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为词之主流及其成因探折

词由唐发展至两宋 ,词人辈出 ,高峰迭起 ,形成“豪放”与“婉约”两大潮流 ,但主流是婉约词。这种主流形成的原因有 :从社会背景来看 ,词的演唱在两宋成为社会风尚 ,这种风尚适合婉约词的生存和发展 ;时人所普遍接受的一直是婉约词 ,并被奉为“正体” ,豪放词被历代词学家论为“别调” ,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 ;尽管苏轼和辛弃疾在豪放词的实践上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 ,但他们“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的创作倾向也流露了较为明显的缺陷 ,使豪放词难以为继。     

词分豪放与婉约的诗学意义

通过对宋词中豪放词与婉约词的探究 ,认为其分别代表了中国诗学史上的儒家功利主义和道家非功利主义两种诗学传统 ;蕴含着“气”和“韵的和谐美的两种诗美形态。豪放词与婉约词在言志与抒情、“气”与“韵”、阳刚与阴柔三个方面所表现出的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 ,表明中国古典诗歌的风格发展到宋代时走向成熟     

论李清照词与苏东坡影响──兼论“易安体”的特征

李清照是宋词“婉约之宗”,她主张词“别是一家”,应抒写个人的离愁别恨和身世之感;但南渡后,在现实中备受国破家亡、夫死遭诬和颠沛流离的生活磨难,而在词中自然接受了苏轼豪放词家国精神的影响,创制了她独特的“易安体”,形成其既婉约哀怨又豪放沉郁的统一格调。     

温庭筠恋情诗词比较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诗人,又是词坛领域的“花间鼻祖”。温庭筠一方面抓住诗高度词化的特质并加以转化与创新,开创了“婉约词”的新天地;另一方面又坚持分体意识自觉进行诗词有别的创作,确立了他对诗词这两种文体的不同审美追求。温氏恋情诗是婉约词产生的基础和桥梁,又是词向前发展、不断完善的动力和催化剂。     

“谁爱风流高格调?”——论唐宋闺情雅词的审美特征

<正> 两宋文人词发展的结果就是确立了雅词的正宗地位,并形成雅词在艺术风格上以婉约为本色的词学观念。前贤和时贤对词的“雅正”和词的“婉约”风格分别都有深刻的论述,但正因为是分别的论述,故总有“两张皮”的遗憾。本文则打算从词的闺情题材入手,把“雅正”和“婉约”统一在一个命题中进行探讨,庶几作整体的美学把握。词的雅化和婉约风格一般说来都是同闺情题材分不开的,因为词多写闺情风月,自然就形成的婉约柔媚美学风貌,也因为词多写闺情风月,稍加放任就流于佚宕淫靡,才有秦、周、姜、张的“复雅归宗”运动以匡正。而闺情词的雅化结果就形成这样一个总体的审美特征,如     

论五代前后蜀词风

五代时期,前后蜀词坛创作兴盛,词人们效法温庭筠,其审美理想趋于一致,从而产生了中国词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花间派,形成了代表前后蜀词风的“花间范式”,对后世词的创作影响深远。既使“词为艳科”、“以婉约为宗”、“诗庄词媚”的词学传统由此确立,导致“本色当行”的婉约词成为千年词坛的主流;同时经过前后蜀词人对多种题材及风格的大胆探索和尝试,也有效开启了千年词坛风格流派多样化的端倪。     

唐宋士人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与词尚婉约

中唐至两宋时期,随着国势的逐渐衰弱,士人的文化心理表现出了明显的柔弱化倾向。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唐宋词的崇尚婉约,而且士人对女性的同情、尊重心态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婉约词的“雅化”进程。     

试论婉约词的评价问题

对婉约词的评价本来不是问题。自胡云翼《宋词选》后 ,由于张扬豪放词 ,屡以婉约词为靶的 ;后来在机械地理解“政治标准第一”的情况下对婉约词的贬抑更甚。科学的研究方法 ,应从婉约词的基本特征入手加以分析 ,给婉约词以较为中肯的评价     

东坡词的“旷”与禅宗

“旷”是东坡词的主要风格。东坡词由内而外的旷达,除了政治、经济、个人乘赋等原因,“禅宗”对词人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冷眼看人生,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直面遭遇,超然达观,最大限度的追求人生自由;不倦追求人生价值,又处处流露对人生的空漠之感。探讨东坡词及其词风,有以下两点启示：词风受意识制约,意识与境遇关联;宋词不能绝然地分豪放与婉约。     

与施、周二先生商榷

在去年第三期《西北大学学报》上,读施、周二先生《词的“派”与“体”之争》一文,原因是周先生编词史,欲以婉约、豪放作为派别,并以豪放派为正宗。施先生对此有异议,谓婉约与豪放,是作品风格,宋人论词,未尝分此二派。于是又涉及“派”与“体”之争。此处不拟多引二先生之说,只根据个人见解,提出商榷。     

八百年词学接受视野中的秦观词

本文从接受史的视角,考察和寻绎秦观词自其当时直到近代近千年的接受历程.透过秦观在不同时代词史地位的升降,既动态地展示了秦词的历史意义、审美价值及恒久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借此探究秦词接受史中所反映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北宋时期.于酒肆青楼中广被传播,旨在秦词抒情的感染力度;南宋时期,由于尚雅的词学情趣,秦词开始遭遇冷落而光辉顿减.秦词仍未进入主流行列;元明时期,伴随词学理论的发展,秦词的正宗地位逐渐得到确立;清及近代,伴随有清词坛旷日持久的正、变之争,秦词的艺术价值和词史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广泛认同.     

