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养生重通下

中医理论认为,疾病都是由于肌体的阴阳失衡所致。因此调整和保持阴阳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养生之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它可以包括各个方面,饮食与排便亦在其中。一出一入即是平衡,若失之平衡,则会酿成疾病,即“出入废则神机休灭”。     

自由与正义之辩——读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

“无知之幕”与“反思的平衡”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辩护 罗尔斯提出“无知之幕”,以修正功利主义对“钝于禀赋”的忽视;而他再提出“反思的平衡”,不但是为了回应直觉主义的混乱,也意欲为自己的公平理论可能招致的驳难进行辩护。     

民间节日与族群认同——基于湖南潭溪社区的实证研究

“五龙”、“六龙”是潭溪土家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二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了潭溪土家族的认同与凝聚.一方面,“五龙”、“六龙”为族群成员提供了交流的场所,为族群文化营造了集中展演的文化空间,强化了共同起源的意识.另一方面,“五龙”、“六龙”中又充满了分化与竞争,既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族群内部村落、宗族的边界,使之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构,又具有“减压阀”的功能,把族群内部的冲突仪式化、戏剧化,使之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从而维护了族群整体的均衡和完整.     

释“拜”

古代“拜”礼有通称、专称之别,关于专称之“拜”,《荀子》定义为“平衡曰拜”,古今释“拜”者多引此说,但历来众说纷纭,难有定论。考诸众说,“拜”当为跪而拱手至地,低头与腰平。     

朱次琦"四行五学"说探赜

朱次琦作为晚清南海鸿儒,提出“四行五学”说以正修身读书之道并以此为治学思想传诸后世。其修身“四行”以发挥程朱理学的道德论而见长,而读书“五学”则是通过挖掘儒学思想中的“经世”因素,来纠正当时学术之弊病,其中体现着重“贱履”和“致用”的思想。在晚清国势日蹙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这一思想对康有为也有重要影响。     

高句丽五部与统一的民族和国家

高句丽五部是在朱蒙立国前后以桂娄部为核心联合其它四部而形成的,但为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在五部的墓础上仿中原五方土制建立民族与国家的政治体制。与高句丽同出于貊的夫余和百济也都实行五土制,而各有其特点。五部制与高句丽统一的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密切关联。这种制度随着高句丽奴隶制的改变,进而发展的“五褥萨”制,与后来东北的渤海、辽、金所实行的五京制当有历史的渊源关系。 一、五部的来源与形成 高句丽五部的来源最多可以上濒到朱蒙南下立国时。对高句丽五部的来源及其形成的研究,过去尚很少涉及。《通典》谓五部“皆贵人之族”,这可以作为探讨问题的一个线索。这些“贵人之族”, 当然是朱蒙所注重,尊敬和联合的主要对象,而这些“贵人之族”也一定     

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在“道德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了“新民之道”的多项意谓。该书以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前提,以建设“公德”为契机,以“利群”为道德之总纲来平衡公德与私德,目标是造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的“新民”。解读《新民说》,不宜纠缠于表述之欠周延甚或前后扞格,而可悬置系统哲学的框架,以观念史的方式钩玄提要。“新民”的历史形态是由“臣民”变为“国民”或“人民”,在道德界则应超出“私德”扩展“公德”。真正把握其“公德”观念,需要对“德”有逸出一般行为规范的界定,明确其包含“品性”“德行”和“行动”及其“力量”之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会看清梁启超所谓“公德”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观念群,它们由五对相反相成的观念绾合而成,涉及到形上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学科,对它们作辩证综合方才能描绘出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型理想人格,汲取其对于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     

兵部尚书的设置始于何时?

《通典·职官》记:“(三国)魏置五兵尚书”(《宋书·百官志》记:“五兵尚书领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晋初无,太康中乃有五兵尚书,而又分中兵、外兵为左右”(原注:“晋虽分中兵、外兵为左右,与旧五兵为七曹;然尚书唯置五兵而已,无七兵尚书之名”)。 “后魏为     

简狄姐妹是两人还是三人? ——<玄鸟生商》神话中的一个同题

“玄鸟生商”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神话。关于此神话的原始记述,在《诗经·商颂·玄鸟》内,仅寥寥几句:“天命玄乌,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后来古籍衍述这个神话故事,日渐繁复,遂生歧义。《吕氏春秋·音初》谓:“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     

《左传》标点质疑一例

(一)《定公四年》;“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杜预注:“奔食,食者走不陈,故不在战数。”(上海人民出版社《春秋左传集解》,一九七七年版第1629页) 此条错误有三:(1)“奔食”连读(系从杜注),殊误。当作:“奔,食而从之。”“奔”者楚师,“食而从之”者吴人,皆蒙上文而省主语。传谓楚人将为食,吴人追而及之;楚人不暇食而溃逃,吴人     

瓠落的文学史

惠子谓庄子日：“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周易外传镜诠·贲

<正> ①:贲bì彼伪切。■“离”下“艮”上,夫之《周易内传》曰:“贲之为卦,一阳■立,即间以一阴,至于五而又改其常度。一阴而间以一阳,妻斐以成贝锦,人为之巧毕尽;阴阳之变,至此极矣。是不是与于天地之大文,而徒为饰也。阳为性为德,阴为情为养。以阴文阳,则合乎人情而可享;以阳文阴,则虽顺人情以往、而缘饰之以不诡于道 ”。此明“贲”之饰与礼之文有异。礼之文,天道自然之秩序也;“贲”之饰,乃人为     

