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和谐社区构建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研究

纵观中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主要类型: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合作型治理模式;居民自治型治理模式。针对目前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问题,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互动模式主要体现为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性权利,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社区制度建构等层面的分权参与。基于和谐社区构建要求,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的路径选择主要在于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强化多元合作关系、重视公民社会的主体权威维护、构建和谐治理机制等。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模式的选择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采取的是政府一元治理模式。由于农村环境污染点多面广,政府一元治理模式收效甚微。西方治理理论在治理实践中成效显著,我国宪法也赋予了农村基层组织自治权。因此,政府可以村委会为农村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主体,吸纳村民、村经济体、企业与社会团体等治理主体参加,形成多元治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体系。     

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未清晰地认识和定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者的关系,未处理好三者的分工与衔接,是造成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难以落实的关键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路径,以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而轻视企业、社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导致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的缺失。比较分析三者存在的障碍,提出落实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的建议,从而构建起三者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环境的新局面。     

从“社区治理”到“小区治理”——反思当下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之一

当下部分学者提出了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其宗旨是要构建"政府—社会"协商合作的社区治理体系。但随着"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的纵深拓展,"小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被忽视,造成了针对其监督的缺失。面对"小区治理"的"失效",以对"社区"和"小区"为不同治理背景的"服务品"提供方式的讨论为基础,必须将市场主体纳入"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多元互动的"合作—监督—共治"的新型"大社区"治理体系。     

数字治理视域下健康数据利用权益制度构建

健康数据虽涉及个人敏感隐私信息,但由于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在数字化时代开放共享成为必然趋势。以往单一权利保护模式已无法应对挑战,通过构建新型治理模式协调多方主体的多元利益,才能促进健康数据的流通开放。健康数据开放利用中存在产权配置权利不对称、健康数据来源者隐私利益保护不足、企业健康数据商业利用场景合法性问题、政府多重角色导致治理边界模糊等治理困境。因此,应重塑健康数据利用权益配置的公共价值,确立“个人、企业、政府”权益合理配置的健康数据整体性治理模式,构建责任与权益相一致的治理责任结构,形成对主体权益的软法与硬法协同保护,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利益且最小限度利用个人隐私。只有确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充分保护个人隐私,并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健康数据开放共享才能得以实现。     

社会治理共同体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模式探析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内涵丰富且意义特殊.新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基础上,紧密结合社会治理场域建立起的"多元主体"一体化治理机制和多元主体"嵌入式"共治方式,包含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和价值理念,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新疆的实践模式,体现出把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到社会治理中、具体化为相对稳定的治理模式和治理实践.建设"人人...     

治理语境下的中国政府能力

治理理论是人们基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寻求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效合作过程中发现的"第三项",将治理引入政府能力的思考框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政府能力的现状与治理语境下的政府能力相较,仍然具有很大的差距:政府能力的过剩与不足并存,政府能力既强大又脆弱.治理语境下中国政府能力提升的途径和目标是:树立政府治理新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政府职能重新定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协同治理的规范构造探析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具有后发优势和鲜明特点,是成果最丰富、进展最迅速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领域。在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因其多元的治理主体和复杂的治理内容的实践需求,要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协同治理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及其构造,涵盖了多元主体、多元方式、多元治理机制3个主要方面。其中,多元主体在我国国家公园协同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这些主体涉及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各级政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一般社会公众以及包括特许经营企业和社区居民在内的特定社会主体。在治理方式上,多元主体之间在推进国家公园治理过程中,通过管理机构与所在地方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的横向协同,以及政党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纵向协同,进行互动、交流、协调,形成治理的合力。在治理机制方面,我国国家公园的协同治理机制主要由沟通协调机制、利益平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约束监督机制等核心机制构成。     

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探析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1]笔者结合西安市社会管理现状与问题,提出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该模式以"赋权参与、以人为本、合作共治"为治理理念;以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为治理主体;以信任、协调、整合和互动机制为治理机制;以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弱势群体,完善社会运行监测预警系统,构建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等为治理职能;以"1+1+4"组织管理结构为组织治理结构。     

