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从《摩罗诗力说》谈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意义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期最重要的一篇文艺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鲁迅所阐述的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家的责任,文艺的特点等基本观点既是这篇论文的核心,也是鲁迅整个文艺思想的核心。对鲁迅毕生的创作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他在一九三三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的:“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文艺“为人生”这个观点正是最早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来的。鲁迅写道:“文章之作用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故文章之于人     

鲁迅先生与儿童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鲁迅先生最全面最正确的评价.鲁迅处在黑暗如磐的旧中国,他用他的匕首投枪似的笔,揭露着鞭挞着陈腐的反动的东西,召唤着新生的革命的未来.对于儿童的爱,他正象其他革命家一样,倾注着宝贵的心血.他声称,他做小说的目的,是“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读《我的失恋》

《我的失恋》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唯一的以纯粹诗的形式出现的一篇杰作。它最初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的《语丝》周刊第四期上。当时,有些青年不是积极地投身于方兴未艾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浪潮,而是沉溺于个人恋爱的狭小天地里。他们把恋爱看得至高无上,重于一切,似乎失恋就失去了生命。他们一旦失恋,就大作起“啊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无聊的失恋诗来。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九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所要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     

鲁迅小说人物的性格四维结构

一 1929年七月鲁迅为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写了《小引》,指出小说描写主角“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革命——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又说:“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药》的结尾

鲁迅小说《药》的结尾部分,过去颇有些不同理解,发生过几次争论。这一部分确然是难点所在,其难解之处且亦不限于曾经引起论争的地方。我想谈一些看法,或述个人意见,或依违于各家之说;但是,凡涉及有争议之处,不一一辨析,以省篇幅。谬误恐亦不免,尚俟指正。《药》作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五四”运动的前夜。这是鲁迅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对辛亥革命进行形象性批判的第一篇小说。全篇共四个部分,用明暗两条线索发展故事。明线是沿着“买‘药’——吃‘药’——谈‘药’——‘药’效”显示的,暗线是沿着“血的买卖——血的服用——血的议论——血的效果”展开的。两线时时交织,交织点就在人血馒头     

祝宇红《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疑与析

祝宇红的《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一文多有失判。该文认为“在个人主义的问题上,张爱玲的小说对鲁迅的小说就颇有所呼应”,这点并无依据。该文认为《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源于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这是祝宇红和当前不少学者对鲁迅《祝福》的误读。该文对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与政治关系的判断尤其牵强,因为张爱玲的政治观察和个人主义诉求一脉相承,不存在任何“拷问”情形。自恋、自欺和虚无不全是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扭曲变态心理,自恋和自欺本是一般国民心理,虚无也多源于中西文学传统。要言之,祝宇红对“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话题的研究不得要领。     

论沈从文对人的性爱世界的解剖

早在本世纪30年代，沈从文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的时候曾经指出：“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声称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现在，有足够资料表明，沈从文在20年代进入北京后曾接触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他从周作人那里接受了性心理学的观点；曾拜读过张东荪的《精神分析学ABC》；还从施蛰存、废名等人的小说中领略了西方心理学的魅力……[2]后来，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大胆而深刻地解剖了人的性爱…     

鲁迅微型小说刍议

鲁迅对我国古代小说作过深刻的研究,写了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他有独特的卓见,指出:“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他借鉴了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溶中西艺术为一炉,创作出许多不朽的艺术瑰品。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把《隋志》、《旧唐书》等属于史部的杂史也归入到小说类。     

吹响进军号角 奏起动地凯歌——鲁迅先生《哈哈爱兮爱乎爱乎》歌词诠译

鲁迅诗歌《哈哈爱兮爱乎爱乎》四章,见于《铸剑》这篇小说里。鲁迅先生于1926年9月4日,从北京来厦门。他在《自传》里说:“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滢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引起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和喜爱的俄国作家。他的小说基本上都译成了中文,其中大部分有两种以上中译本。一些最优秀的作品,则有多种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作为“为人生”的作品受到我国文学界重视的。正如鲁迅1932年在他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的前记中所说:“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这一种思想,在大约20年前即与中     

论《鸭的喜剧》

鲁迅的小说,一开始就以“格式的特别”使入耳目一新。这“特别”,首先当然是与习见的旧小说迥然不同;另一方面,这些小说本身的“格式”也是多样的。正如茅盾所说:“《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鲁迅不愧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总是能为自己作品的思想内容找到最和谐的表现形式。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平民化人物形象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鲁迅小说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和论述提出中心论点:“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平民化特征,在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出了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识形态”,本文通过小说中平民化的人物形象,分析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中悲剧性的生活,为文中打下一个论述的背景,然后重点对小说中具体人物形象与精神立意进行论述。     

明清演义小说理论概说

鲁迅曾指出:“宋人之‘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其中讲史之影响更大,并且从明清到现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明、清两代的历史演义小说,自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获得成功之后,许多文人竞相仿效,“其浩瀚几于正史分签并架”。在演义小说蜂起的同时,明清文人在小说序跋、评点文字和笔记之中,对演义小说进行了理论性的阐述和总结,成为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一端,有虚构事实者,亦有踵事增华者”,演义小说作为整个古代小说中     

《阿Q正传》:“为人生”的艺术杰作

鲁迅是主张“为人生”而进行文学创作的。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自述里,他讲到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指导思想时说: “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     

人性之美的张扬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

人性之美的张扬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章绍嗣在沈从文的作品组合中，最有特色最有成就的是他一往情深创作的“湘西小说”。这个小说世界的基石是：人性。沈从文曾经这样说过：“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     

沈从文笔下的“人间仙境”──《边城》

在走入《边城》这个人间仙境之前我们有必要谈一谈沈从文的文学观。沈从文是京派小说作家群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而京派文学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艺术之‘神’是人性”。对人性这一方面，沈从文有很深入的思考，他曾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①人性的探寻可以说构成了沈从文小说的全部底蕴。他创造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人物，都是从“人性”轴心向四面幅射开来。但他又认为人性寓于人生（人生包括生活和生命两部分），“生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