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澶渊之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对澶渊之盟这一历史事件及相关史料进行全面的考察，既试图展示出历史事实较为本质的真相，又揭示出盟约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指出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条约，但宋朝有限度的妥协让步又是明智的最佳选择，也基本符合封建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游牧友邦交往的惯例，而且，盟约的签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澶渊之盟”对北宋经济增量的影响

澶渊之盟是宋辽在大体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所达成的盟约。盟约的签订使双方都达成了各自的战略目的,是一份宋辽都比较满意的协定。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得宋朝节约了大量用于北方边患的军费。由于盟约,在双方边境贸易的过程中,宋朝居于主动地位,又可以大量获利。合约签订带来了相对持久的和平局面,这一和平环境所带来的间接的经济增量,更是不可估量。     

“澶渊之盟”与“绍兴和议”比较研究

＂澶渊之盟＂与＂绍兴和议＂分别是北宋与辽朝、南宋与金朝签订的和约。笔者主要通过两个和约的签订背景、内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阐述一下自己对两个和约的评价问题。我们可以得出,＂澶渊之盟＂是宋辽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其＂屈己讲和＂的思想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宜完全肯定。＂绍兴和议＂也是有积极作用的,不宜完全否定。     

二十世纪以来宋金“海上之盟”研究综述

宋金"海上之盟"是影响12世纪东北亚格局的重大事件,长期受到众多学者关注,二十世纪以来,学界主要围绕"海上之盟"的背景、缔结原因、内容、过程、评价等展开了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重复研究以及研究视角单一的问题。     

谈“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的订立,迄今已近1000年,以往不少学者论及这一历史性事件,①笔者就这一历史事件,谈点个人的看法。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辽檀渊订盟后,“二方既定,中外略安”,②真宗因寇准有社稷功,“待准甚厚”,就连寇准退朝,真宗也“月送之”。③可见,真宗为澶渊订盟而心满意足。初战之时,大敌当前,北宋朝野惊慌失措,京都开封危在旦夕,王钦若密奏真宗迁都,遭到寇准的痛斥,对寇准怀恨在心。战后王钦若便向真宗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何耻如之！”“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④显然,这是王钦若为报复与深嫉寇准的谗佞之言,后代的史学家多数接受了这种“屈辱说”。进步的史学家则从订盟后出现的“南北弭     

北宋前期从“大一统”构想到“守内虚外”国策的演变再探讨——以边防经略理念的变化为中心

北宋前期的王朝建设之路经历了由构想到追求"大一统",再到转向"守内虚外"国策的演变过程。宋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并设想完成该方针以后,通过和平赎买或武力收复的手段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幽云十六州,有文治与武功并重的理念。雍熙北伐之前,宋太宗致力于实现乃兄构建的国家"大一统"建设构想。两次北伐失败以后,开始由积极进攻转变为保守防御,进而逐步转向"守内虚外"的国策。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以后,进一步发展了"守内虚外"的国策,北宋前期的"大一统"构想彻底破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边防经略理念也逐步由积极进取的军事化经略,向弭兵共处的过程转变。     

也谈“澶渊之盟”形成的原因

往昔,史学界对“澶渊之盟”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双方势力均衡,谁也无法消灭对方所致。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是“澶渊之盟”形成的主要原因,而且有些观点与史实也不相符。下面仅就所见史料,略陈管见,以求正于方家。 契丹族自公元907年立国,至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订立,共有6位皇帝在位,期间对中原王朝所采取的政策大致可分为:辽太祖、太宗和世宗时期的积极南下扩张,穆宗和景宗时期的退守保国;圣宗时期的出兵求和三个阶段。 辽太祖阿保机时期,因契丹建国之初,国小兵乏,不敢大举南进,对中原所采取的主要是掠夺人口和蚕食的政策。阿保机频繁南下掠夺人口目的在于发展辽的农业,因当时辽属境内可供开垦的土地不多,不向外扩张,难以达到目的。阿保机对后唐使者姚坤就赤裸裸地说:“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阿保机的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后,将姚“囚之旬余”,见不能迫使姚坤表态,遂把原来渴望得到大河之北的目标缩小为“镇、定、幽州”。可见阿保机并无进一步南下中原争夺霸权,一统全国的企图。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浅谈“澶渊之盟”缔结的原因

“澶渊之盟”是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关于其缔结的原因,许多人都做过论述.有不少同志把它看做是宋朝在强大的辽国面前仓惶失措,丧失了正确对待事物的能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有人仅仅把它简单地作为宋朝政治腐败昏朽和苟且偷安的一个苦果来认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偶然,也没有绝对的必然,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原因、背景和条件.同样,“澶渊之盟”也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笔者以为其缔结是有许多原因的.本文试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教正.     

