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技术革命的权势效应

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国际权势本身的若干基本性质,随之而来的是“技术权势”和“软权势”的重要性急剧增长,信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导致权势载体的急速增生、权势性质的重要变动以及权势行使方式的高度多样化。因此,信息技术革命的权势效应将对整个世界政治议题和社会政治力量的构成以及国家和国际安全产生巨大影响。     

权势与等同:小说“Blackmail”的称谓语研究

称谓语通常蕴涵交际双方地位、身份、修养及其相互关系。本文运用社会语言学关于权势和等同关系有关理论分析了小说Hotel的片段"Blackmail"中的人物角色的称谓语及其变异形式,由此反映角色之间的权势关系。     

权势的变迁--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权势效应

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国际权势不同构成要素的有效程度发生了历史性的相对消张,同时改变了这权势本身的若干基本性质."技术权势"和"软权势"的重要性急剧增长,权势的含糊化成为其一大突出特征,而在互相依赖关系中权势资源与其效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体的"易受伤害性".与此同时,权势的载体也有了变化,特别是种种民间实体成为在全球体系中拥有势力并造成重要国际影响的角色.权势载体的急速增生、权势性质的重要变动以及权势行使方式的高度多样化,很大部分都可以溯源于信息技术革命.就其形态和作用机理而言,信息技术革命的权势效应可以归纳为七类.这些效应修改着世界政治议题的构成以及主导其讨论、缓解或解决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构成,给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带来巨大影响,并且引起了依凭当代信息技术的跨国权势侵蚀、干预和削弱民族国家主权这一重大问题.     

三国时期“借荆州”事件中的权势制衡探析

赤壁之战以后,荆州的归属成为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孙权将荆州部分土地借与刘备,刘备得以在荆州南部立足,为三分天下奠定了基础。"借荆州"的历史公案,千百年来多有争论。事实上,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只是"借"了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及其附近的城池而已,并非"借"下整个荆州。刘备通过借荆州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暂时遏制住了孙权在荆襄一带的发展,二是建立了北进中原和西图川蜀的基地。孙权"借荆州"给刘备虽属无奈之举,但也实现了制衡内外的两大目的,一是维持了孙刘联盟,把长江中游防卫曹操的重担转嫁于刘备,自己全力以赴抵抗曹操在东线的进攻;二是假刘备之势遏制了周瑜势力的发展,实现了其控制内部文臣武将的目的。曹操通过撤出荆州实施了渔翁之计,借刘备与孙权自相攻伐之际巩固了其在北方的统治。"借荆州"是三国鼎立过程中的谋略博弈,也是刘备、孙权、曹操实施权势制衡的政治手段。     

模糊语与法庭权势之争

在过去模糊语的研究涉及到定义、类型及原因。本文从批评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辛普森一案中的模糊语使用,一方面让读者了解模糊语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让读者认识到模糊语并非歧义语,其社会功能显著。辛普森一案中模糊语的使用体现了如下思想意识和社会意义:原告律师站在支配的地位上说话,目的是为了发现罪证,进而将被告绳之以法;被告不愿站在被支配的地位上说话,目的是为了否定原告律师的指控,进而能被法庭判定无罪。     

小说叙述语言变异:从激情叙述到冷叙述

语言学转向之前的小说叙述,无论是文革文学,还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激情叙述的特征,冷叙述体现了语言学转向之后小说在叙述风格方面的语言变异特征。语言学转向前后的小说叙述风格有过修辞策略的调整:激情叙述→冷叙述,分析这种调整,可以彰显冷叙述的语言变异特征。     

当代电视纪实文本的“秀叙述”

当下,真人秀节目风靡电视荧屏,成为电视纪实叙述的典型样式.围绕“秀叙述”这一概念,透过叙述学视野考察真人秀以及电视纪实文本,能够深入解析电视真人秀“文本身份”的建构与转换、“普遍隐合作者”的确立与变异、“作秀”和“反秀”叙述的关联等重要问题.总体而言,“秀叙述”是纪实型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达成了纪实体裁的“叙述规约”.原创力不足导致某些特定类型的“秀叙述”拥有面目雷同的“隐合作者”,从而共同建构出了“普遍隐合作者”.“作秀”与“反秀”在“秀叙述”中同时存在,带给受众混杂性的认知体验.为了建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任链”,伪饰的“反秀”叙述应该避免.     

