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肉饮血”始于汉代

《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刊登了辛更儒同志的《谈“踏破贺兰山缺”和岳飞的‘满江红’》一文,此文后又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五期,扩大了影响。此文考证详尽,从总体来说,是一篇颇有心得的好文章。但个别论点是不正确的,如作者说:令人奇怪的,是《满江红》词对“胡虏”、“匈奴”的仇恨之深,甚至超过了汉朝人对匈奴的仇恨。例如《史记·骠骑列传》所载,霍去病也只说“匈奴未灭,无以为家”而     

十年风雨 一方天地——为《学习与探索》而作

欣闻中国最北方的大型社会、人文科学杂志《学习与探索》创刊十周年了;作为她的热心读者兼作者,我恰好也在文学研究的道路上学习与探索了十个春秋;而这两个“十年”的同步进程,还可以看成是我国新时期以来学术和理论研究园地生机盎然、骎骎日上的历史的小小缩影。回眸这一切,我觉得,此时此地理应对《学习与探索》杂志由衷表达的敬贺、祝愿之词,既是奉献给刊物的,又包涵着更广泛、深刻的意味。简洁地说,我希望和相信,经历了十年风风雨雨的《学习与探索》,能够成功地拓展为中国学术领域里一方独具个性色彩、使理论研究者心身自由的天地。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的春风化雨催生出的《学习与探索》,一直是和中国当代学术理论界的命运休戚与共的。就此而言,她的由稚嫩到成熟     

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就是马克思

《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1期有两篇论文提及马克思的名字在我国首次介绍,与史料有出入,现订正如下。一是丁守和同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说:“在中文报刊上最早提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名字的,是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1899年它发表的《大同学》一文就曾提到:‘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笔者注:《万国公报》原文是“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喀(原文是“客”)思,主(缺“于”字)资本者也。’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到马克思。”二是胡培兆、林圃同志《〈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著文提到     

坚持探索的风格 推进理论的发展

《学习与探索》作为理论园地的一株幼松,已经傲然于理论探索的严寒与酷暑之中十个年头了。我为她高兴!为她骄傲!为她自豪! 十年来,我是她热情的读者、积极的作者,从中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作为一名中青年哲学理论工作者,她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朋友!是我在理论上不断前进的阶梯! 《学习与探索》有自己的理论风格,这就是学习、探索的风格。所谓“学习”,就是     

不断探索是理论发展的生命

1983年是值得怀念的一年。当时《学习与探索》正处于困难的境地,恰好我有一篇题目为《论封建结构振荡与自救方法的失败》的文章在编辑部。这篇文章因为它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封建结构,我内心很怕它发表后会给杂志带来新的麻烦,所以想把它要回来,暂时不发表。可是我又有点犹豫,因为《学习与探索》一直很支持自己的研究工作,现在他们遇到了困难,本应该给他们支持和关怀,把文章要回来,是不是会产生误会,认为在困难的时候拆台,把好意误解为是一种“落井下石”的行为。我当时的处境也不妙,一些好心的朋友劝我,还是正正经经地搞点学问,不要再去搞那些“奇谈怪论”了。我很矛眉,十分犹豫,不知该不该将那篇文章要回来。正在我感到左右     

我的几句心里话

《学习与探索》杂志在松花江畔创刊已经十年了,我在东海之滨也做了它整整十年的读者。我认为,把《学习与探索》与国内其他同类刊物相比,它至少有如下几点是值得提出的: 第一,《学习与探索》努力地与我国当代思想文化界的前进取同一步骤,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促进思想解放,到提倡文化问题研究,再到宣传改革开放,它都是旗帜鲜明的。十年来,我国思想文化界应该说也还有些风风雨雨,但《学习与探索》却没有象有的刊物那样,闻“风”而动,左右摇摆。     

践行“四力” 走“新”更走“心”

<正>2022年“新春走基层”活动是迎接党的二十大主题宣传的重要开篇,也是一道过年的精神文化大餐。活动开展以来,中国铝业报社记者、通讯员进车间、上矿山,在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中让新闻报道走“新”更走“心”,先后推出了《最美的“风景”》《别样的春节》《感谢有你》《绷紧“发运”这根弦》《春节不归人》《春节我在岗 守护光和热》等一批鲜活报道,将节日期间坚守一线、默默付出的“平凡英雄”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受到读者一致好评。     

