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伯和”还是“共和”——关于周厉王被逐后贵族“共和”难以为继的讨论

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和《竹书纪年》都提到“共伯和干王位”,这与传世文献如《史记》中的“共和”存在差异。关于贵族参与驱逐周厉王的可能性,传世文献如《国语》《左传》《逸周书》的记载影绰,而出土文献及出土文物则表述明确。虽然记载不同,但两者都表明贵族和国人合力驱逐了周厉王,共同佐证了驱逐事件的真实性。基于西周宗法制,“国人”关系到王朝政权基础,且与高级贵族关系紧密。正是西周封建制和宗法制的自身逻辑引发了贵族与国人驱逐周厉王的事件。而在此后,西周贵族势力转向内部的利益争夺,王朝畿内贵族与外诸侯也都会因王位空缺而产生矛盾,“共和”难以为继,“共伯和立”成为政治平衡的权宜之计。然而,受社会环境和文化意识难以协调以及私欲纷争的主导,共伯和很快“归宗”,王权恢复,贵族的联合执政彻底宣告失败。     

西北历史也曾一度辉煌--谈编写《西北通史(第一卷)》的一些感受

“制礼作乐”。分封制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宝塔形的贵族等级制 ;而宗法制则使分封到各地的庶子 ,形成层层藩屏最高宗主——周天子的政治结构。所谓“制礼作乐”,其中“礼”的内容很丰富 ,概括说来有吉 (就是祭祀天地神明之礼 )、凶 (就是贵族丧葬和年成凶荒之礼 )、宾 (就是贵族朝聘、接待之礼 )、军 (就是贵族军事活动之礼 )、嘉礼 (就是贵族饮宴婚冠之礼 )等五类 ,包括了奴隶主贵族经济、政治生活及衣、食、住、行、丧葬、嫁娶等所有的行为规则。所以 ,周公制定的“礼”,无疑是维护贵族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     

《周易》中的“主”及相关问题

“主”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主”是天道的代称,《周易》卦象中离、艮、震为“主”。“主”与“常”同义,《周易》卦象中兑、震、坎、离为“常”。商周宗法制社会中的贵族统治者也称为“主”,《周易》卦爻辞中“王”、“君”、“公”等皆与“主”同义。     

“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

周代的政制、礼法、宗庙、祭祀维系于血缘伦理，都与公羊家的“亲亲”原则相关联。“嫡长子继承法”是周人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夏商以来王权交接的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周王分封遵循“褒有德”，“尊勤劳”，血缘亲属优先，兼顾异姓战功。“封建亲戚”是对血缘关系的绝对信任，借助宗法力量而维护王权核心利益。周天子作为盟主并不拥有天下疆土统治权，只充当首领。柳宗元否认诸侯能倍加爱护封国之土田人口，其势力过大却挑战朝廷权威，乃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封建必将被郡县所取代。但分封制激活了地方，加速土地开发与人口繁殖，促进经济发展、文化振兴，催生贵族阶层，则也是事实。整个西周历代天子都把精力消耗在为“亲亲”确立制度体系、处理复杂血缘关系上，可依然有不断的亲亲相害，应该认真反省这种政治方式。     

从分封和翦灭异姓诸侯王看汉初“武人政治”出现的原因

汉初实行分封异姓诸侯王，造成“武人政治”局面的出现，其原因包括：当时社会分封思想残余的影响；刘邦为赢得楚汉战争而做出的权宜之计；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种策略；吸取秦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各种因素共同决定了汉初先分封，后又翦灭异姓诸侯王的政策。     

谈谈阶级分析与史料的鉴别和应用

郑涵同志《试论孔子对晋铸刑鼎的批评及其政治意义》—文对拙作《从周代的奴隶法谈到孔子思想的阶级性》提出商榷。郑文的主要意思(一)认为在“夷之蒐”以前,晋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已经大为削弱,而异姓的新贵族实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因之赵盾的“常法”以及“宣子之刑”就是为新贵族——地主阶级服务的。(二)晋之六卿同为新贵族——新兴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所以赵鞅与范中行氏之间的矛盾与他们的阶级属性无关。(三)春秋战国间对于范、中行氏的舆论——孔墨等对范、中行氏的     

