害人尴尬的诉讼地位,保障其庭审参与权的名至实归,实现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     

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制度是数字化时代人民法院推进司法公开的关键手段,也是公民知情权得以行使的重要体现。从立法规定和司法运作看,我国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制度尚存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开对象范围较为狭窄,公开渠道不甚畅通,公开范围与隐私权保护界限不明。究其根源,乃相关立法不够完善、司法实务部门对其功能定位狭窄、专业化配套机制不甚完备所致。为更好地发挥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制度的作用,应坚持司法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保护衡平原则,完善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档案公开有关规定,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诉讼档案系统,规范民事庭审录音录像流程,加强法院人员信息化技术培训。     

微博直播庭审的困境检视与制度构建--基于协调司法公开与司法权威之间冲突的视角

通过网络对案件庭审进行实时文图报道的微博直播庭审,被喻为“新媒体时代司法公开的又一扇门和窗”,从亮相之日起就被寄予厚望。然而,微博直播庭审的发展与公众的期望相差甚远,正从“星火之势”陷入“后劲不足”之困境。究其根源所在,微博直播庭审虽有助于推进司法公开、促进公正司法,但也不可避免地对司法权威提出了严峻挑战。以规范化建设为视角,探索建立微博直播庭审制度：明确直播主体资格、界定直播案件范围、规制庭审直播内容、建立配套保障机制,为推进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提供一种路径选择。     

刑事庭审方式比较研究

首先介绍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刑事庭审方式特点，分析了两大法系不同庭审方式的产生原因。 然后对我国现行庭审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刑事庭审方式向英美法系靠近了一大步，但又不同于英 美法系，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缺陷之法社会学分析

与世界各国刑事错案的成因相比较,我国刑事错案与其有相当多的共性,但与其它国家刑事错案的纠正相比,我国刑事错案的纠正显得是那么慢、那么难,"再审难、有错不纠"与"无限再审、有错乱纠"现象突出,作为我国刑事错案特殊司法救济程序的审判监督程序,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立法之初所预想的纠错功能。以联系的观点,运用法社会学的知识,分析我国现行刑事错案审判监督程序的先天性根本缺陷,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现行制度设计忽略了利益机制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社会审计系统柔性特征及经济后果研究

文章以社会审计系统的运行过程和结果为研究对象,运用柔性理论、系统论和整合理论与方法,界定了社会审计系统柔性的内涵;论述了社会审计柔性特征;分析了社会审计系统柔性的经济后果——社会审计系统柔性效应。旨在丰富和拓展社会审计系统柔性理论,为强化审计监管及其有效应对当今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提供一种新的路径依赖和治理模式。     

刑事判决书上网制度

刑事诉讼的判决书是集中反映审判过程和处理当事人实体问题的载体,笔者积极倡导应将刑事判决书及时而不加修饰地在网上发布,这不仅符合审判公开的原则而且也符合司法公开、公平、公正的理念,"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刑事判决书关系当事人的重大利益,是高高在上的法律与民众之间最重要的沟通媒介,人们可以通过上网这种现代化的获知信息的便捷方式来了解判决书内容,使得司法更透明,更亲民,也更有利维护司法的权威。针对现在国内判决书现状,判决书上网的必要性及判决书上网的具体操作谈谈看法。     

社区矫正研究中价值中立与价值介入之间的必要张力

在监外执行犯的社区矫正实践中,价值介入是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的重要价值出发点。同时,如何在客观立场上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又需要从价值中立,即客观公正立场去开展工作。本文运用迪尔凯姆社会研究方法理论,探讨了在社会公正立场与改造罪犯之间如何保持价值取向的理论问题。      

论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以公正、效率为视角

公正与效率既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刑事诉讼相关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而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对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为视角,通过对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与公正、效率价值目标关系的分析,指出了我国目前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在实现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确立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提出了一些设想。     

刑事二审“全面审查原则”的理性反思

设立审判程序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发现案件真相,更在于对发生在控辩双方之 间的争端做出一个权威的结论。二审程序存在的合理根据在于为控辩双方再次提供法律救济 的机会。如果二审法院可以无视诉争的范围,而机械地进行貌似公允的全面审查,不仅有悖司 法审判权运作的基本规律和诉讼程序的安定性,最终也将造成诉讼拖延和诉讼效率的下降。 二审法院的审查范围一般应限制在争端双方上诉或抗诉的理由上。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刑法基础

中国近年的刑事诉讼改革顺应国际社会刑事诉讼改革的简易化趋势,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基础上新增了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这是刑罚宽缓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刑法在实体上将犯罪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刑事诉讼法就相应地对其适用繁简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普通程序追求权利保障,速决程序讲求司法效率,围绕着不同的价值圆心,刑事诉讼在公正的基础上追求效率和简易,将刑事案件根据犯罪性质与量刑轻重分别归入不同的程序入口。轻罪与重罪的明确划分,体现了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分流;轻罪与轻微犯罪的明确划分,体现了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的分流。在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同时适用的轻微犯罪中,速裁程序应优先适用;在综合全案情况不宜采用速裁程序时,再考虑变更适用相对较重的简易程序,这就确立了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的正确顺位关系。     

略论刑事审判定案证据

刑事审判中的定案证据,不仅具有诉讼证据的一般特征,而且有其自身的构成标准和特征。即有罪案件定案证据必须具有充要性;在其他情况下,定案证据具有质的单一性、结论唯一性、终结性、有限可复验性以及定案证据体系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并且在一审程序、简易程序和各种救济、复核程序中,定案证据各自存在特殊性,定案证据与法官的自由心证存在一致性和冲突。     

论我国刑法中犯罪定量的合理性及其模式

犯罪定量是中外刑法研究的共性模式。在我国刑法中质量互变规律是犯罪定量因素存在的认识论前提;刑法的谦抑性是犯罪定量的价值基础;＂二元的制裁模式＂是犯罪定量的现实政治基础;重刑主义传统影响下的法不责众的法文化心理是犯罪定量的现实文化基础。一些学者提出我国的犯罪定量模式是＂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的看法,并没有较好地反映我国犯罪定量的真实场景。＂立法定性与定量＋司法定量＂才是我国犯罪定量的真实模式,这种立法定量与司法定量的混合模式更具有中国语境中制度上的契合性和实践上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