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昌佛教石窟述略

古代高昌,即今新疆东部的吐鲁番盆地,因汉武帝时于此设“高昌垒”(又名“高昌壁”),故名。公元327年,前凉张骏于此始设“高昌郡”,其后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继之,高昌之名遂显。公元460年,柔然人侵入此地,立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遂由地名、郡名而为王国之名。640年(贞观十四年),唐灭麴氏高昌王国,以此地为西州,故该地     

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公主

麴氏高昌王国至唐前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了"公主"的记载,包括突厥公主、隋唐的公主,还有高昌王国自己的麴氏公主,她们都对麴氏高昌王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这些公主的身份和主要活动,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论,本文通过对正史记载的一些讨论,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前贤研究成果,力图能够对这些公主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     

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县城东南40公里的火焰山下,从胜金口流出的木头沟水潺潺流入城中。这座在当年水源充足,绿树成荫,街衢纵横的丝绸之路上的枢纽遗址,一九六一年,国务院颁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关高昌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它是车师前王国地,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西汉政府在此屯田,建高昌壁,设戊己校尉统率。直到魏晋仍然沿用不改。公元327年,东晋前凉在此设高昌郡。公元460年以后,阚、张、马、麴氏相继称王,其中麴氏王朝统治一百多年,曾接受北魏和突厥汗国的册封。公元640年,唐朝统一高昌,设西州。公元九世纪中叶,这里开始成为回鹘王朝的首府,因而,维吾尔族人民称其为“亦都护城”。元朝政府在此设立火州宣慰司,统辖南疆军政事务。直到十四世纪,由于蒙古贵族的混战,高昌城遂废弃。     

高昌城诸门考

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高昌城即吐鲁番地区高昌故城,曾是高昌王国(公元四六○——公元六四○年)时期的都城,是高昌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关于高昌城,由于记载较少,后世只能通过史籍窥其大概,对于它的规制及中原文化对它的影响等问题,一向所知甚少。本文仅根据吐鲁番出土的两件文书,对高昌城诸门名称及命名的依据稍事探讨,以求教于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     

略谈长安四年唐智宗墓志

长安四年唐智宗墓志为研究唐时高昌地区的官制补充了一些线索。通过考证研究，可以看出高昌王国自麴氏有国以来，历140年之久，推行的基本是汉制，其置官也一直同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多官名与中原王朝同出一源，基本上是准中央制度的，高昌仿隋设置散官，史籍未载，志文可补其不足。另外，通过志文也可看出唐时平定突厥叛乱以及大范围的募兵等历史事件。     

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

本文用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高昌国文献,对正史中诸《高昌传》所记“兼用胡书”、“皆为胡语”、“俗事天神,兼信佛法”等作了分析和校正。指出这些记载不符合高昌王国实际,认为无论是语言文字、生活习俗,还是文化传承及宗教信仰,高昌王国都与中原内地具有一体性,她并非化外的异域,而是华夏之邦,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高昌回鹘王国史中一些基本问题论证

高昌回鹘王国(856--1275)从9世纪下半叶起至13世纪70年代止,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存在四百余年。它最初由原住在哈密至焉耆一带天山附近的回鹘人(原名乌护Oghuz 或乌纥Oghur)和840年从漠北鄂尔浑河流域回纥汗国(744--840)崩散后其中一支西迁至此的同族人相汇合而建立起来的政仅。在维吾尔族的历史上,高昌回鹘王国存在的时间最长,后来因经过西辽、蒙古和元朝的统治,牵涉各方的史料,史事复杂。本文仅对高昌回鹘王国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加以论证,也为将要出版的《维吾尔族简史》古代部分某些章节作必要     

论麴氏高昌臧钱——67TAM84:20号文书解读

随着《吐鲁番出土文书》各册的陆续出版,学界对十六国至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状况的研究逐渐深入,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与此同时,由于高昌西州地区的文献记载极少,而有的出土文书又残缺不全,加上本地区本身的特殊性,造成了某些概念、内涵各家论说的意见纷纭.这是很正常的事.我相信,随着研究的更加深入,有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本文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从解读67TAM84:20号文书着手,就麴氏高昌中后期的臧钱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本名“崇福寺”,始建于555年,是麴氏家族的王家寺庙,亦是麴氏高昌用以维系与突厥的“交好”关系、实现“永固邦疆”愿望的纪念性宗教建筑。因地处宁戎谷,又有“宁戎窟寺”等俗称。智通、进惠、法惠,是精通突厥语的汉僧,生活在7世纪末至8世纪上半叶。自790年秋开始,该寺又转为回鹘统治者的王家寺庙。第32窟所绘回鹘男女供养人像,是颉于迦斯.骨咄禄(即怀信可汗)家族的画像。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麴氏高昌与铁勒突厥的商业贸易