同盟会内部的政治与权势争夺

在中国同盟会上层 ,政治与权势纷争一直存在 ,并且愈演愈烈 ,导致组织不断分裂。其产生原因既有革命党人在政治理念方面的歧异 ,也有革命经费措置方面的矛盾 ,更有对革命方略的不同追求 ,且与孙中山在革命政党组织建设方面存在自我中心主义也不无关系     

从权势和等同关系看“小姐”一词在社会称谓中的应用

称谓语是说话人用来称呼与其对话者的用语。“小姐”一词是当代汉语语言生活中的一个极为常见的称谓语,因此在“权势”和“等同”语义对立模式基础上,分析“小姐”称谓语的历史演化、语用特点以及交际功能。     

叙述学有“经典”与“后经典”之分吗?

国内外叙述学界有些学者把叙述学分为"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这种分法是没有学理依据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叙述学从诞生直至今日,始终是在结构主义的框架内构建和发展的。从考察"后经典叙述学"相关论点入手,运用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分类的不合理性:梳理"经典"与"后经典"说的主要观点,可见这种区分的不合理;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念来看这种区分的非合理性;辨析赫尔曼提出的"经典叙述学"的四宗"罪"。     

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以电视剧《潜伏》为个案的叙述学分析

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思潮,中国的叙述学（叙事学）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叙述学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影视、绘画以及法律等诸多领域。电视剧《潜伏》的收视率屡创新高,堪称近年来少有的谍战佳作,其热播引人深思。该剧巧妙地采用了类型融合的叙述策略,主要体现在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上。本研究结合叙述学和电影学中的叙述理论,不仅对该剧的叙述语言和叙述视角进行了审美解读,而且从线索、主题、时空、情节和人物等方面对该剧的叙述结构加以阐释和归纳,指出该剧的热播主要归功于幽默睿智的语言,“限知、平视”的视角,“信仰、爱情”交织的主题,详略得当的时空幅度,曲折离奇的情节以及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等。     

略论散文诗的叙述方式及叙述物象

散文诗是一种具有散文化倾向而又不失诗的本质的诗体,是诗歌演化史上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散文诗的叙述方式首先应该是诗意散文化,与传统诗歌的叙述方式不同,现代诗及现代散文诗应该是以冷调叙述来代替传统诗歌中的“六义”之首的“赋”的手法,应该是由“平面而立体”,从而展示叙述对象的整体精神。散文诗的叙述物象应该是散文诗作家笔下所叙述的客观事物与内心情结,是诗化的物质。     

“以意逆志”与孟子的历史叙述

孟子的“以意逆志”之说虽是针对诗歌阐释而提出,同时也具有丰厚的史学意涵。运用这一方法,他在对古人内心世界进行推测揣摩之时,将自己关于社会政治、道德修养的观念灌注于古人胸怀之中,从而实现“尚友古人”的意图。由此,他实际上对历史进行了重新叙述,他口中的圣王先贤,与其说是旧有的真实人物,不如说是经过了全新打造的虚拟偶像,处处涂抹着理想化的色彩。     

"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近20多年来,许多领域经历了"叙述转向".从历史学、心理学开始,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叙述转向,甚至经济学、法学、人工智能等"准科学",都开始采用叙述分析作为研究模式.这个转向对当今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人类如何把经验转化成知识,更是关系到人类心灵对自身活动与身份的基本态度.本文认为,当代叙述学应当从当今叙述转向的大局面着手,把视野拓宽到各门类叙述已经取得的成就,着手建立一门广义的理论叙述学.为此,本文试图提出"最简叙述"定义,提出几种根本性的叙述分类方式,并且试图提出无论哪种叙述都遵守的几条原理.     

