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兼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

(一) 第一期卜辞有“■”字,也作“■”,在偏旁中或省作“口”,它是“■”(說文訛作雝,隶变作雍)的原始字;第一期卜辞有“吕”字,它是說文“呂”字的初文。后来“■”字在偏旁中多变作“吕”,与“呂”字的初文混淆不分,学者往往莫之能辨,今列四証以明之。卜辞中的“■”字多作为祭名的“■”字用,如“氏■眔奠”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略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区別——八论生产力性质

在拙作“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推动和生产力的相对独立增长”(七論生产力性质)一文中,同王振民先生初步討論了几个問題,意有未尽。特再写本文,同王先生进一步商量。日后还要繼續請教(如談談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王振民先生在“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証关系”一文中,提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区別問題。他因为看到我主張生产力有社会属性,古道热腸地给了我一陣富于辯証法意味的批評,指責我“从根本上混淆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     

批判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

馬寅初先生在不久前出版了“我的經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他自認为这本著作“是根据辯証唯物論写出来的”。我們認为确有必要來分析一下他所贩卖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貨色,是辯証唯物主义的了还是唯心主义的了是馬列主义的?还是反馬列主义的? 在这篇短文中,只就他的所謂“团团轉”的理論,进行一些批判。由于馬先生的“团团轉”理論,不仅是方法論,而且是作为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作为綜合平衡的“理論基础”,因而在这里也联系到综合平衡理論来进行分析批判。 馬寅初先生在这本書的开头就說明他的“团团轉”的“联系”: “唯物辯証法和毛主席的矛盾論告訴我們宇宙內的事事物物都有內在联系,都不是孤立的。譬如有甲乙丙丁戍己庚辛壬癸十个环节于此,各     

孔子“三畏”释诂

《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杨伯峻《论语译注》将“畏”字译注为“害怕”,未能准确地揭示孔子言论的内涵。实际上,上古“畏”字除表“惧怕”之外,还可表“敬畏”、“敬服”。《广雅·释诂》:“畏,敬也”,《坛韵》:“畏,心服也”。《后汉书·梁统列传》“吏人畏爱之”,同书《孝明八王列传》作“吏人敬爱之”。《汉书·孔光传》引《诗经·周颂·我将》“畏天之威”,颜师古注为“敬天之威”。“畏”常常与“敬”连文,如《管子·明法解》“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史记·鲁周公世家》“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我们认为,上引《季     

召禹鼎考释

召禹鼎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在陕西岐山县之任家村(距法门寺五里)出土。其文献价值似同子盂鼎、毛公鼎等器物。五一年徐某献給政府后,西北大学陈进宜先生曾亲摹拓本并与侯外廬先生商榷十余次而作“禹鼎考釋”(載光明日报五一年七月七日“学术”第四十期)并注明其中所引“武公”当为“卫武公”。后郭沫若先生亦从其拓本略为改正补充,并加以标点,作“禹鼎跋”(見仝上)确定此鼎与不(?)簋、噩侯鼎、敔簋等器同属于周历王之世。而此鼎銘文又与宋人薛尚功所录之“穆公鼎”銘文相同,故知为一人之器物,而薛氏釋“穆公”为“秦穆公”。張筱衡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十月所撰此之,与以上諾家釋文有所出入: 一、第一行“穆公”薛氏釋为秦穆公,而此文釋为召穆公,即召虎,召公奭之后,禹之祖。二、第二行第九字、諸家均釋为“武”,而此文釋作“趋”即桓公、禹之父、穆公之子。三、噩侯即申侯,周宣王之元舅、幽王申后之祖。四、第十一行倒数第二、三字薛氏作“寿子”而此文釋为“寿父”作人名,即郑伯友,幽王亲叔,忠于王室者。五、第十二行倒数第一字薛氏作“爵”郭作“肆”而此文釋为虢,即虢武公,虢石父,褒姒之党羽。六、所纪战役系“竹書記年”所載幽王十年“王师伐申”之役。七、因确定此鼎当铸于周幽王十年(公元前七七二年)。其考釋方法,系以文字証史实,以史实証文字,并通之以古音古义,旁徵方言,自成一說,現在刊登出来,以供研究古史、地者参考討論。     

关于典型的共性问题

典型,是充分共性和鮮明独特个性的高度統一,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那充分共性只有通过鮮明独特的个性表現出来,才是典型。那么典型中的“共性”,包含什么內容呢?吳調公先生認为“典型的共性不等于阶級性”,阶級性仅仅是“共性的主要內容”?胰凑J为,在阶级社会里,典型的共性,就是它的阶級性。除了阶級性之外,绝没有什么純粹的个性,或超阶級的人性,或者民族同性或国民共性等等。周天先生在《典型——阶级性与个性之辯証统一》一文中,对共性即阶级性这一論点,作了較好的論述。并批評了超阶級的个性論。周天先生說:“在生活中,純粹的个性是沒有的……个性只是     

