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分析:以“新写实小说“和“先锋小说“为例

当代小说创作中出现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和“先锋小说”,无论在文学表现形态即表现、叙事语言、叙事策略等方面,还是对生活本质的把握上所进行的深层次审美探索,都是对传统真实性理论的革命性冲击,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审美姿态已不是唯一的选择,以小说叙事方法、叙事策略的变化为潮流的文体革命率先把人们的阅读带入新的视野。对“真实”这一文艺理论中富于思辩性命题进行重新考察,有助于理清创作主体、真实性、小说叙事的基本     

茅盾小说的人物描写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发端的新文学运动的兴起,首先体现在文学观念的变革上.当时凡是在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就的作家,大都通过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来冲破传统文学观念和固有表现程式的束缚,从而使自己的作品作出了适应表现新的时代生活要求的开拓.茅盾小说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首先也是表现在对传统小说观念的突破与新的小说观念的建立     

郁达夫与王朔: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作为中国早期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作品,郁达夫的《沉沦》的主题经常被解读为爱国主义。在这个文本内部确实存在把爱国主义话语作为一种超级能指的倾向。以此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以及当代的后殖民主义批评都存在这种倾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王朔的小说《许爷》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小说的小说,它通过讲述一个留学生故事,质疑了留学生文学中爱国主义话语背后情感的真实性,因而实际上解构了这种故事的主题和文体。通过考察王朔与郁达夫作品之间的对话,结合对当前中国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观察,可以发现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的复杂性。王朔与郁达夫的对话,就不是一个带有偶然性与任意性的建构,而是一种有关中国人新的身份话语模式与旧的话语模式之间的对话,这种新的身份话语模式不但反映了中国人身份意识的变化,而且有可能颠覆留学生文学这种特定的小说文体。     

文化意识观照下的贵州小说

贵州作家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此种迹象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既是对此前贵州小说创作的一个突破,又奠定了90年代贵州小说发展的基础,意义重大.本文有鉴于此,特对80年代后半期的贵州小说作一回顾和论述.众所周知,1985年,文学界已经呈现出异彩纷呈,多元发展的态势.各种新的观念、新的手法涌入文坛,以至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后,批评家们已再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语词来概括当时的文学现象.这一年,不仅以贾平凹、阿城、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等民族文化派作家的寻根小说崛起了、刘索拉、徐昆等人的新潮小说也在此时推出,市井小说、纪实小说、主体意识十分强烈的感觉派小说、自称“玩儿”的小说、性小说、乃至不打标点符号的小说等等,都已出现.这股迅猛发展的文学主潮,无疑地与当时掀起的“文化热”密切相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贵州小说作家以自觉的文化意识观照生活,使他们的创作获得了新的超越,并且将整个贵州小说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小说前史时期的叙事因素——以《桃花源记》为中心

史传文学对中国小说文体的影响在以往的论述中被奉为圭臬,因而小说文体本身的特性往往在这种强调下被悬置.本文以虚构性为前提界定《桃花源记》作为小说文本,论证其在传统叙事模式基础上,采用了独特的限知视角、倒错时间和诗意背景,从而构成不同于史传的小说审美特性真实性、惊奇、双重语境、移步换景.这种创格出现在小说创作主体的群体尚未自觉的魏晋“前史时期;’,体现了中国小说叙事多元性的潜在因子.     

略谈绍六创作的两次跨越

在我省新时期涌现的中青年作家中,绍六以自已的勤奋和不懈的追求,实现了两次跨越,表明了他的创作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在前进,随着文学思潮的嬗变在发展.1979年,我们民族进入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绍六正是这时开始小说创作的.当时的文坛,虽然已出现了"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但在读者面前大量的还是那些关于十年浩劫中骇人听闻的血和泪的作品.绍六的小说也未能例外.但这并     

论中国文学中的“新写实主义”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文坛崛起了一个新的流派——“新写实主义”。先是有一批中青年小说家,如刘恒、朱晓平、李晓、王朔、刘震云、叶兆言、池莉、方方、苏童、格非、余华、李锐等,创作了一批既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又与近年来我国文坛“先锋文学”有区别的、所谓表现生活“原生态”的小说;尔后有人在理论上加以概括,称之为“新写实主义”;继之则有的刊物,如《钟山》杂志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推波助澜。于是,一个新的创作流派悄然而颇有影响地在我国文坛崛起,并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对于这一文学流派的创作,褒贬不一,在理论上也颇有争议。因此,如何看待这一创作流派的出现,怎样评价他们创作的成败得失,成为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从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看亨利·格林的《生活》

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在孔德实证主义影响下,从贝尔纳实验医学中获得启迪,开创了"实验小说"理论。这既是自然主义文学的认识论,也是对文学如何研究探索人、表现人、表现生活的一种方法论。这是使文学自觉地凭借科学进行人物研究,达到对人的深入认识,尽可能真实准确反映的一种有益探索和实践。本文主要以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对亨利.格林的小说《生活》中出现的实验小说现象进行分析,以此来说明实验小说理论在现当代小说创作的作用和影响。     

晚清翻译文学发展与中国近代小说观的嬗变

近代翻译文学是近代中国的文学视野里较为特殊的一种文学作品,对国人的小说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里,主要表现为对小说功能认知的转变,题材及创作手段的多样化,语言的通俗化以及作者群体和地位的转变。晚清翻译文学影响了当时的小说创作和小说观念,中国的小说由此而始,向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生活·想象力·现实主义——大江健三郎文学观念概评

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历来是建筑在杰出作家的创作基础之上的.正确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始终依靠作家生活经验和丰富的写作实践,这样产生的观念与理论才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纵观文学及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正是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概括和作家自身的创作体验的总结与对文学理论创新的回应,共同促进了文学创作观念和理论的繁荣.     