本文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对麹氏高昌与铁勒、突厥在经济上的交流进行了论述,指出铁勒、突厥在丝绸之路上极为活跃,通过他们在高昌市场上的矿产品买卖和与高昌之间的钱马贸易,我们可以窥其一斑。     

唐后宫女服对高昌服饰的影响

唐三百年间,高昌女服深受唐后宫女服影响,但影响的深度一定程度上与唐政治上对其的管辖有关。在唐伊始,即麹氏王国末期,后宫女服开始向高昌渗透。618年,唐灭麹氏,太宗以其地设西州,这一政权转变促使高昌女服迅速且完全向后宫靠拢,发饰、半臂到披帛、长裙几乎类同后宫。安史之乱后,唐逐渐退出此地,随即吐蕃、回鹘控制高昌,并于840年建立回鹘高昌王国。此后唐后宫女服虽仍对高昌服饰有一定影响,但高昌女服已明显回鹘化。     

对湖南常德桃源维吾尔族高昌先祖哈勒的几点考释

湖南常德桃源维吾尔族在自己的族谱中追溯自己的祖先是西域望族哈勒,翦伯赞对此考证说,这个哈勒曾经帮助高昌回鹘王国的国王斩杀西辽派驻高昌的监国而追随成吉思汗。但是,关于哈勒的记述和生平事迹,在所有的有关文章中都语焉不详,使得哈勒像一个谜团。本文希望通过史料记载的查考找寻这个哈勒,以丰富有关哈勒的事迹。     

试释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绢画伏羲女娲像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麹氏高昌(公元531年——640年)和唐代墓葬中经常发现绢画伏羲女娲像(也有少数是画在麻布上的)。五十年前,黄文弼先生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搜集到一幅绢画伏羲女娲像,后来收录在他的专著《吐鲁番考古记》一书中。并作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略谈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制度——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

1979年,新疆吐鲁番地区高昌古城北面约3公里的阿斯塔那古墓区出土了一批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其中有关水利灌溉的内容极其重要。本文试就这些文书并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十六国部分)所收录的有关文书,对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灌溉管理制度作一初步探讨。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

1956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3期,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以下简称《校注》),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作了初步整理。二十年后,即1976年夏,为了辅导同学参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即武州山石窟),根据《校注》的某些推论,结合北魏当时的历史情况,编写了《云冈石窟分期》的参考材料。粉碎“四人帮”后,略作修饰以《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以下简称《试论》)为题,发表于《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1980年2月,日本长广敏雄先生写了一篇《驳宿白氏的云冈石窟分期论》(《宿     

论嵩岳寺塔唐代重建说不成立

文章对曹汛先生嵩岳寺塔唐代重立说提出商榷 ,指出曹先生断代主要依据《嵩岳寺碑》有误读 ,5个主要论据多有失当之处。据现有史料 ,将嵩岳寺塔断为北魏 ,是审慎可靠的     

书讯

由厦门大学历史系韩国磐教授主编的《敦煌吐鲁番经济史料研究论集》一书,今年九月将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敦煌吐鲁番经济史料研究论集》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学术活动基金资助的重点     

高昌回鹘植棉业及其在世界棉植史上的地位

关于高昌回鹘时期的棉花种植,汉文史料记载甚少,幸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对此多有反映。棉花种植是高昌回鹘普通家庭的副业,在粮食作物之外,有余田有余力的家庭会种植以棉花为主的经济作物;棉花在高昌回鹘民间的借贷文书中也频频出现,人们还以之缴纳赋税。回鹘棉花为籽棉,随着回鹘人在中原的活动,逐步东传至内地,与岭南地区传来的木棉交汇于中原。     

刘勰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对世界事物所持的观点与态度的总和。对于古人世界观的了解,主要根据是本人的著作以及有关史料。现在保存下来的刘勰著作,除《文心雕龙》外,还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其他史料,只有《梁书》、《南史》两传,两者基本相同,非常简略。所以,对刘勰世界观的看法,一向是各有所见。《光明日报》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文学遗产》第四百一十七期上,对一个时期以来有关刘勰世界观、文学观的讨论情况,作过综合。近几年,探讨仍在继续深入。大致分三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