论根据与条件

根据与条件是唯物辯証法的一对关于因果性的范疇。对一定对象来說,所謂根据,就是它之所以存在、变化的根本原因;所谓条件,就是指的制約着它的存在、影响着它的变化的各个因素。在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中,在我們的大跃进中,我們經常地要遇到有关根据与条件的問題。提指标,要考虑根据;訂措施,是为了创設条件。我們对于自己所担負的每项工作,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認識它是“什么”,而且要認識它的“为什么”——为什么应該这样作而不应該那样作?为什么这样作了做多快好省,那样作了便少慢差費?要答复这个“为什么”的問題,便必須說明因果关系,也就是必須理解自己的工作任务的根据和条件。不过本文不打算涉及根据和条件这一对范疇的各个方面,而只想从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论来說明一下:(一)唯物辯証法关于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說是同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根本对立的;(二)既要全面地分析条件来把握根据,又要根据客观规律来創設条件。这两个論点,我以为,对于我們每一个同志都是有迫切的現实意义的。     

論“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及其相关問題——对朱光潛先生美学近著的几点质疑

朱光潛先生发表在《新建設》1960年4月号的“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一文,副标題曰“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踐观点”,他說列宁的反映論还不足以完全解决美学根本問題,尚須加上馬克思論艺术时所持的、与“社会意識形态的观点”相并行或相結合着的,“生产实踐的观点”那一論点的补充論証。其中关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的解釋,又是他在“美学研究些什么?怎样研究美学?”一文相关部分的进一步发揮。全文处处引証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为依据,不少地方把問題談得相当深入,值得特别重视。但他关于美的基本看法,在这一篇里虽未明言,在前一篇里却依然坚持“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統一”(加了“辯証的”三字),“純粹主观的美与純粹客观的美,都不存在”。正如(?)仪同志所指出的,他仍是保持着旧观点,只是作了新說明。朱先生这篇文章的內容很丰富,涉及不少美学根本問题。其中有些見解,并非都是錯誤的,甚至很精辟,本文不一一分析。只拟圍繞何謂“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及其附带有关諸問題,試提几点质疑,向朱先生和致力于美学研究的同志們求教。     

我写的第一篇论文

我小时在书房除努力读书外,对用功不甚开窍,祖父因为时代变了,知道子孙中举当官无望,只望将来识字能混饭吃,所以督课不严,什么“绍箕裘”、“衍书香”已付之望外。我“五经四书”读完,下笔作文只是作钞胥,偶写一篇稍像样就是《论曹操》,祖父见之喜为加墨。 19岁出书房,从师宜雨苍先生(铎),第一篇论文题目是;“日本变法而强,吾国变法而弱,其故安     

两汉三国的“夷兵”

唐长孺先生在“晉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質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統治”一文中,为了說明边境各族与魏晉統治者之間存在着种族的与阶級的矛盾,曾经对魏晉统治者利用各族人民补充兵源、扩大軍队的情况作了論証;并且指出:以內迁各族为兵,兩汉时已然,不过到了三国时由于人口的减少,更进了一步。本文想把这一问题从西汉谈到三国,而着重在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与湯志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在《大同书》題詞中,自称他在光緒十年(1884年)“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湯志鈞同志对此持有异議,认为这是康有为倒塡年月,以表示他著此书时“一无剿袭,一无依傍”。为此,湯志鈞同志作了一番考証,証明《大同书》成书于1901-1902年,前此无此书的草稿存在。这些考証,对于《大同书》的深入研究,的确有所帮助,但是在方法上却值得商榷。     

評党晴梵先生“先秦思想史論略”一书

党晴梵先生著“先秦思想史論略”(下簡称“論略”)是1959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在“导言”中表明欢迎讀者的批評,所以我們提出一些讀后的意見,用資商榷。以古文字的考証方法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党先生是古文字学家,在“論略”全書里,用古文字的考証方法来解释事物、制度和哲学名詞的地方,真是触目皆是。我們認为,如果过分运用古文字的考証方法来分析思想史的     

卜辞所见龙人及相关国族研究

卜辞所见龙人及相关国族研究彭邦炯一、甲骨文中的龙（今简化作龙）与龙方１、龙字６９认定甲骨文的龙字，与金文龙字形同或极近，我们只要和《龙毋尊》等铜器铭中的龙字比较，也就匆庸怀疑了。《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春秋登天，秋分而...     