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

王安忆的小说“三恋”,在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冲破“性爱禁区”的重要作品。这样的认识,一直影响到文学史对她的书写。通过细读办法,可以深入到小说内部,发现另外一些文本效果,同时也对作者当时隐秘的创作意图做出新的解释。显而易见,单纯的批评视角已不足以揭示80年代小说多元化的生产机制了,因为除了“纯文学”的因素外,大众文化也在进军小说的领域,成为其构思和谋篇构局的复杂语境。     

“人性精神”在《山海经》神话中的折光

《山海经》中塑造的诸神形象特征、神话的内容及特点,展示了人性因受到外界蒙蔽不能正确认识自然、社会而开始逐渐复苏,人性中的理性精神越来越浓厚,虚妄的成分减少,更多的是真实。神话作为远古先民童年时期的记忆,是我们窥探先民生活和远古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文学创作素材的资料库,其中蕴含的文学思想是后人进行文学创作的思想源泉,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何申小说的意义与局限

何申小说的意义在于他唤起了人们对一度被淡忘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惟一源泉这一古老命题的当代理解。他的对于基层农村生活的叙写 ,从一个侧面丰富了我们对生活的体验和对人生的感悟。本色、自然的叙述效果拉近了小说与民众的距离。何申小说的不足 :较多对实在生活场景的展示而缺少对意蕴世界的发现 ,精神性匮乏 ,形而上追求不足。何申小说的缺陷 ,与作者的文学观念有一定关系。“三驾马车”的论争提醒我们 :怎样组织他的生活 ,怎样讲述他的故事 ,怎样拥有他面对存在而昭示的生存智慧 ,这一切无疑是对一个小说家最为迫切的追问     

文学与政治:可以“想象”与超越偏见

突破从属论、独立论和多元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理应是一种相互缘起的想象关系,它们因想象一种好的生活而有所关联。这种想象具有否定性、超越性和不可能性。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文学创作时,两者也应以一种想象的关系而存在,一方面政治须从文学文本中汲取制度策划的资源,同时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对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有所影响。另一方面文学也须对现实政治的种种存在可能性进行积极的想象,将之作为自己不可缺失的资源之一。     

道家文化资源与女性和谐人生——论女性创作的道家思想传承与文化启迪

道家思想对于女性创作和女性人生具有许多积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其中的和谐意识,为女性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包括女人与男人)的和谐以及女性自我身心的和谐提供了丰富的人文资源,也对当下女性创作的偏颇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同时,女作家也通过自己的创作反过来阐释、丰富了道家文化的内涵,赋予道家思想与时俱进的现代意义,显示了道家文化与本土女性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论梅娘的小说创作

在1930-1940年代的东北沦陷区文坛上,梅娘的小说创作以女性的视角寻求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对母爱的渴求在梅娘的感情经历和小说创作上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这一主题体现了梅娘对爱与生的渴望和自我生命价值的追求。     

一位作家的由来:尖锐的疼痛与心灵的写作--论萧红的创作道路

萧红从20岁时开始了流浪飘泊的生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的折磨中，在个人感情生活的屡屡伤痛中，在战火和敌机的追逐下，她颠沛流离于哈尔滨、青岛、上海、日本、北京、西安、武汉、重庆、香港等地方，萧红的学生涯始于这飘泊也终于这飘泊。在流浪飘泊的生活中，萧红没有什么可以永久的依靠。在现实生活中，萧红常陷于困境，生活的，情感的，萧红常常是用舍弃自己的方式来面对或妥协，或说，萧红总是难以把握她自己的现实处境，她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暂时的“稳定”，而最终又都走向了自己难以预感、难以忍受的一个个深渊。这是萧红生活的悲剧。面对如此苦痛的生活，萧红如何在她自己的困境中顽强地生存下去。是写作。正是因为写作，萧红才得到了一种力量，得到欢快、欣慰和可靠的支撑。对萧红写作意义的观照，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萧红，理解一位作家的由来。     

从《孩子的讲演》看萧红的抗战文学

萧红抗日文学作品与主流文学风格的疏离使她成为一位争议颇多的作家。她的短篇小说《孩子的讲演》可以看作是她对创作时的时代环境和自身心境的展现,以及对创作抗战文学的独特思考。在公式化、概念化的抗战文学主流中,坚持适合自身特点的创作方式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家所受到的文学影响和女性视角。     

论交游活动对侯方域文学创作的影响

侯方域为明清之际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一生交游广阔。综观其生平,其交游历程即其文学创作不断发展的历程。在当时的中州文人群体中,侯方域堪称典型。梳理他的交游活动与文学创作,对呈现清初中州文坛的构成与风貌有重要意义。     

论1990年代以来河南籍女作家的小说创作

1990年代以来河南籍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这是一种新的女性文学,它与当下女性写作中的私人经验泛滥无关,也与所谓女性叙事的身体自渎无关,而是呈现出了文学本身的美感和力量。她们以朴素而坦率的文字,描绘着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生存状况与情感心态,把一种真实的当代生活现场带到了我们面前。她们的创作拓宽了女性文学的表达空间,给当代河南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