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嬗变探析

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是指退居台湾后的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是退据台湾后的国民党厘定两岸关系,处理国家统一的基本国策,也是国民党攫取合法政治资源的一种策略性政策工具。国民党统治台湾50年来,为了维护在台湾的统治和利益,其大陆政策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耕者有其田”的探索与实践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从洪秀全起,通过近一百年的不断探索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台湾,国民党改良主义的土改方案部分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完成了土地革命,彻底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本文就一个世纪以来、耕者有其田”的探索与实践作一分析。     

对国民党两岸土地改革差异之分析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近代以来关乎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而土地问题又是农民问题的核心。国民党并非没有意识到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上世纪30年代在大陆的土地改革终因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而失败，最终由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完成。国民党在50年代败走台湾、内外交困的局面下，重新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却成绩斐然，为国民党在政治经济上的生存创造了条件。为什么同是国民党推动的土地改革，结果会如此大的不同？通过对背景、过程、结果的比较，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无疑是时代背景的巨大变迁，而政策的具体内容与实施绩效不同亦对差异形成有一定影响。     

新时期土地改革的探讨：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

新土改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进行的,包括土地流转和征地制度改革。土地流转是应对外出务工导致土地撂荒、粗放经营,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解决的是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之后的利益分配及土地产出率等问题,征地制度改革是应对国家与失地农民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是他们之间利益平衡问题,两者都不涉及土地的“私有化”。但是,当前有些学者还未明确新土改的原因和目的,就急于开出“私有化”的“处方”。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忽视了历史因素在土改现实中的作用。当前土改应在历史与现实框架内进行,若忽视历史性,可能会将土改引入“私有化”的险境;若无视现实性,就会否定土改的必要性。因此,要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逻辑出发,把握好当前土改的前提和限制条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试论1950年代两岸文学中土改题材书写

本文为笔者2009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六十年文学话土改》的续篇。着重解读1949年以后的有关土改题材的文学作品:陈学昭的长篇小说《土地》、萧乾的特写集《土地回老家》、秦兆阳的短篇小说《改造》以及沈从文在土改背景下的家书,构成一组相同主题下的不同书写文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以及私人通信,来探讨1950年代大陆文学中的土改题材书写。与此同时,也选了一组台湾1950年代有关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为题材的文学创作,针对海峡两岸文学对于土改题材的书写作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农民土地问题

在中国,能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识到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国共两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双方的土地政策有所不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在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方面时而合作,时而斗争,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双方的分歧是无法弥合的。这就注定了国共两党不可能在合作的条件下完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本文试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的全貌。     

饶漱石与华东新区土地改革

1950-1952年,华东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华东新区土改与北方老区土改相比显示出政策水平相对高一些的特点。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华东局所采取的土改方针及处理地主阶级和与土地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保存富农经济、划分阶级成分、土改干部必须遵循的纪律、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是华东新区土改得以顺利推进和胜利结束的中心环节。当时,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新区土改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饶漱石在制定华东新区土改的方针政策措施和领导华东新区土改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饶漱石后来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共中央对饶漱石所犯错误的处理是正确的,但饶漱石在领导华东新区土改中的贡献应该给予肯定。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的民主协商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中渗透着民主协商.要不要土改、要怎样的土改、怎样进行土改是土改的根本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广大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华侨、民主党派的利益.在土改进行前和土改过程中,中共就这些问题通过各种形式与各阶层人民反复进行民主协商,并最终达成共识,这不仅为顺利完成土地改革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试析国民党在台湾的党务改造运动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势成定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面临着彻底垮台的命运，为谋求退路，国民党当局决定东撤台湾。退台后，蒋介石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元老们开始痛切反省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教训，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原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民党本身的弊端，是其“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为了确保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总结大陆失败教训，蒋介石决定重新改造国民党，这就是国民党退台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党务改造运动。　　一、党务改造的原因与具体实施 事…     

赞“新土改”

我这是第三次赞土改了。我第一次赞土改是1952年。那时,我赞的是土改让千千万万的农民从封建地主的手中夺回土地,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新中国成立伊始,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就颁布了《土地改革条例》,在全国     

“烈火中永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烈士纪念活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纪念牺牲的工农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军队将士、国际友人和无名烈士，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烈士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从人民利益出发，纪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牺牲的党内外烈士，运用易于群众接受的形式进行社会动员。通过烈士纪念活动宣传革命口号，引导革命方向；宣传革命精神，形成崇敬烈士的社会风尚；同时忠于理想、甘于奉献的无产阶级政党形象也在纪念活动中树立起来。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农民群众的方法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发动农民群众是党渡过艰难时期和在农村站住脚的关键。于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一套有效发动农民群众的方式方法,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略论党的根本宗旨的与时俱进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宗旨,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其它党派的本质区别,在党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执政为民的内容,则是对党的根本宗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新的表述和重大发展,既体现了我党根本宗旨的深刻历史渊源,又反映了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浅析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问题观形成的原因

本文认为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问题观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 :积极从事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是其认识来源 ;全党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是其重要基础 ;在同党内外关于农民问题的错误观点斗争中逐步系统化     

"毛主义"话语的起源、性质与内涵--简评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

美国哈佛大学已故教授史华慈是当代最著名的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其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是其博士论文并是其成名作.该书中,史华慈首次提出"毛主义"的学术范式,对其形成、内涵和意义进行了最早的论证.他强调"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毛主义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则只把农民利益当作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史华慈的这些论点对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影响极大,并引起了广泛争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新富农阶层的认知与诠释

新富农阶层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革命根据地鼓励发展生产而出现的新阶层。作为阶级成分的新富农阶层，一方面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成功实践的表征；但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下应当“革命”的对象。作为客观存在的新富农，他们是通过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共在坚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原则性的同时采取灵活性的方式，将政治坚定、经济贡献突出的新富农群体解释为革命的富农，最终实现党内外对新富农阶层由质疑向认同的转变。     

工人阶级执政党保持团结统一的列宁思想钩沉

防止和反对宗派分裂活动,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工人阶级执政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和保障。十月革命后,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宗派活动和分裂错误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出色地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并为预防和消除“寡头政治”带来的分裂危险设计了“集体领导”、“改组工农检察院”等一系列制度方案。列宁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制度设计对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均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实践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 史证明,我们党始终都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思想。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 们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 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80年“三个代表”的具体实践,为江泽民 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奠定了丰厚的历史基础。     

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历史沿革、运行机制与功能作用

中国共产党党组在非党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从制度演变历程来看,作为一种舶来品,党组制度被中国共产党吸收并进行相应的本土化改造,适应了前期革命和建国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而党组的领导核心地位也在与其他权力和权利主体的互动中逐渐确立并巩固。党组通过组织和制度两条路径有效落实自身之于非党组织的领导效能,深刻影响并塑造所在组织机构及其人员,发挥了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整合功能,并在动员组织力量、厘清党政关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毛泽东对王明“左”倾富农政策的抵制和斗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否定和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极力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毛泽东在遭到排挤和打击的困难情况下,仍坚持从实际出发,同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进行了艰难复杂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