论“持”“迟”应是古汉语词尾(下)

<正> 我在本文上篇中列举从汉代始的四十余例“×持”式构词,认为“持”应是虚义的动词词尾。在此下篇再论“迟”和“持”兼有动词和形容词词尾的性质。下面是“迟”作动词词尾的一些词例和书证。“迟”或“持”有时交叉混用,或异写成另外的字。钦迟。《晋书·陶潜传》:“剌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又《殷仲文传》:“东阳,无忌所统,仲文许当便道修谒,无忌故益钦迟之。”符定一《联绵词典》释此词时引《汉书·杜周传》“少言重迟”句谓:“盖‘迟’犹‘重’也。”甚误。饮迟之义为敬仰,由“钦”字来,与“迟”全无关涉。“重迟”中“迟”为迟顿义,与“钦迟”中全不相同。     

成语“一问三不知”试释

成语“一问三不知”,不见载于《辞海》(一九七九年九月版)、《辞源》(一九七九年版)及《汉语成语小词典》(商务印书馆一九六四年版),惟于《辞源》及《辞海》增补本(语词部分)载有“三不知”的条目,其释意虽已溯及其源,然仍欠完备。“一问三不知”,是妇幼皆知的口头禅。然辞书无载,或是因其太俗,不堪登大雅之堂,或是编辑的疏漏?恕我见闻谫陋,爰在治学程中,缀辑旧闻,今愿借贵刊一角,试释其意,冀补辞书之遗,以飨读者。“一问三不知”——《红楼梦》五十五回:     

关于“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争论的方方面面——兼答朱兰芝同志对“一分为三”的批评

1982年春,我在哲学上倡导“一分为三”(“三分法”)命题,之后学术界展开了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持选择性意见者也有之。1991年5月,朱兰芝同志又发表了《“一分为二”的提出及其哲学内涵——兼与“一分为三”论者商榷》(《理论学刊》1991年第3期以下简称朱文,凡出自该文的引文只注明页码),对于“一分为三”论者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严厉的批评,可以说是集批评意见之大成。对此,我非常高兴,希望这场争论能在第二个十年中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代写专业户”的徬徨

在弹丸大小、穷困闭塞的小县,我和几个以文墨为业的朋友,被人们称为“笔杆子”。对于这种评价,我不敢贸然承受又不能枉自菲薄。因为我毕竟笔耕一、二十年,也有幸使自己的论文登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各级理论刊物的大雅之堂。无论人们对我褒奖还是贬谪,我一概置之脑后,处之泰然。然而,在“知识爆炸”和“知识贬值”的矛盾中,在“论文热”和“读书无用”的困扰中,我也忽而被推上峰尖,忽而被抛入低谷,忽而其“热”无比,忽而“冷”得可怜。“冷”,是因为有人看     

“句践”考略

春秋战国时,有人爱取“句践”为名。例如: 《孟子·尽心》有宋句践。朱熹《集注》: “宋姓,句践名。”《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有鲁句践。司马贞《索隐》:“鲁姓,句践名也。”最著名的当然要数春秋末年的沼吴成霸业的越王句践(《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句践这个名字中的“句”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集解》引颜师古之说云:“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于越’耳。”准此,则句吴之“句”,犹阿Q之“阿”了。句践之“句”,意义约与此相若。践,《集韵》音贱;《广韵》释以“蹋(踏)践”。《礼记·疏》云:“践,蹋也。”《释名》:“践,残也,使残坏也”又,《尚书·序》:“(周)成王东伐准夷,遂践奄。”《释文》:“践,藉也。”反正,践之恶义甚夥,而嘉义则较少。践,音贱,可通“贱”。《玉篇》释“贱”曰:“卑下也,不贵也。”卑下不一定就是坏事,     