我国古代“异姓兄弟结拜”之考论

本文以先秦的邦国盟誓为生发点,从源头、形式、成因、影响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异姓兄弟的结拜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分析其存在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承等方面的联系,揭示出异姓兄弟结拜是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所衍射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特别是在经历了由国家到民间的转化以后形成的完整统一的社会组织,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王朝的嬗变都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周索、戎索与周初分封

“商奄之民”与殷人同为商人后裔 ,故鲁、卫“皆启以商政” ;商、周均为农业民族 ,故鲁、卫“疆以周索”。夏人处于游牧阶段 ,其生产生活方式适用于戎狄部族 ,故晋国“启以夏政 ,疆以戎索”。齐太公望初封时也“因其俗 ,简其礼”。顺应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习惯 ,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施政 ,是周王室为新封诸侯制定的共同原则。周初分封是周人对异姓部族邦国原住居民进行直接统治的初次尝试 ,由此引起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 ;而上述原则是周初分封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     

城邦与血缘氏族制──略论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社会的差异

公元前１０００～５００年期间，中国古代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首先是国家形成方式不同，基本的社会组织不同。希腊文明基本社会组织是城邦制；中国古代基本社会组织是宗法制下的血缘氏族制。第二是文化内涵不同。希腊公民是作为自主的个体的人参与城邦各种活动，人是第一位的，法律在人之下，是人活动的产物；中国血缘制下的氏族成员是以一定的宗法上的身份出现，持有特定的称谓和名分，在人之上有血亲关系和“礼”，人的行为是由“礼”规范的。第三是生存状态不同。希腊城邦公民的经济生活是以海外贸易和殖民为主，而中国宗法制下的血缘氏族的经济活动则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两个古代文明本质的差异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浅谈中国封建宗族婚姻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其婚姻原则是在宗法体系下的以媵妾制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 ,是虚伪的形式上的一夫一妻制 ,是宗法文化的产物 ,它含有较强的维护宗法制和家族制的用意。婚姻的缔结和解除也渗透着浓厚的宗法观念     

广西高校“双休日”教育调查报告

“双休日”教育具有休闲性、自愿性、兴趣性、知识性、技能性、教育性、效益性、指导性等特点。在组织管理中，应坚持以教育为主线的原则、以指导为主的原则，科学性、思想性、知识性、技能性、娱乐性相结合的原则和量力性原则。“双休日”教育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主要体现在思想教育、学习知识技能、勤工助学、参观旅游、文体娱乐等方面。广西大学、广西农大、广西民院、南地教院等八所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认为：“双休日”教育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其活动应纳入整体教育计划之中。就对“双休日”教育的管理来看，广西尚有半数院校自觉性不够。今后，各高校应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交流经验，主动促进“双休日”教育健康发展。     

叙述意图视角下“乌进孝交租”发微

“乌进孝交租”是《红楼梦》第五十三回的重要内容,在《红楼梦》整体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交租单”和荣国府经济状况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叙述意图视角下,“乌进孝交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乌进孝和贾珍对红禀帖不同的态度,呈现了乌进孝自我身份认知与他者身份认同的矛盾;田租的落差说明贾珍与乌进孝之间地主与庄头生产关系的复杂;免租和减租,揭示了国家政策和社会风俗对贵族经济的双重不利影响;支助贫困族人,责骂行为不端的族人,演示了宗族宗法制在贵族家庭中的实际运用。     

商代边境的“小臣”

商代有“小臣”一官职,有内服小臣,也有外服小臣。外服小臣,或是被商王分封到边境的同姓或异姓贵族,或是任命臣服于商王朝的方国首领,他们对维护商王朝边境的安宁,起过重要作用。     

