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     

解读大观园:透视红学与20世纪文化思潮

在红学的诸多问题中,大观园的问题一直在红学史上备受关注,各种红学流 派、方法都不能回避大观园的问题。而对大观园的关注本身,已蕴含着特定时代的文化价 值观念。红学史上关于大观园的各种解读,与２０世纪文化思潮息息相关。     

21世纪红学走向臆测─-回归本体

21世纪的红学走向,是要在明确红学研究的共同旨归,把《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小说艺术推向新的时代高度,实现对《红楼梦》的超越与升华的前提下,着重于现念的转变与思维方式的更新,以现代观念重新审视红学,做出契合现代人观念、沟通现代人心灵的新探索,由脱离本体的孤立"红外线"热闹纷争中,回归本体,着力于文本意义的诠释,关注当代文学创作情况,特别要联系当代文学的力作与《红楼梦》的关系,进行比较对照。激活当前文学创作,实现对《红楼梦》的继承发扬、超越升华,即便是考证、索隐也要以现代思维方式关注红学的共同旨归,把自己的研究纳入红学的共同旨归从本体意义的诠释中寻求新的突破点,寻求新的发现,形成多种研究视域、多种研究方法的交流互补,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创新。     

论俞平伯红学观念的嬗变

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本世纪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他临终前给我们留下的遗言，明显意味着其晚年的红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变化。认真思考一下俞先生红学观念嬗变的轨迹，对于促进跨世纪红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标志着新红学派的正式确立。从表面上看，胡适的考证似乎是在与索隐派的论争中展开的，其实质却是解决《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他主要通过对程高百二十回全壁本的分割解剖，径直得出“一个版本两个作者”的基本结论；又进而通…     

当代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和“路向”问题——与余英时先生、杨光汉同志讨论

<正> 一九五四年的“批俞运动”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在当代红学史上仍然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问题。因为,一方面,“批俞运动”和尔后七十年代的“评红热”,客观上存在着继承发展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实质至今仍未得到阐明,也未被红学理论工作者所承认。另一方面,从“批俞运动”到“评红热”,究竟是作为学术的、以《红楼梦》本体研究为重点的红学本身的革命发展呢,还是一种并非红学本身发展的外来政治干预性的“革命的红学”(借用余英时先生提法,详下文)?也是一个在实质上至今尚未得到     

1954年的红学风景线--读孙玉明著《红学:1954》

不管怎样高估1954年之于红学研究的意义都不算过分.这一年,意味20世纪初诞生的"新红学"的衰落与式微,意味着红学研究将再次与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变与脱胎换骨结盟,意味着<红楼梦>研究的重大历史转折--一种全新观念与方法的粉墨登场.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又有多少学术人物经历悲欢离合和命运沉浮,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历史风云,沧桑巨变,阅罢孙玉明先生的<红学:1954>[1]不能不令人感叹唏嘘.     

集诸家之评成一家之言的《红楼梦评点研究》

在红学研究领域,门派林立,成员繁杂,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在众多的新论中,刘继保先生的《红楼梦评点研究》是一部富有新意和学术价值的红学专著,显示出当前红学研究产生了一种向红学评点学捩转的倾向。这一新的转向,是红学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红学生命力之根本所在。应当给以足够的重视。     

索隐红学、探佚红学与文学创作

文学想象是索隐红学、探佚红学与文学创作的相通之处,是索隐红学和探佚红学的生命源泉。"拟真"是索隐红学、探佚红学和历史文学相同的美学追求。     

从俞平伯晚年自省和“李希凡自述”想到的(之三)——回应俞平伯晚年的红学研究反思

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自省是真实可信的,应引起红学界高度重视,他的红学研究思想的重大变化同1954年那场对他的批评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对当年那场"批俞评红"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只讲负面问题,全面否定其正确性和必要性。现在红学研究的一些乱象正是当年批判过了的错误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的泛滥。这种泛滥同对当年的全盘否定不无关系。     

百年红学发展演变的“草蛇灰线”——《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价值略论

《红楼梦》研究的“稀见资料”，是红学长河中曾经激生的小浪花，也是百年红学发展演变的“草蛇灰线”。索隐，考据，文艺批评，尊曹尊高之辩，探佚原稿之初，皆有所反映。其中篇幅最多者是文学批评方面。因没有以版本和作者考证为基础，多囿于一百二十回为“整体”观念的“爱情悲剧”一类，但在一些具体的感悟上，也有精彩之处。     

1998～2003年《马氏文通》研究综述

1998年是<马氏文通>发表100周年,5年来共有140余篇文章就<马氏文通>的历史贡献、<马氏文通>的语言观和语法思想、<马氏文通>的词类研究、<马氏文通>的句法理论、<马氏文通>的研究方法、<马氏文通>的作者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     

略论佛教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对传统儒道文化的批判过程;但是,由于受到汉语语言及其传统文化体系的广泛影响,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也是受到了儒道文化在思维取向上的深刻影响。     

明清词学中的正变批评观

宋词的正变,在明清词学史争论异常激烈,大致有两派:一持正变观,或言风格流派,或言时代先后;一反正变观,或以本色当行论之,或对南北宋词平视。     

解放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解放思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应有之义，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一大法宝，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没有解放思想，也就不会有科学发展观这一新成果。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对于深入理解解放思想的意义以及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于分段函数在分界点处的导数问题

文献[1]解决了绝对值函数的求导问题,本文将它推广到更一般、更普遍的分段函数的情形。在所证明的两个引理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分段函数在界点处一阶导数存在的充要条件及其推论。     

关于赋予我国判例拘束力的定位分析

先例判决制度的施行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判例定位问题的重新思考。尽管理论界对把判例制度引入我国 ,并将判例作为我国法律渊源之一的讨论已有十余年 ,但真正以制度的形式赋予判例拘束力这还是第一次。本文通过考察先例判决制度在我国的施行状况 ,比较两大法系国家判例拘束力的法律定位 ,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 ,分析并提出了赋予我国判例拘束力的现实途径     

沉浮在精英与大众之间——楹联习俗传承的特征与当代变迁

楹联习俗是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从周秦时代至今,它在中华民族中保持着较好的传承。传承过程中,精英与大众都成为传承者,并且呈现出活态的张力。这二者之间的互动,仍是当下值得重视的课题。     

立陶宛《能源法》及其对我国能源立法的启示

我国在能源法治建设方面相对滞后,在《能源法》起草过程中广泛借鉴和合理移植国外先进和有益的立法经验已经成为共识。虽然立陶宛在能源和能源资源状况以及能源产业和能源消费结构方面与我国差异明显,但2002年立陶宛《能源法》在处理能源领域基本法与特别法关系以及若干具体制度方面仍然对我国《能源法》的起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在新世纪的新发展

在国际共运史上,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回归,同时还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江泽民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认识的深化,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自足与互助：以环境法典为中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理念科学、视野宏大的理论体系.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构建具有自足性:在理论创新层面,汲取以"儒释道"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髓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和法治观;在问题应对层面,破解当下"四大赤字"危机并提出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核心的中国方案;在全球视野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未来全球伦理观.其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功能表达具有互助性:二者互为价值观指引、互为方法论支撑,并共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在形式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理思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实质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体系性、系统性、整体性方法和"生命共同体"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环境法典不仅通过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实现环境法典形式外观的体系性、结构内容的开放性、逻辑关联的自恰性,还通过"总则+分则"的立法技术支撑实现制度编排的合理性、程序运转的流畅性、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环境法典是最优承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