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遗民世界的黄昏——论顾炎武的悼友诗

结合《日知录》中的诗论解读顾炎武的悼友诗是理解顾炎武诗歌的一个途径。悼友诗作为顾炎武的“私人话语”，契合了他的“学术话语”。前期的悼友诗多叙事，有着诗以存史的性质。晚年的悼友诗贵隐括，带着一层衰颓的色彩。他在悼友中也追悼着自己。从他的悼友诗中我们能看到时间解释了遗民的悲剧宿命。     

"《关雎》之改"与"四家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第十简有“《关雎》之改”句,关于“改”,各家释说不一,李学勤释为“改”,学者们多从之。本文在儒家诗教的前提下,对《诗论》关于《关雎》的评说和汉以来“三家诗”关于《关雎》的评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该字释为“改”,完全符合“三家诗”对《关雎》的理解,从而对李学勤的释说,又提供了新的证据。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一唱三叹赋深情——读袁枚的《祭妹文》

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 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 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 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 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 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柯 灵 《清文评注读本》说：“韩昌黎《祭十二郎文》，欧阳修《■冈阡表》皆古今有数文字，得此（指《祭妹文》）乃鼎足而立。”《祭妹文》之所以受人推崇，在于“情真”二字。袁枚是清代“性灵”诗说的倡导人，他说：“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之所表露者也。”又说：“诗者，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从袁枚的这些诗歌理论可以看出，他是主…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诗》“绵绵瓜瓞，民之初生”是葫芦崇拜吗──和刘尧汉先生商讨

《诗》“绵绵瓜瓞，民之初生”是葫芦崇拜吗──和刘尧汉先生商讨易谋远《诗·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刘尧汉先生一贯释为“葫芦崇拜”。此说能成立吗？这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葫芦崇拜”是刘尧汉的“文化三要素”之一。他提出“宇宙万物雌雄观、葫芦崇拜、...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对六经为儒家经典说的再思考——兼论六经的其它问题

新编《辞海》“六经”条目说：“指《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儒家经典。”其实,这只是汉儒的观点,以此阐释“六经”是不确切的。从记载春秋时期的古籍来看,事实上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这六部重要著作早已盛行于世,并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开明统治者所重视。因此,孔子及其儒家重视“六经”,与“六经”为儒家经典是两回事。既然这六部重要著作盛行于孔子创立儒家之前,那么这六部重要著作当然不是儒家的经典;春秋;诗经。     

《关雎》"后妃"说索解--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之四

《文木山房诗说》以“后妃”为题,专就《关雎》诗旨做一般性的理解和认识。虽无特别的见解,但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吴敬梓的文化思想有相当佐助。概言之,吴氏倾心于传统“经学”之术,仍不贰乎儒家道统。     

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复卦》之《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立论。“以易为宗”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钟惺谭元春评选《诗归》招尤原因初探

谭元春在《退谷先生墓志铭》中说钟惺“万历甲寅乙卯间,取古人诗与元春商定,分朱蓝笔各以意弃取,锄莠除砾,笑哭由我,虽古人不之颐。世所传《诗归》是也。几以此得祸者数矣。”《诗归》是竟陵派的代表著作,“《诗归》出而一时纸贵”(朱彝尊),“近世盛行《诗归》一书”(顾炎武),连竟陵派的     

周敦颐宇宙生成学说旨趣探微

《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我国古代先哲们无不借《易D说以立巴伦，繁荣和发展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发展史的这条珍珠项链，就是由《易》这根金线串起来的。宋代的理学大师周敦颐，其以易学为宗，以儒家思想为本，并融入道释之说，建立起以宇宙生成学说为支柱的儒家理学体系，从而首开儒家研究宇宙生成学说之端，为宋以后理学提供了“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与模式。周敦颐灼儒家宇宙生成学说，可以说是一颗被《易》之金线串在项链中的闪亮珍珠。周敦颐的宇宙生成学说，主要由其《太极图》及《图说…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     

谈庄子散文的意境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散文以其浓郁的诗意为后人所称道。清人吴世尚说:“余观《庄子》十余万言,……盖深合乎大《易》尚象之旨,而时出没乎风人比兴之辞。”“《易》之妙妙于象,《诗》之妙妙于情;老之妙得于《易》,庄之妙得于《诗》。”(《庄子解·序》)近人施章说:“《庄子》一书,如其用哲学的眼光来读,不如用文学的眼光来读。因为庄子看宇宙是充满了生命,一草一木,以至一架髑髅,庄子对之都能发生同情,而幻想出他们的生命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态度。至于庄子本人,也常常用文学的技术来表现那样高超的意境。”(《庄子新探·自序》)闻一多也说:“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新语》的思想系统与历史地位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金石气同■桂气——谈顾炎武和吴嘉纪的诗歌风格

清初学者周亮工评论当时诗坛曾说:“国朝诗,推宁人、野人二家.”此说到乾、嘉时,被常州诗人洪亮吉推而广之,他在《北江诗话》中具体地指出:“顾宁人诗有金石气,吴野人诗有姜桂气;同时名辈虽多,皆未能臻此境也.”在《更生斋诗·论诗截句》里,他更进一步加以称颂:“偶然落笔并天真,前有宁人后野人;金石气同姜桂气,始知天壤两遗民.”宁人是顾炎武的字,野人是吴嘉纪的号,他俩都是生活于“天崩地解”的明末清初动荡年代中的杰出诗人,现存的《亭林诗》和《陋轩诗》是他们的思想和人格的具体表现.     

曹操身体力行《内戒令》

千百年来，曹操曾被一些封建卫道士诬为“篡逆者”，以至于他在许多戏曲中的形象都是“白脸奸臣”，而实际上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和郭沫若先生所言，他是一位“超世之杰”。他在《度关山》一诗中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俭朴是公认的美德。他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一生一贯奉行的准则，并专门为此颁布了《内戒令》。     

《毛诗、周南、关雎》主题思想的再认识

一、绪言《毛诗、周南、关雕》是列入《诗》三百零五篇中的第一篇，也是“周南”和“风”的第一篇。它和“小雅”的第一篇《鹿鸣》、“大雅”的第一篇《文王》和“颂”的第一篇《清庙》，古称“四始”。《诗》的这样编次司马迁曾说是有其特定的涵义的。但这篇诗古今学者对它的认识特别纷歧。有位著名的学者概括地说：“《关雄》是恋爱或婚礼之歌，但它的钦定解释却是后妃之德的礼赞。”并且指出称述“后妃之德”的是“御用文人”。这个见解是有代表性的，可引两例明之。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说：“这是歌颂农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贺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