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历史视域中的《春秋》阐释:"元年春王正月"的创世神话隐喻

前人已证明,＂元年春王正月＂并不是《春秋》所独有的记载体例。那么,为何史官要在开篇和每位国君即位时都要反复写该句？《春秋》学家们从＂元年春王正月＂衍生出的各种＂大义＂的文化逻辑是什么呢？从神话历史视域剖析,＂元年春王正月＂将国君即位时间、物候时间、神圣时间三者相重叠,其神话叙事模式潜在地将宇宙和王权统治隐喻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周而复始的过程,它包含了＂天-地-神-人＂的互动可能,从而为后人阐释出＂正＂和＂统＂提供了强有力的文本逻辑。     

《春秋》释名

《春秋》作为春秋时各诸侯国史书的通名,昔贤之论已洋洋可观了。然于《春秋》之名义,或可商榷。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谓:“盖以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稍近情理,故今人几乎尽宗杜说。另外,《公羊传》隐元年徐彦《疏》引《春秋说》,言孔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名《春秋》”;又引《三统历》说“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显系向壁臆说,不需多言。     

史体三论

本文就“编年”,“纪传”、“本末”三种史体的始末、价值、影响等几方面谈一谈自己浅陋的看法。由于笔者是弃文务史,半路出家,对史学虽感兴味,但水平有限,今日“史体”一文只是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能士。 一、编年体的产生和发展 编年体史书出现最早,远在周代各诸侯国的史书——《春秋》均为编年体史书,如周之《春秋》、鲁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等。而墨子曾说: “吾见百国《春秋》。”还有晋称《乘》,楚称之《梼杌》等史书亦均是编年体,可惜这些书大部分亡佚。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就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春秋”编写的,定名为《春秋》,从此,“春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 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批判性关怀：孟子论孔子与《春秋》

［摘要］孟子从“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出发，构建了孔子与《春秋》的文化关联：一是作《春秋》的时代背景——“《诗》亡然后《春秋》作”；二是孔子作《春秋》的两难心境——“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三是《春秋》的儒家政统意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构建在残酷、现实的权力斗争之外发展出冷醒、理想的政治批判传统，承诺并敞开了传统儒家孜孜以求、念兹在兹的政统视界。     

论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庸”之道

论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庸”之道黄寅１．“中”之概念考诚如中哲史家陈荣捷所说：“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形，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无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程公说与《春秋分记》

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程公说所著《春秋分记》九十卷,是宋代《春秋》学的重要著作。《春秋分记》在体例上借鉴了《史记》的纪传体,而又有所创新。颇为珍贵的是,《春秋分记》配有十四幅古地图,是名副其实的“图书”。《春秋分记》注重阐发“《春秋》大义”,全书贯串的“大义”集中体现为“大一统”与“尊王攘夷”,并且希望能够“经世致用”。《春秋分记》自淳祐三年（1243）刊刻以来,历代公私书目均有著录。今世所见《春秋分记》的唯一版本是《四库全书》本,而《四库全书》本系宋刻影抄本。     

《公羊传》何以首立学官

《春秋》在汉代有三种传授本,世谓之“三传”。其中相传为公羊寿所撰之“传”称为“公羊传”。《公羊传》在西汉时首先立于学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五经为《诗》、《书》、《易》、《礼》和《春秋》,其中,《春秋》唯《公羊传》而已。《公羊春秋》不仅作为五经之一立于学官,而且地位特别显赫,武帝“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论《春秋》记事的讳书笔法

《春秋》记事存在着为尊亲者讳的诗书笔法，后世颇多讥评．或以为史家曲笔之始，或以为史家任情褒随之范例。然则《春秋》的讳书笔法既不是不顾史实，更不是歪曲史实；而只是在记事上或者避实就虚,或者当书不书，于隐约其辞中透露出史事的真实痕迹，具有隐而不避、讳而不饰、微婉志晦、精义藏用之神妙。因此，对《春秋》讳书笔法不能简单否定；相反，倒是一种值得参考借鉴的史籍修辞笔法。     

孔子作《春秋传》史实考

孔子作《春秋》非“春秋经” ,乃“春秋传”即《左传》蓝本。孔子后半生主要从事于此伟业。其“厄陈蔡”“过郑”“适楚” ;读《易》序《书》等等 ,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略论《春秋》大义及夷夏之辨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整理而成以寓历史褒贬，政治理想的著作。鲁国史记，是本国大事及诸侯赴告而书策的记事之作，留存后世则成历史记载，当时名称也叫《春秋》。但孔子根据鲁国《春秋》经过笔削润色以后，寄寓他对礼崩乐坏的的慨叹之情，乱臣贼子的诛讨之义与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的《春秋》已从“史”上升为“经”，用我们现代新名词，可称之为“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当首推《孟子》，这不仅最早，而且最可信、最可靠。（虽然历来有人疑议，但于其记载本身，始终推翻不了）《孟子·滕文公下》孟子…     

古书书名与篇名

古代书籍,多无书名。有的甚至连篇名都没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汉代以前的古书,它的书名,多出自后人的追题。这是由于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有关,那时“作之君,作之师”,“人王”即是教主”,连“先师”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在“教权文权”下移以后,还只能是“述而不作”地整理《诗》、《书》,编辑“鲁史”(即《春秋》)。所以余嘉锡先生说:“春秋以前,並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古书通例》)。古代不少书籍大部分是由集体劳动写成的,例如留传今世的编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略论孔子对我国古代文书事业的重大贡献

孔子利用文书档案，所著《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既开我国文书档案利用之先河，又为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春秋》书诸侯谥号体例考析

《春秋》书诸侯葬后举谥似乎无一定体例,“三传”对此各有阐释.为此,以《左传》文献为依据,结合“三传”的观点,通过对其归类整理、梳理、考析,剔除其不合理之处,认为《春秋》书与不书诸侯葬谥有其独特的书法体例,即以内鲁和同盟为前提,国君之是否礼葬为书同盟诸侯的标准,而吴楚僭越、夷狄和灭国则不论同盟与否均不书.     

论书法艺术的神

论书法艺术的神胡润昆书法艺术的美表现在很多方面，但归根结蒂要体现于“形”、“神”之上。古今书家又无不以“神”为书道之极。“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王僧虔《笔意赞》），“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苏拭《论书》），“学...     

关于《历代兵制》的撰写

《历代兵制》共八卷,宋陈傅良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书上溯成周乡遂之法及春秋秦汉唐以来历代兵制之得失,于宋代言之尤详。……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于时务者矣”。此书当系陈氏亲撰无疑。然事实并非如此。 南宋建炎末,王铚奉旨编修《祖宗兵制》,高宗赵构赐其书名曰《枢庭备检》。王铚自云:“谨列自建国已来兵制沿革,与夫祖宗御戎备边,又诸军兴废所因”。是书凡二百卷,乃藏于枢密院。其子王明德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