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制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研究——基于LT-TVP-VAR模型的高维运算应用

基于带有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LT-TVP-VAR)模型,创新性地运用高维计算优势,从供给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不同时期中国税制结构对供给要素的时变影响效应,探索税制结构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研究发现:税制结构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劳动力水平产生了正向影响,对技术进步产生了负向影响;在不同时期,税制结构对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水平的作用效果较强,而对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较弱;税制结构只能引起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短期波动,并未产生长期作用,而对劳动力水平在短期和长期内均产生一定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为政府相关部门合理优化税制结构提供经验依据。     

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我国在1987～2005年期间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包括产业结构、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与制度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三大因素,劳动力因素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从而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处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渡阶段,从而为有关方面关于政策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     

浙江城市化与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理论研究表明：城市,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中心地,具有显著的“洼地效应”,即“城市引力场”效应。一个城市尤如一个巨大磁场,通过它的“磁力线”向外放射出强烈的磁力,吸引着周边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等经济要素。正如我们看到的事实,拥有更高人力资本的人们总是流动迁移到他们认为增长更快的城市,实证分析又证明人力资本丰富的城市发展更快。这是因为拥有更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城市能更多地享受知识外溢的好处,人力资本能够通过提高一个城市吸收现有思想、创新及适应经济环境的能力,从而实现更快地成长…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匹配及其效率影响

 关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匹配与协调,现有研究大多处于定性分析或局部的经验观察。本文在系统解析两者的匹配协调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借鉴物理学中“耦合协调”的理论,测算了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两种要素之间的匹配协调度,并考察了这种匹配协调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匹配协调对经济效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十分稳健。因此,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有效积累,不仅仅是两者数量上的增加,同时还要关注两者在数量和结构上的匹配和均衡。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

Azariadis和Drazen(1990)的人力资本门槛外部性理论研究发现,引入人力资本后两部门增长模型存在多重稳态均衡,人力资本积累跨越某一门槛值后经济体进入新的平衡增长路径.然而,现有实证研究多聚焦于人力资本对FDI等单一影响的门槛效应的存在性,在经济增长框架下讨论中国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1996-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估计了人力资本门槛值,并考察了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对物质资本、FDI以及人力资本等要素回报率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的门槛效应确实显著存在,以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的门槛值达到9.75年,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后物质资本和FDI回报率均大幅提高.     

江苏省经济增长因素研究:计量模型及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C-D函数,在传统的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因素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化和产业结构两个制度因素,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对影响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支撑江苏省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双推动以及制度释放的结论,并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对保持江苏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出了一些建议。     

人力资本会计新模式的构建

一 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和根本要素.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远远高于投资于物力资本,而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能的提高以及决策能力的增强,又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土地资源与城市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分析

土地资源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要素。首先,将土地资源内生化,构建经济增长的CES生产函数,运用动态优化理论讨论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资源、资本和技术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动态增长关系。然后以中国2000-2012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将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分为经济产出、产业结构、城市化和工业化四个方面,构建土地资源利用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联立方程组,实证分析土地利用和城市经济系统中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提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基于主成分回归的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中国1978～2010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样本数据,通过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测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各因素的产出弹性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贡献率。得出以下结论:技术进步、资本投入、产业结构调整、人力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劳动力投入、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结果,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本文从提高资本利用率、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加大科技投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推进制度创新等角度提出保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快速增长的对策和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估算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采用索洛余值法对1978~200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素投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发现资本和技术是兵团经济最主要的增长源,兵团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相对滞后.建议兵团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也要优化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提升全要素贡献率,从而促进兵团经济待续、健康发展。     

城市化的经济发展效应——基于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分析视角

基于城市化经济运行理论,创新性地将城市化划分为"城"、"市"、"城市化"三个层次,并分别构建这三个层次的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测度模型和空间溢出效应测度模型;借助于面板数据和空间面板数据的经济计量学分析方法,分别测度2001—2010年期间,中国35座副省级以上城市的城市化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每个层次下各指标的这两种经济发展效应各不相同,城市化空间溢出效应多为"被动传导型",故应充分认识各城市化层次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差异性,从中把握城市化经济发展效应的真实发挥状况,找到提升城市化效率的针对性途径,促进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带动城市协同发展。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通过泰尔指数的测算发现,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水平9年间几乎没有变化,然而各地区的行业收入差距变化差异较大,发达省份的行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欠发达省份的差距持续缩小,全国的平静掩盖了各省行业收入差距变化较大的事实,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各地区的行业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违背了"库兹涅兹倒U型假说"。基于30个省份19个行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分析各地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各地经济增长与行业收入差距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互为因果的。     

