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艳情”到“喜”,从世俗至精神———印度古典诗学味论的一个侧影

本文对印度古典诗学味论中的艳情味概念进行了梳理、论证 ,指出它产生的背景文化 ,它在文学及文论中的价值意义 ;揭示艳情作为重要审美因素 ,它的发展及至最高境界喜 ,形成一道清晰的轨迹 ,显现出印度宗教文化哲学及民俗风情的个性风貌 ,更是展示了印度古典诗学味论的一个侧影。     

印度诗学对泰国诗学和文学的影响

泰国文学传统中存续着丰富的印度诗学元素。印度巴利文诗学理论是泰国诗学的本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味论和庄严论。印度诗学的部分原理在泰国被接受并对古典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是基于印、泰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相似性。两国诗学的相异特征则体现了民族审美经验的差异,以及泰民族在吸收异质文化过程中对原创诗学的分解、融合、改造和发展。     

试论《胜宗十句义论》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胜宗十句义论》(以下简称《十句义论》)是古代印度胜论派哲学的重要经典之一。它的篇幅虽不长,但却完整地表述了印度古典胜论中慧月(Candra—mati)一派的哲学体系,历来为各国研究印度哲学史的学者们所重视。本文拟对这一文献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哲学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比古典胜论的另外两部主要典籍——《胜论经》(Vaisesika sutra)及《摄句义法论》(Padarthadharmasamgraha),就《十句义论》的历史地位提出一些看法。     

宋以降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政教之论

宋以降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政教之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诗歌教化功用的论说;二是对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阐说;三是对诗歌政教批评观念的消解。宋以降诗学批评中的政教之论,一方面展开、充实和完善了宋前诗学政教论的内涵;另一方面又对传统诗学政教之论有所反思、有所消弥,两方面相辅相成,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诗学政教之论的对立统一格局。     

元代杨维桢“情性论”诗学研究

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是元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形成与元代独特的经学背景密切相关。元代经学在主体性转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元代诗论的影响表现在哲学化和注重自我两个方面。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对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又综合了魏晋以后的“诗缘情”的艺术观念。杨维桢诗学的美学追求以对人的生命的本性认知为基础,并结合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印度古典诗学的现代主义特质及其中印互补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根据人们心目中所思所想的样子去模仿"的艺术模仿自然的方式,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其核心实质就是一种极端主观主义、极端理想主义、极端精神主义.从这一理论高度出发,可以发现印度古典诗学的现代主义特质主要体现在对极具空灵性质的"味"的执著追求、浓郁的神话意味、浓郁的宗教意味、对"天地空"意象世界的立体创造和浓郁的形式主义意味等五个方面.以抒情文类为基础的中国文论体系与以叙事文类为基础的印度文论体系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中、印在文艺创作和文学观念上的充分吸收和深度融合,必将对21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丈学的发展创造一些新的奇迹.就是说,只有中、西、印三大理论体系的高度融合,才能真正把中国体系的发展引向无限光明的坦途.     

新俄国文论的走向概评--兼论文化诗学的基础构建

新俄罗斯复兴以来,文论界的文化学研究十分盛行,对传统文艺理论的冲击非常明显。俄罗斯文艺学继续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的"文化诗学"的走向。俄罗斯文论家看重和强调文化诗学的宽容性和兼容性。俄罗斯文化诗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跨学科倾向,同时也典型地体现了俄罗斯文论家的人文思维特色。文化诗学不同于文化哲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具有审美意义的文本;文化诗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具有相应的审美形态。文化诗学的构建有赖于比较诗学的发展,而文学翻译和文论翻译又是比较诗学重要和必需的基础。     

唐宋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唐宋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歌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诗气的考察.上述三方面,首次系统地展开了诗气之论,使古典诗气论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与充实.     

五言诗用“语助”论

古人在评注诗文时，将无明确意义的字词称为“语助”。“语助”入诗作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常用技巧，至迟在宋代已经被论诗者所关注。“语助”虽无实义，但通过分析具体诗例，可知其在诗歌中能够起到填充音节、延宕节奏、抑扬语气、丰富诗意层次等作用，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古人使用“语助”时还遵循一定的规律，不同类型的“语助”往往被安排在五言诗句中的特定位置，这与五言诗歌的节奏、结构特点密切相关。探讨“诗用语助”现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虚实相生”在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独特内涵。     

“兴”之梳探

兴是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核心组成。本文全面梳理了古代兴论之繁富史料 ,逐一剖析了各类见解之源起、沿革、内涵及局限 ,进而从文艺审美“自己运动”的高度 ,论证兴是诗歌审美运动及其内在规律系统的一种揭示 ,是由众多概念、范畴、过程、标准及规定性所构成的开放的诗学体系的一个枢纽     

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审美风格论

"厚"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集合中一个偏向于风格论的衍生范畴,它的形成与我国古代传统农耕文明、血缘宗法制度和母权文化潜留均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厚"作为一个反映风格形态的美学范畴,主要表现为一种对含蓄蕴藉、自然醇厚的艺术特征的推崇和追求,折射出华夏民族崇尚温婉柔美的审美倾向,是中国古典美学重要的审美传统之一。     