再学习与再探索

十年来,《学习与探索》以真诚的理论家的良智召唤着作者,感染着读者,在北方、在中国,都显示了她特有的精神魅力。对这一切,我是有深深的依恋之情的。然而,赞美之辞不必多说,因为她的作品在那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曾受过最高的关注;感激的话也不能多说,因为我至今也没有能够献出上乘之作。所以,今天的正事,仍然是再学习、再探索。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认识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列宁曾明确地讲,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还不知道,它没有定型,也不可能定型。而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运行了70年后,邓小平又斩钉截铁地断言,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当然,这里的“不定型”、“不清楚”并不是指它的最终     

为魏收的“秽史”辩诬

为魏收的“秽史”辩诬屈超耘读《资治通鉴》关于魏收撰《魏书》为“秽史”的记载，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既然是“秽史”，为什么竟把其作为二十四史之一使之作为正史而流传至今？为什么新时期出版的极为权威的工具书《辞海》，仍收录旧说而不予以正确评价？笔者查史索源，以...     

钓鱼与“钓人”

性情急躁、不善交际、遇事拙于变通的我 ,往往急不择言 ,常常开罪于人。家人以为要不得 ,朋友亦曰不可以 ,自己也觉得真不行 ,苦于秉性难移。求助于友 ,说是得空垂钓可也。于是 ,逢周日遇节假 ,河塘池畔 ,竿钩相伴 ,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只是虽说钓翁之意不在鱼 ,在乎性情之间 ,但老是空手而归 ,总不是滋味。就教于行家 ,又购得《钓经介绍》之类“时习之”,恍然大悟。原来 ,垂钓有若许讲究 ,不失为一门深奥的学问。随着垂钓的实践和对钓经的领会 ,心里不禁生出另一番感慨。如果说上钩之鱼是可悲不可悯的话 ,那么垂钓者则是可恶不可赦———为…     

巴门尼德的“同一性”命题并非是唯心主义的

《学习与探索》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上刊登的《巴门尼德“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是唯心主义的》一文的观点,我不赞成,谈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庞长富及其他同志。巴门尼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的人。我认为,要断定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一命题到底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首先要以他自己对这一命题的解释作根据。巴门尼德说:“思想与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决不能遇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在存在物之外,决没有任何别的     

论王国维的“无我之境”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美学思想的核心。所谓“境界”是指作家把个人的情感、意趣和创造力融入描写对象之中而形成的情景交融、物我统一的艺术世界。王国维不仅把境界立为诗词之本,而且在分析境界时还把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人间词话》,下引此书皆不另注)。     

再为孩子讨说法

刚上一年级的儿子问我：人重要还是学习重要？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学习重要。儿子满脸迷惑，又问：人要是死了，还能学习吗？一时竟让我无言以对。适逢1998年5月3日《文摘报》摘登了王伟群的文章《我为孩子讨说法》，看后深为我国教育思想中长期以来不重视人的培养的观念所震惊。这里再为孩子们讨个说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人文精神，个体从“依赖型”转向“社会型”，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的人格发展成为历史必然。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其结果必将促进人的独立自主的个性形成，自主…     

红学研究与百家争鸣

我在《论目前红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那篇小文里,着重谈了近年来红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问题,由于篇幅的限制,对红学研究中“百家争鸣”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没有展开谈。最近,许多朋友相聚时不免又谈到目前红学“争鸣”中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的风气,每每流露出一种惴惴然之感。这种心情我是很理解的,联想到自己早些时候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于是下决心写出来,以期对红学研究的发展有微薄的贡献。     

孔子的仁学与“心学”

古今学者对孔子之于“心学”的开创之功,一向注意甚少而论述乏人。事实上,孔子之仁学,本与心学不二,《论语》《孟子》中所见孔子论“心”诸说,早已为后儒埋下建构心学之种子。本文从“仁”与“心”的即离关系、《孟子》所载孔子“论心四句”的心学价值、孔子忠恕之道的心学内涵、孔子“用心”说及其余绪四端加以论析,认为孔子论“心”,乃有显、隐二端,显者出之以“仁”,隐者证之以“恕”,二者本同而末异,殊途而同归,对于后世心学之本体论、认识论、修养工夫论之建立,实有先导发轫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