中国政治型交易费用的规模测算与成因分解 —— 一个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作为交易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政治型交易费用在体制转型时期呈逐步上升趋势。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其成因进行分解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差距对政治型交易费用有着正的边际效应，城市化率和市场化水平对政治型交易费用有着负的边际效应。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型交易费用比重扩大不可避免，所以要从提高城市化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入手限制交易费用的过快增长。     

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与城镇化效率

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由以城镇化率增长为主的传统城镇化迈入以质量提升为主的新型城镇化,而城镇化效率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综合指标。本文从产业和空间两个维度构建了我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对城镇化效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与产业间结构的服务化调整相比,产业内各行业生产率增长才是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主要来源,并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在省域空间范围内,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更有利于城镇化效率改善,但这一影响效应伴随着城镇化率提高和城市规模扩大而变弱。本文蕴含的重要政策启示是,当前我国应将城镇化效率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考量目标,并以生产率增长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方向,尤其是在城镇化程度和城市规模均不高的情况下,慎重采用服务业对工业的“腾龙换鸟”或“退二进三”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拐点判定及其增长效应

本文利用1992-2012年我国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城市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以及城乡消费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城市化是引致城乡消费差距变动的核心变量,且城市化导致中国的城乡消费差距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趋势,“倒U型”拐点大致发生在2003年,东部地区城乡消费差距的“倒U型”趋势显著于中西部地区。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的城乡消费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城乡消费差距拉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效应,且这种负面效应在东部要比中西部表现得更为显著。可见,我国的城市化、城乡消费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依次影响的关系,且这种影响关系具有时段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     

城市化与中国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从外需增长转向内需增长,而内需增长的核心是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上的,城市化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引擎。为反映城市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1978—2010年期间不同发展阶段的东中西区域城市化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与效应。研究发现: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三个样本,城市化水平对各省碳排放均为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阶段城市化的推进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但这种正相关的关系并不显著,因城市化的进程会引起环境问题,进一步的城市化则慢慢消除了环境问题;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与碳排放、碳强度与碳排放的关系显著为正。鉴此,减排的重点在于降低碳强度,并可通过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的变迁减少碳排放。     

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87-2006年间省级面板数据而设定面板协整模型,以此揭示我国城市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研究发现在1987-2006年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阶段波动性,且呈扩大的趋势;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城乡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面板协整关系,总体看来,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但这两种效应均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本文的结论说明,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因地制宜,有利于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变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新经济增长点选择研究

针对现阶段新经济增长点选择模型无法区分“已有的”增长点与“新的”增长点的问题,使用支持向量机挖掘新经济增长点的潜在性.研究显示:陕西省2010年38个工业行业可划分为“新经济增长点”与“非新经济增长点”两类,新经济增长点一类中前十位行业与陕西省“十二五”规划中的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发展相一致,可见支持向量机在新经济增长点选择中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基于SVAR模型的碳排放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省际经济体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对于国家一级碳排放目标的分散控制和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能源、经济、社会和环境一体化分析框架基础上,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湖北省1980—2008年的时序数据建立了碳排放量与影响因素关系的实证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探索影响系数大小和时期变化规律。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湖北省碳排放量具有正向影响,能源效率则具有抑制作用,人口发展、能源价格和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变化受自身冲击影响逐渐递减,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和能源效率对湖北碳排放量波动的贡献由弱增强。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技术和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等都将成为湖北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核心内容。     

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及其增长效益的测度分析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和源泉。本文通过对Feder非均衡经济增长模型的拓展，建立了一个可同时测度经济结构变化的增长效益和投资数量及其效率的增长效益的非均衡计量经济模型。模型的分析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交互作用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变动对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模型的分析也表明，投资建设中的浪费和资本使用效率的低下，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GDP的增长，更应该关注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