合同治理对BT项目投资控制的案例研究

通过对BT项目多层多级委托代理链的分析指出,BT合同是衔接公、私两个阵营投资控制主体的重要节点,因而合同治理对于BT项目投资控制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以深圳地铁5号线BT工程为例,分析了其回购总价款的构成及影响因素、投资控制风险分担方案以及控制权配置情况.结果显示:深圳地铁5号线BT工程良好的投资控制效果得益于其合同设计中较高程度的“权、责、利对等”,以及政府适当掌握的BT项目建设期间特定控制权,从而使政府在BT项目投资控制中处于主导地位.     

航班延误纠纷治理：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

航空运输合同必然是不完全的,而未能事先约定的剩余权界定模糊往往导致缔约各方的事后寻租冲突。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导致航班延误难以清晰地进行归因论责,这也是航班延误补偿纠纷的根本原因。事先以法律形式将航班延误相关剩余权明确地赋予航空公司,可以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规避延误事后补偿的讨价还价纠纷,而市场竞争和行政管理机制可以有效制约航空公司滥用航班延误剩余权,督促其履行航班延误治理的勤勉义务。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容易诱发人们对公共资源过度的消费行为,以及在治理公共资源中的“搭便车”、规避责任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共资源面临耗竭性退化的困境。科层制治理、市场制治理、自主组织治理与网络治理正是人们为解决公共资源困境所作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应根据公共资源的内容和特性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以此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使公共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合并院校学院制管理模式中的权限问题研究

对合并院校学院制管理模式中的权限问题进行了探索 ,并分别对校级管理权限范围进行了划分 ,尤其是对合并院校中的二级学院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机构管理职权及其责、权、利等义务进行了明确界定 ,为合并院校实行学院制管理模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如何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绩效？——基于资源不对称依赖与控制权共享的视角

借鉴资源依赖理论和控制权理论,以嘉兴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文化有约”项目为研究对象,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互联网情景下多元合作治理的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多元合作中资源不对称依赖导致公共价值缺失,仅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生产社会化”;控制权共享能够降低资源不对称依赖程度,实现“供给责任社会化”,促使多主体化优势资源的发挥,合作关系质量的改善,增强了合作绩效;控制权共享源于政治机会窗口的出现和互联网平台的创新应用,为此,政府要为多元合作提供制度空间,善用互联网治理工具,构建合作网络生态系统;非政府主体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实现合作治理绩效的提升。     

社会边界与社会和谐

边界在国家之间、动物的群体之间以及人类社会中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边界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内构成安全、认同和信任;对外构成识别的标志,避免越界和冲突。边界是和谐的前提。以边界的视角来看待我国转型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财产权的界定与保护,政府权力的边界与责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而这两者又有赖于法治和宪政的推进与完善。     

合伙主体与联营主体的权利义务评析

本文通过对合伙、联营两种投资人的不同类型及其行使的不同权利，承担的不同义务、责任，来分析其性质和存在的社会动因，提示其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对比合伙企业与联营企业中的无限责任主体和有限责任主体的实际责任异同，来明确他们在不同的企业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总结出这类经济活动中对主体的权利义务采用约定原则的普遍趋势及其意义，提出注意约定原则的运用、发展，为我国经济立法工作服务的观点。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模式探析

结合世界各国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经验,对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提出以下建议：1.在法律层面上明确轨道交通的准公共产品特性 2.投融资模式须以政府为主导,使运营单位在获得政府补贴后满足市场化发展的条件,明确政府和企业的权利与责任 3.政府授予建设单位或运营单位享有一定的房地产开发、商业和广告等活动的经营权。     

论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重要动因——地方政府效用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必然会造成区域之间的产业政策趋同。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化解问题的办法应当靠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强化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边界,引导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中体现差异性。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