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的商榷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是史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孙克复、关捷同志在《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刊《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一期;以下简称《商榷》)一文中坚持“农民政权说”,对“新封建政权说”表示异议。主要论点,都是针对拙作的。对这篇文章的观点,碍难同意,特提出商榷,以明辨是非。拙作主张太平天国是新封建政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据,《商榷》是同意的,但同时以巴黎公社为例说明太平天国是不具备经济基础的“农民政权”,这在理论上是矛盾的,同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本文不作论述,谨就下面两个主要问题,提出商榷。     

颇有新意的一本书——介绍沈嘉荣同志的新著《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探索》

省历史学会付秘书长沈嘉荣同志的《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探索》一书,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收进了沈嘉荣同志近二十万字的论述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文章十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作了剖析:他认为无论从其政治及其经济制度来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建立的就是一个封建政权”。理由是:“在新的生产力没有出现之前,不可能实现生产关系的改变”,“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建立非封建或超封建的上层建筑”。《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是没有实现的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

当前,史学界在讨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有些同志认为太平天国起义由广西出发北上进军的同时,完成了转化的过程,一八五三年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已经转化为新的“封建王朝”;另些同志认为太平天国政权不存在一个转化过程,它一建立,就是一个封建政权。以上两种观点,虽然看法不同,但结论一致,即太平天国是一个封建政权而不是农民政权。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试论天京政权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可能性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是史学界长期有争论的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是:太平天国的政权是农民政权呢,还是封建政权?持农民政权说的同志所持的理由是:这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它的斗争矛头,始终指向清朝统治者。据此,太平天国政权具有农民革命的民主主义因素,是“劳动者专政”。持封建政权说的同志所据的理田是:太平天国从永安封王的第一天起,就打上了封建政权的烙印;它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都是封建性的,与清朝统治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较之开明一些而已。笔者认为,太平天国政权不仅是一个短暂的农     

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标准——五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

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目前,对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存在明显的分歧意见,关键在于缺少一个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共同的、科学的标准。下面谨就此再谈些管窥之见,希望能有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一、政体、国体和土地政策,是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最本质的标准关于判断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我在《三论》中曾经提出如下三条标准:(一),太平天国的政体,即政权构成的形式,基本上是沿袭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模式;(二),太平天国的国体,即地     

怎样选择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口

建国4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辛亥革命史、太平天国史、戊戌变法史以及洋务运动史等尤为突出。在此基础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如何突破?尤其是怎样选择突破口?这是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必须回答并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1981年,刘大年首先撰文进行探讨,提出“从经济史突破说”。他指出:关于突破口“可以有各种回答。例如说,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钻研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高理论水平;或者说,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加强专题研究。无疑地,这些都是正确的回答。”但他认为:目前应该划定“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为突破口。(《光明日报》1981.2.17) 刘大年的看法抓住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突破这个关键性问题,并且提出了突     

学术名家 罗尔纲

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1925年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中特另班,1923年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30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中文系,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兼任广西通志馆编纂太平天国史料工作,并负责太平天国纪念馆筹建。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为一级研究员。先后完成并出版学术专著40多种,发表论文400多篇,研究涉及太平天国各个领域,重要著作有:《太平天国史纲》、《湘军兵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绿营兵志》、《晚清兵志》、《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金石萃编校补》、《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太平天国史》等,观点独到,史料翔实,对太平天国研究起到开拓与奠基的作用,在史学界有重大影响。其治学方法是:“断不盲从,断不轻信,去伪存真,实事求是。”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评价《太平天国》时说:“它不止在著名的研究工作中是带总结性的,在新中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也可以认为是带总结性的。”     

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综述

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现就其中几个较大的问题讨论情况略述如下。太平天国政权性质这是一个争论最多的问题,基本上有三种观点:1、新的封建政权说;2、农民政权说;3、“两重性”政权说。各种观点在衡量政权性质标准问题上似乎分歧不大。但在论证     

太平天国“废除”买卖婚姻吗

《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几天下婚姻不论财”。据此,有的同志得出结论,认为太平天国“主婚姻上废除封建的买卖婚姻”(罗尔纲:《太平天国的妇女》,载《太平天国史事考》,第318页)。一些教科书亦采用此说,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首先,《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问题,不过是重复历史上封建道德家的某些箴言。如明代吕新吾《闺范》写道:     

处处有路透长安——姜涛研究员访谈录

导语：姜涛先生是国内知名近代史研究专家。1980年代中期,在刘大年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姜涛先生在国内率先进行了近代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先后有《中国近代人口史》、《人口与历史》等学术专著问世,颇得好评。在名家辈出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姜涛先生也是新见迭出,引入关注。     

太平天国性质略论——评简又文的“新封建反对老封建”说

简又文在他的巨著《太平天国全史》和《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的导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理论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我遍寻一切可能有的史料,找不到太平天国内有任何资产的或无产的阶级性质或意识之存在。不知他们究竟如何能断定这(按:指太平天国)是‘阶级斗争’?”“岂以其太平军兵员多农民出身,遂称之为农民革命乎?然攻灭太平军之反革命的湘军兵员又何尝不是湘乡一带之农民?分明是农民打农民也。何况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等辈皆当时的特大地主乎?”“又如他们的思想和建设仍是传统的封建的,不过以封建代封建罢。这又奚能说他们是‘反封建’?”简又文研究太平天国史半个世纪,把他这些观点不断发挥和宣传,至今仍有颇大影响,值得讨论和辩释。     