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我国古代学者早有论述

“在无所妨碍时,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观点,并非马尔萨斯的独家之言,我国古代学者也早有论述。最早把人口与生活资料联系起来考虑的,是我国战国时期推行“变法”的商鞅。他首先提出了人口与土地必须在数量上保持平衡的论点。他虽然与管仲、孔子等先于他的政治家、思想家一样,主张大力增加人口,并采取了“徕三晋之民”的具体措施①,但同时又明确指出:“民过地,则国力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②,反复强调“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③即主张二者要平衡。稍后一些的韩非,则最先看到了人口增长快于财货增长的现象。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     

《春秋左传注》注文商榷五则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注文尚有可商榷之处。其中《左传》隐公五年的“未及国”,非杨注的“城郭内”．而是“郊以内”;庄公四年的“荆尸”,非“正月”,而是“军阵之法”;庄二十八年的“小戎子”,非“狐姬之妹”,而是“别一戎而子其姓”;“楚言而出”,非楚军“复操楚语而出”,而是郑“出兵而效楚言”;僖公五年的“天策”之“策星”,非‘’傅说星”,而是“王良五星,前一星为策,是天策”。     

饮食与唐代官场

饮食与唐代官场拜根兴陕西师大唐史所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随着官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饮食活动充斥官场的每个环节，成为统治阶级调和，平衡上下关系，维系国家机制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封建社会特定的“食道”与“官道”，饮食与官场政治的水乳交融，既反...     

论中国特色管理之道——兼论管理境界

中国特色管理之道,是中国几千年管理思想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的管理之道;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学习西方先进管理技术,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先进理念而建立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管理之道.内涵有两个层次、五种境界.管理境界的划分是从政治觉悟、社会责任、经济效益、文化建设、环境文明等综合因素,以“二五之精”为依据划分为生存型、效益型、事业型、为他型、无为型五种境界.前四种均属“有为”层次,后一种属于“无为”境界.“有为”与“无为”是辩证统一的一组哲学范畴.     

论曹植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建安时期“群彦蔚起”、“门户各立”,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建安诗歌“五言腾踊”、“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开创了我国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六朝诗人踵其步武,继其风范,“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唐代诗歌革新运动也以“汉魏风骨”为旗帜,心慕手追,奉为楷模。然“陈思为建安之杰”,“邺中诸子,陈王     

词义考辨二例

释“块(塊)”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这样一段记载:“(晋重耳)出亡,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而载之。” 关于“块”的解释,一般均为“土块”。但学术界还有人认为“块”是“蒉”的通假字,应释为“装土的器物”。根据有如下几条:     

召禹鼎考释

召禹鼎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在陕西岐山县之任家村(距法门寺五里)出土。其文献价值似同子盂鼎、毛公鼎等器物。五一年徐某献給政府后,西北大学陈进宜先生曾亲摹拓本并与侯外廬先生商榷十余次而作“禹鼎考釋”(載光明日报五一年七月七日“学术”第四十期)并注明其中所引“武公”当为“卫武公”。后郭沫若先生亦从其拓本略为改正补充,并加以标点,作“禹鼎跋”(見仝上)确定此鼎与不(?)簋、噩侯鼎、敔簋等器同属于周历王之世。而此鼎銘文又与宋人薛尚功所录之“穆公鼎”銘文相同,故知为一人之器物,而薛氏釋“穆公”为“秦穆公”。張筱衡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十月所撰此之,与以上諾家釋文有所出入: 一、第一行“穆公”薛氏釋为秦穆公,而此文釋为召穆公,即召虎,召公奭之后,禹之祖。二、第二行第九字、諸家均釋为“武”,而此文釋作“趋”即桓公、禹之父、穆公之子。三、噩侯即申侯,周宣王之元舅、幽王申后之祖。四、第十一行倒数第二、三字薛氏作“寿子”而此文釋为“寿父”作人名,即郑伯友,幽王亲叔,忠于王室者。五、第十二行倒数第一字薛氏作“爵”郭作“肆”而此文釋为虢,即虢武公,虢石父,褒姒之党羽。六、所纪战役系“竹書記年”所載幽王十年“王师伐申”之役。七、因确定此鼎当铸于周幽王十年(公元前七七二年)。其考釋方法,系以文字証史实,以史实証文字,并通之以古音古义,旁徵方言,自成一說,現在刊登出来,以供研究古史、地者参考討論。     

“好色即淫”说与“好色而不淫”论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姑之口提出一个有关“好色”的命题——“好色即淫”说,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有“《国风》好色而不淫”论。“好色即淫”还是“好色而不淫”,似乎成了一桩有待了断的“公案”。　　一、“好色而不淫”论与先秦文化中的“好色”观　　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好色”是人的一种天生“情性”、自然人性。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第14简:“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①《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荀子·性恶》:“目好色,耳好声……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也。”其二,先秦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