论北宋真宗时期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北宋真宗朝的君权与相权,在真宗执政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君相关系。由于宰相对宋真宗顺利即位有较大帮助,且澶渊之盟中宋真宗需要倚仗宰相进行决策,因此真宗朝前期宰相权力比太祖、太宗时有所加强。但看似强横的相权依然被君权加以诸多限制,君主牢牢把握着朝政最终决策权和官员任免权。因此澶渊之盟后真宗朝的相权实际上更多体现为君权的附庸。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的知识贮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关于“澶渊之盟”的几个问题

公元1004年9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同其母萧太后率大兵自幽州(北京)大举南下,进攻宋朝,兵锋直抵澶州(河南濮阳)城下。11月,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襄助下,亲临澶州抵御。12月,辽、宋两国停战议和,辽奉宋为兄,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如何评价这次战争,史学界尚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澶渊之盟”对宋来说,是一次     

辽国的战略进攻与澶渊之盟的订立——宋辽战争研究之三

自九八六年宋太宗北伐失利,宋辽双方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损兵折将,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辽稳稳抓住了战争的主动权,以其机动的骑兵队经常地驰骋于河北大平原之上,攻城陷镇,最后迫使宋签订了城下之盟。对这段历史,人们并不陌生,但对于如何评价这段历史,特别对于如何评价澶渊之盟,则持有不同见解。本文将以这个问题为重点,兼从战略战术制订和运用等方面,对宋的失败作一剖析。这点想法是否成熟,还要在实际中受到检验。     

公文写作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公文的受命性要求作者撰写时要自觉进入“无我之境” ;公文强烈的主观性和鲜明的倾向性 ,要求作者写作时进入“有我之境”。公文写作必须处理好“无我”与“有我”的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     

浅论“澶渊之盟”的决策人物之一毕士安

“澶渊之盟”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当前史学界仍有不同意见,不必强求一致。在这次事件中寇准的历史作用,已多有评述,而对毕士安的作用却鲜为人知。从订盟前后的实际步骤与最后结局上看,毕士安的意见竟占主导地位。不弄清这一点,澶渊之盟的许多历史真相难以揭示,具体人物的是非功过也难以正确评价。为使这一问题得以深入研究,故不揣冒昧,把初学心得写出,以求教于方家。 毕士安(938—1054)本名士元,字舜举,乾德中进士,历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景德元年(1004年)为参知政事。当时,宰相李沆卒,真宗正在选择新相,意属毕士安,并     

再谈“新文人画”

“新文人画”作为一种现象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迅速开始占据中国画坛的半壁江山并被各种媒体炒作得红红火火。90年代初以后便开始走向沉寂,分析这种艺术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化其背后的原因并探讨其规律,在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亲亲之根”——再谈《论语》中的“父子相隐”

世初之初,我国学术界围绕孟子论舜的案例和《论语》“父子相隐”的观念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儒家伦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实际上,普遍与特殊这种西方式的两分模式并不是解读任何文明、文化、伦理价值的唯一标准,对孔子思想的真实理解应回到《论语》文本本身。“亲”“仁”“爱”“礼”只有层次上的差别,无根本性质上的对立,“亲亲”是“仁”“礼”之根源,血亲是人伦之情的发源地。重视家庭的儒家传统文化,超越一切功利的“亲亲之光”对缓和当今多元主义文化的冲突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辽宋两国经过多年的兵戎相见之后,签订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近十个世纪以来,不少史学家把这个盟约斥之为屈辱妥协的投降卖国的条约,认为北宋“开一代投降政策先例”,等等.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难免有些片面.对于如此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做全面系统的客观深入的分析研究,只抓住某些表面现象去探求,就不可能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论.     

“中韩第五届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8月20日至23日,"中韩第五届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围绕着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政治、军事、法制、思想、文化、经济、社会、文献、周边民族与外交、历史地理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极大地增进了对宋辽夏金元历史的认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