王弼的阐释学思想与经学玄学化的破坏性误读──兼论儒道诗学的“内道外儒”人格构成

在中国古典阐释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向所引起的经学的玄学化是以王迅为肇事的历史界标的。儒家士人主体“立言”的经典文本在王迅的破坏性读解下开始走向意义的解构。王迅以玄妙的清谈即把先秦两汉多少巨儒封闭在经典文本中的儒家文化世界和儒家诗学世界颠覆得支离破碎，从而引起了一个民族文化形态和诗学理论思维的转型。     

从《仲儿》一剧管窥跋娑戏剧特色

本文以跋娑十三剧中的独幕剧《仲儿》为例,以印度戏剧理论的代表作《舞论》为据,从情节、味、语言等入手简要分析其中所体现的跋娑的戏剧风格。作为早期古典戏剧的代表,跋娑善于对已有材料加工改编,巧于设置情节冲突,营造舞台效果,其语言既有时代特色,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新吠檀多主义哲学——东西方思想的融合

在印度近代宗教改革运动基础上兴起的新吠檀多主义哲学,是印度哲学家在沐浴欧风美雨之后对印度传统吠檀多论予以改造之后的产物.它是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结合的产物,也是印度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概述了这一近代哲学思潮的发展过程,介绍了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学说,分析了这一重要哲学流派的特点.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见证与重要财富,许多学科都对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文化人类学对文化遗产开展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注重整体性。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新古典学派”。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体现出中国学术的原创性。依据文化遗产所处的整体社会情境来看,这些研究分别讨论了城市复兴、县域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区域社会这五种情境下的文化遗产。在未来的文化遗产研究中,可以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化遗产在“传统-现代”转型中的具体实践过程。     

“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悖立与冲突──魏晋“言意之辨”前期学术语境的描述

魏晋“言意之辨”的前期学术语境即是“经”与“道”两种诗学本体论的傅立与冲突。本文把“言”与“意”的冲突归属到两种本体论范畴“经”与“道”的傅立上，认为“言”就是“立言”，即崇尚在儒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经”的范畴上“立言”，“意”就是“立意”，即崇尚在道家诗学命定的终极本体──“道”的范畴上“立意”。在修辞学意义上，“经”与“道”均是超感性的抽象能指，是生命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设定的两个外延最大而内涵最小且具有恒定意义的本体范畴。“经”是一个遮蔽的本体范畴，而“道”是一个敞开的本体范畴。西方古典诗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理论和思维形式上对应于儒家诗学的经学中心主义，而不是道家诗学的体“道”本体论。道家诗学的本体在敞开中没构筑起一个中心主义，因此道家诗学理论的直觉体验没有形成一种封闭而剥夺他者思想自由的权力话语。而儒家诗学的本体论建构者以语言游戏在本体──“经”的范畴上遮蔽了这个世界，在剥夺芸芸众生的意志自由中把思想统治者个人的“唯我自由”写真在本体论的语境表象上。     

吠檀多派的“幻论”与佛教的“空观”比较

吠檀多派和佛教是印度思想史上的两大思想派别。“幻论”和“空观”分别是两派的主流理论。梳理两派中这方面理论的主要内涵和历史发展，比较分析它们的相同处和不同点，对于了解印度哲学的精髓或核心思想，认识东方文化的特色，有积极意义。     

老子之“道”和《薄伽梵歌》中的“原人”比较

《薄伽梵歌》是印度教宗教哲学的圣典，数论和瑜伽是其核心内容；《道德经》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原人”和“道”在这两部经典中是核心概念。本文概括和确定两个概念的丰富内涵，并从本体论性质、本体论的意义及相关的人生论三个角度对两个概念和各自所属思想体系进行比较。所探索的问题和结论，有助于开拓《道德经》文本解读的空间，对进一步揭示以中印古代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内在特质有所启发。     

丹麦梵文研究

早在整整一百九十年以前,汉斯·威斯特(Hans West,1758——1811)就根据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的著名译作发表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的丹麦文译本,从而开辟了通往印度古典文献的宽广道路,当时威斯特在圣·克罗伊克斯(维尔京群岛)的克里斯汀司丹特担任丹麦学校校长。尽管这个译本有明显的不足,但是它和施莱格尔(Fr.Sc-hlegel)的享有盛名的《论印度的语言和智慧》(1808)却最有助于激起人们对于印度文化的一般兴趣和对于梵文研究的特殊兴趣。被新的知识激发出来的那种热情和期望,在文学     

儒家的“群”论

儒家思想文化对“群”进行了形而上的提升，把它规定为人的类本质，并由此出发，阐释了“群”的多方面价值以及向心力培养的重要性。儒家的“群”论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人类学思想，这种思想最早是由荀子作出较为明确阐论的。荀子主要是一个道德人类学的思想代表，他在《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