“无名”的叙述:当代新闻话语的符号学分析

新闻的文本身份是由媒体机构决定的,新闻叙述往往呈现出“非个人化”风格,特定的媒体机构是其叙述文本共同的“普遍隐含作者”。渗透在新闻文本中的一系列“元符号”,彰显出群体性的主体意识,传达出特定媒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常规化和标准化叙述依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并且阻碍了新闻话语的差异化和多样性。由新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受众参与,多样化的“小叙事”加入到与新闻机构“标准叙述”的竞争中,传统新闻业的边界趋向消解。与“强编码”的标准化新闻叙述相比,大众新闻遵循“弱编码”的路径,生成了更具个性的新闻话语。“强编码”与“弱编码”新闻的功能产生了明显分野：前者更多地指向现实认知,而后者则主要诉诸人的情感与审美。“弱编码”新闻消解了“强编码”新闻的标准化叙述霸权,有效地拓展了新闻的功能。     

论虚构叙述的“双层区隔”原则

讲故事是人类的本能行为,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随着当代电子传媒的飞速发展,大量新的叙述体裁(如"真人秀"、微博、微信)涌现出来,无论是旅游热、古迹热、消费热、食品安全忧虑,甚至国学热,都借叙述而取得公众关注。叙述学不得不面对文化实践,自我改造。不仅要有各门类叙述学处理各种体裁,还必须有覆盖各种叙述体裁的一般理论。"广义叙述学"是应文化的需要自然而然地产生;它不是一种人为的构筑,而是当代文化发展的总结。正因为此,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五位多年在高校研究叙述学的学者对若干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李卫华发现中国古人已经在讨论广义叙述学,金圣叹评论历史著作,用的是类似评论小说的方式,而且意识到"纪实"与"虚构"的重大分野;谭光辉对拙作《广义叙述学》中提出的纪实与虚构的"区隔"原则提出值得重视的商榷;王瑛认为广义叙述学的提出,是中国学术界长期努力的结果,是叙述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王委艳认为广义叙述学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使批评理论的中国化有了一种新的方式。本辑也附了一篇拙文,试图把一种似乎简单的现象——"分层"扩展到所有的叙述(尤其是"演示叙述")中,此时出现了远远比小说复杂的情况。参与讨论者的共同看法是:"广义叙述学"还远未形成一个体系,它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等待着更多的学者参与、批评和发展。     

网络“穿越”小说的叙述与流行——以大众文化为分析视角

穿越小说和穿越电视剧等“穿越”现象作为大众文化快餐中的一个热点,用传统的经典叙事理论来研究它会有很大局限。拟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网络“穿越”小说,旨在探讨网络穿越小说的迅速流行与它的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及时代语境的关系。研究认为：穿越小说在故事内容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形成了一定的叙述模式,这种类型化的模式便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在叙事策略上,穿越小说紧扣现代白领的现实生活需求,从权谋和言情两个方面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在与时代语境的契合方面,通过反复叙述“灰姑娘”这一文学母体和“成功梦”,形成了其独特的“造梦机制”。     

论“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

史学家在编撰史籍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受时代风尚、历史背景、史学家自身学识、素养等因素的影响.以这种“史识”来进行小说创作,逐渐演变成了作者对小说叙述的一种干预.“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主要表现为“纪事实,探物理,辩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的话语和创作意识.干预是体现作者自主创作意识、完成小说文体叙事的重要手段,也是唐小说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论二次叙述

二次叙述主要分为还原式二次叙述,妥协式二次叙述,创造式二次叙述等。任何文本必须经过二次叙述化,才能成为叙述文本,没有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文本就没有完成叙述的过程。没有了二次叙述,各种文本的文化变异就不可能出现,人类文化就不可能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样式出现。二次叙述对文化的塑形作用,文化的人二次叙述能力的演变,都应当是叙述研究的重要课题。     

浅析阿城《棋王》“我”之叙述功能

阿城《棋王》叙述策略别开生面,主要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对王一生进行审视与自审,从叙述者之＂我＂到经验之＂我＂、本真之＂我＂的探讨再到人格之＂我＂的建构,使读者在与＂我＂感同身受的探寻和思考中领悟到作品的深层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