梦回荒馆月笼秋 何处砧声唤客愁——王沂孙词恋宋情结的文化阐释

王沂孙词中的恋宋情结主要表现在怀念故国和追忆以前的生活两个方面。这种恋宋情结不同于以前的泛泛怀念旧国，它产生于蒙元代宋这样特定的历史场景中，而源远流长的华夷之辨则是其根本原因。这两种特定的文化场共同作用，构筑了这种难以化解的恋宋情结。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之组成及群体关系

宋祥兴二年 ,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曰丙 蹈海而亡 ,赵宋 32 0年的皇脉断绝 ,同时也揭开了大批宋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身为遗民 ,“立功”一途受阻 ,他们更自觉地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 ,在文字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的苦心。而“诗词末技 ,存江山以不朽” ,于是宋元之际乱离易代的环境 ,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 ,又成就了一期遗民文学。宋遗民词即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内涵成为词在宋代发展的一个光耀而悲壮的终结。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词坛 ,江西遗民词人虽没有如江西诗派成员一样的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及共同尊奉的创作宗旨和词坛盟主 ,但他们因地缘关系、政治倾向、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同 ,彼此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 ,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诗、词、文的酬赠活动 ,构成了一个以文天祥为轴心的相对独立的地域词人群体。     

宋代思想文化与宋词的“闲愁”主题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闲愁”之咏源远流长。诗人们对于时光流逝、青春难驻、人生不永的敏锐感受以及由此带来的淡淡哀愁，在古典诗歌中常常由于某种特定情景的触动而反复出现。到了宋代．由于文人们普遍具有一种二元悖反心态和多重文化人格，“词”这一适宜表现人生细腻感受和婉转情思的文体日渐兴盛，且与传统的诗文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而在宋词中，抒发伤春悲秋、惜时叹老等“闲愁”意绪的作品大量出现，构成了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莆线。     

幽韵冷香，清虚淡雅——论姜夔的咏物词

作为南宋词坛较早大量写作咏物词的词人,姜夔对咏物词倾注了浓郁的深情与毕生的心血。本文将姜夔的咏物词作置于咏物词的发展流变中加以考察。姜夔在词作中融入江湖漂零之感、对失落恋情的追忆之思、对国事衰微的忧虑之情,从而使其咏物词作较之前人有了新的特质。姜夔咏物词的艺术特色主要为立意深远、含蓄蕴藉;字琢句炼、音节谐婉;虚处落笔、追求神似;幽韵冷香、清虚淡雅。姜夔的咏物词受到后代词人的激赏,并为南宋遗民词人树立了一种新的创作范式。     

周密词创作之局限分析

周密是宋元之际的著名词人，一度领袖艺林，但身后之名不显。清代词评家对他毁誉参半，但均承认其艺术才能。周密艺术素养极佳而并未成大家的原因与时代风气有关，更与本人创作心理有关。他的三种创作心态——寄闲、志雅、逞才，是他创作的驱动力，也是制约他成就的深层原因。     

论白居易诗与唐宋词的内在契合

对白居易诗与唐宋词中思想内容的某些方面作细致的观察分析后,发现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享乐心理,去日苦多、人生如寄的感伤情绪,但求适意、不拘形迹的归隐意识是其内在契合点,反映了中唐以来新型文化背景下文士心理的变迁,是白居易诗和唐宋词独特的审美特质。     

论唐宋游仙词

游仙词是唐宋时期道教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古代诗歌中游仙传统,尤其是中晚唐艳情游仙诗的延续和发展,又与词体功能的扩展相关.唐宋游仙词创作较为繁荣,大致经历了一个形成、成熟到繁荣的过程,其创作特点也由艳情化游仙发展为以梦游仙.同时,唐宋游仙词呈现出鲜明的文体形态:词作主旨的隐喻特征,即词人往往以游仙寄托人生之感和隐逸之思,借游仙隐喻艳情事迹或体察道教义理;虚构和梦幻化的游仙意象使词作表现出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文人通过游仙来获取精神愉悦和心境的清雅之趣则是游仙词功能的主要体现.     

同是天涯伤心人——秦观、蒋春霖词比较

北宋婉约词大家秦观,其词作意境凄婉,被冯煦称为＂真古之伤心人＂。清代著名词人蒋春霖,其性格、气质及身世遭遇与秦观相似,词作也呈现出感伤的基调。他们的词作在文学史上地位都比较突出,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又各有特色。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