论周代的世卿巨室及其再封制度

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说:“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又说:“世卿者,后世之乱制也。”这一论断,征诸古籍和周金铭文,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政治结构,并不吻合。周王或诸侯的卿大夫,不仅同姓亲族可从世袭,就是异姓贵族及其卿大夫大概亦都世代相袭,传之久远,而且有有一种(?)制度。     

观念与制度:宦官的异姓嗣子问题

中国古代存在为嗣和不为嗣两类养子,人们分别称之为嗣子和义子。养子有来自于同宗和异姓之分,古代的礼、法都禁止士人以异姓养子为嗣,但这些规定却不适用于宦官。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与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卑贱观念有关。可与之相参照的两个观念是“礼不下庶人”和“华夷异类”。     

“光荣革命”后英国贵族集团的若干特征

“光荣革命”后英国贵族集团是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当时欧洲诸国封建主义贵族群体相比，具有若干特征：一，就规模而言，英国贵族集团人数始终甚少，增加缓慢；二，从阶级面貌和经济属性来看，他们是一批带有封建主义残余的资产阶级大地产者，长期占有大量地产，并稳居社会财富占有的顶层；三，政治上长期控制国家权力，始终未遇到革命力量的猛烈冲击。形成近代英国贵族上述特征的原因是复杂的：君主立宪制下的爵位恩赐制、长子继承制和贵族互相通婚，有助于保持贵族集团的稳定性；“光荣革命”后贵族财产等级制、长子继承制，以及贵族阶级的资本主义化，是造成其特征的社会经济条件；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逐渐形成的对资本主义民主法制的适应性，有助于英国贵族长期把持政权而不受到革命力量冲击     

西周初期盟誓述论

西周初期,盟誓作为灭商斗争的一种政治手段,对壮大周人力量、分化瓦解商纣集团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周公东征之后,盟誓成为构建西周国家政权的重要组织形式,使诸侯与天子建立了宗法血缘关系之外依靠神灵监督效忠的政治从属关系。同时,诸侯也通过盟誓方式将异姓贵族纳入了周人宗法秩序,从而扩大了西周政权的统治基础。     

宗法社会与伦理型文化

家政学是一门与社会学和文化学有着密切联系的学科。要讨论中国的“家政”,不可不首先考察家庭赖以生存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本文着眼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分析,以期给家政学专家们提供一点背景材料。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发生过种种变迁,但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的家庭、家族却延续数千年之久,直到近代还保留着明显的痕迹。     

田园牧歌与道德自我完善——从列文看托尔斯泰的思想观念

作为现实生活的评价者和未来幸福的追求者,列文始终探索一条既异于卡列宁,又不同于渥伦斯基的生活道路。他以道德自我完善作为武器,以自己的庄园为舞台,以改变现状的责任感为动力,以改善贵族与农民的关系为手段,追求贵族善良、农民忠诚的伦理规范,企图实施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对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处不在的渗透,从而改变因西方文明不断东进所造成的宗法制行将崩溃的局面。列文的这种努力,正是作家托尔斯泰旧日经历的写照,也是其不灭的理想光辉的闪耀。“托尔斯泰一味谴责文明社会,对任何不符合他的理想的东西都感到无法容忍”。但作为一个充满道德自觉的贵族而言,托尔斯泰始终坚持手段的合情合理,坚持目标的神圣与崇高,并强调贵族与农民关系的改善依赖于贵族的觉悟,由此缩小两个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正是在表达列文深刻的精神危机和乐而不疲的探索过程中,作家托尔斯泰诸多思想观念和社会理想便跃然纸上,其中的激情和甘苦使我们多了一种认识角度,从而有助于真正地理解作品。     

视觉形式空间关系的美学研究

视觉形式是视觉艺术的基本存在方式和组织原则。视觉形式的构成分为两个层面，即表层形式和深层形式。前者指视觉艺术中的物质媒介，如点、线、面、色彩等；后者指将前者组织起来的空间结构关系和组织原则：对于视觉形式来说，深层结构关系犹如语言中的深层语法，是它将表层的物因素按照美的规律组织起来，从而构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