金田起义日期再考

承南京大学太平天国史研究室送给我一册南京大学学报丛书之三《太平大国史论丛》,其中有一篇俞政、姜涛两同志的《金田起义时间的再考证》。我读后,对两位同志治学的求真精神十分敬佩,尤其是在讨论不同意见的时候,对他人过去的苦辛予以热烈的赞许,而对自己今天钻研的成果却毫无自是之处。这种谦虚克让的态度从来就是极其难得的,而出自青年同志更是难能可贵。这正是今天百家争鸣所要提倡的好风格,正是我们大家所需要学习的好态度。金田起义日期是有关今天对太平天国的纪念的,所以自从两位同志提出再考证之后,许多同志都关心这问题。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桂平召开的广西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就特地提出这问题进行讨论,同志们要我对这问题表示意见。为此,我从学习俞政、姜涛两同志大作得到的启发,写了这篇再考,以就正于两位同志和列位同志。     

再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

一九七八年,笔者在成都写了《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两重性”》一文,就教于川大历史系的师友,比较全面地谈了对太平天国政权的一管之见。一年多来,史学界对此一问题的讨论有了很大进展,笔者感到对一些问题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在此,拟对太平天国政权的革命性作几点粗浅的补充。     

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三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二年,我先后写过《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刊《新史学通讯》八月号)和《试论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性质》(刊《新建设》第三期)两篇习作。分别从理论上和从史实上,论证了封建社会的单纯农民战争,虽然能够成功地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却不能建成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政权”,那怕建立的是短期性政权,如黄巢的大齐政权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等,也都不可能是非封建性的。此说一出,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为了进一步讨论,我再从政权的构成形式,各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和土地制度三个方面,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做一些探讨,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太平天国史研究如何突破

<正> 太平天国史研究经过了长时间活跃繁荣之后,近几年出现了沉寂,面临着如何突破的问题.罗尔纲同志根据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讨论了三四年,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好象有点深入不下去的样子”的状况指出,今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应从政权性质方面取得突破.政权性质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这就要尊重历史事实,首先把错综矛盾的事     

太平天国开“女科”事探讨

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太平天国曾否开过“女科”事,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多年争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增订本)两书,对该问题都着重研究。最近徐川一、周也夫撰文《太平天国‘曾开过女科’吗? 》,又提出与新版《辞海》编者商榷。我回顾对这问题四十年探索的经过。最初误信汪堃《盾鼻随闻录》和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两书,把他们捏加的部份,写在《太平天国史稿》上。到一九五一年,我考出这两部书的问题,在《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一文里提出看法: “《盾鼻随闻录》所记太平天国开女科举及女状元榜眼探花姓名一事,是十分可疑的,大概就是汪堃捏造的”,《江南春梦庵笔记》更是“进一步虚上加虚,假中更假”。商衍鎏先生自述他的论证是从我这一个看法“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得来的。我读郦纯先生的论证,知他也是从我这个看法来的。但是,我本人在两年后,因看到新史料对这个看法已有改变。     

再说关于“超越”论之我见

我曾在1990年《求是》第6期上发表《关于“超越”论之我见》一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超越”论思潮提出批评。《人文杂志》同年第6期上,发表翁寒松同志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问题》一文,对我和其他同志对“超越”论提出的批评进行批评。翁文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我误解了高清海同志的“超越”说,不能在“超越”说的本来意义上去批评“超越”说,因而显得我是在跟风车进行战斗了;第二,我的整个批评,表明我仍然     

“三次革命高潮”说能不能成立?

在1954年至1956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被史学界多数同志认定为“三次革命高潮”。此后,一些史学家曾遵从这一定论,著书立说,编写教材。近几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对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说提出了异议。笔者也想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不妥之处,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一经典作家认为:革命是消灭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实现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社会形态的转变。革命的领导阶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要求经过革命斗争根本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彻底破坏旧的经济基础。“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例如在法国,资产骱级就曾经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大家知道的规律来反对封建制度,推翻了封建     

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突破

<正> 伴随意识形态的全面改革,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革也势在必行。如何改革呢?史学界目前的看法和主张尚不一致,但有不少同志(青年人居多)提出,要在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我赞成这种意见。下面谈谈我的看法。第一,努力搞好经济史研究,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史的研究。抓好经济史研究是进行突破的基础工作;抓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历史研究就能站到突破的至高方位,掌握其制高点, 刚跨入八十年代,老史学家刘大年曾撰写了一篇史论文章,题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回答说:“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其理由有     

再论美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兼答尤西林同志

《学术月刊》1982年10月号发表了尤西林同志的《关于美学的对象》一文,读后很受启发。文中对于缺乏美学指导的艺术理论的批评,我以为是颇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尤文所阐述的中心论点及其对许多同志的批评,包括对我本人的批评,都是我不能同意的。尤文一开头就说:“夏放同志除批评蒋孔阳同志之外,并对李泽厚同志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研究路线提出了商榷。我以为,夏放同志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他最后所提出的‘美化论’,实质并未超出蒋、马两同志的艺术中心说。这种囿于艺术谈美学的情况,是值得深思的,它反映了长期以来美学混同于艺术学的普遍状况;而这种被人们至今视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