金文“标准器断代法”考论

早期从事金文断代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吴其昌和郭沫若.通过吴其昌与郭沫若金文断代方法的比较,可知二人所用方法判然有别:吴其昌使用的是“历朔断代法”,郭沫若使用的是“标准器断代法”.金文“标准器断代法”由郭沫若提出并加以成功实践,这种方法在今天的金文断代研究中仍有参考价值.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标准器断代法”由吴其昌提出,是没有深究郭、吴二家研究方法的差别,也就是没有分清“标准器断代法”与“历朔断代法”的不同.     

燕·辽东·古朝鲜

燕国是周初分封的一个侯国.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与周天子同姓,姓姬氏,周武王讨灭商纣王以后,封召公于北燕.燕国建都于蓟,即今北京市.燕国起初是比较弱小的,它“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由于燕国处于这种特殊地位,它就比较重视向东北发展.许多考古资料证明,燕国的势力一开始就向承德、凌源、宁城、喀左并沿大凌河到朝阳、北票这一辽阔领域延展.1955年辽宁凌源县马厂沟的农民在耕地时得一青铜器“匽侯盂”,其铭文日:“匽医(侯)乍(作)(?)盂.”燕,在西周春秋金文上都作“匽”,战国金文则作“郾”.“(?)”即“锛”字,同“(?)”,读ben,蒸饭的意思.“盂”就是一种蒸饭的器具.顾颉刚先生在《三监的结局》(见《文史》1988年第一期)一文中评价说:“这器虽小,这铭虽短,而它的历史意义却长.”陈梦家在《西周铜器     

为“子畏于匡”求确解

“子畏于匡”在《论语》的《子罕》《先进》篇中凡两见。目前,对它的解释还有争议,关键就在这“畏”字上。《<论语>“畏”字正解》(本刊1986年第5期)否定了把“畏”作为“畏惧”的解释,另外提出看法,以为畏围音近,“畏”乃“围”之假,因断言“子畏于匡”之意就是孔子被围于匡。不过细究起来,这种说法也有毛病。因为音近的字固可相假,但并非所有音近的都可照此办理,事实上以畏假为围的却无例可循,所以作如是主张,理由就不充分了。虽然后来的书、记多以孔子被围论述此事,实是就事而言,而非论字,均不足作畏通围之证。畏字当系“威”字之假。畏威通假,由来已久。就周金言,“畏天畏”(《盂鼎》),第二个畏字即成威字。“敃(愍)天疾畏”,“(歹夙)(夙)夕敬念王畏不暘(扬)”(《毛公鼎》),均见《三代吉金文存》卷4,两个畏字都是“威”之假。而《尚书》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天畏棐忱”(《康诰》),“惟天明畏”(《多士》)等都是,因之说畏是威之假是蛮有理由的。但是其意为何?这就要看威字的意义了。“威”是个多义字,其中有一种是以强力为特征的,包含压迫、威胁、侵犯、袭     

谈引证

在許多刊物和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各种引証,不仅現代出版的作品有引証,就是古代的作品也有引証;不仅我国的著作有引証,就是外国的著作也有引証。可見,引証乃是一种普遍現象。为什么古今中外的著作家,在它著書立說的时候,总常常要引証前人和別人的見解呢?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一、发表自己的見解,势必要与具有不同見解的人辯駁,为要說明自己的理由何以对,又要指出爭論的对方何以錯,就必須把对方的論点摘引下来,引証它,反駁它。二、对別人的論点表示贊同,并进行闡述和发揮,也必須摘引別人的論点。三、引証別人的各种資料,以作为旁証。如果上面所說的几点,确是产生引証的原因所在,那么,只要有不同的見解存在,只要学术上的問題需要闡述和发揮,只要各人所接触的材料还受     

答吳大琨先生

为了節省篇幅,我对于吳大琨先生的批評,暫时只作如下的答复(至于吳文中所說的与我前文无关的話,也有許多是錯的,姑且从略): 1.吳先生主張人們由于使用金屬工具才逐步進入奴隸社会,这是对的,但他引用斯大林同志在“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中所說的“金屬工具”四字,以为包括銅器与鉄器而言,这是不够全面的!因为斯大林同志在这本書里所說的各种社会的生產力主要都是指的典型狀况借以作为范例     

关于日本水户的朱舜水遗迹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从东京到仙台途中的驿站,他只记住了两个,除了一个日暮里之外,“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据许寿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中回忆:鲁迅“有一次,从仙台回东京,为的要去瞻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遗迹,忽然中途在水户下车了。鲁迅说水户是“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其实不确;水户的朱舜水遗迹为何,许寿裳也未言明。据朱舜水的日本弟子安积觉所撰《明故征君文恭先生碑阴》一文的记载,朱舜水是死在“江户驹笼之第”。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东京第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