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挍与检校

在两《唐书》及《全唐文》等文献中常见唐代散职“检校”官名,所有唐史论著对此未执异议。然笔者在此录唐代墓志拓片文字的过程中,发现所谓“检校”之名,除一二方面外,绝大多数的书写字形,都作“捡校”。这个情况虽然可以唐人手书不重偏旁,常常“木”、“扌”,“艹”、“竹”等形近不分而解释,但一些墓志中,“捡校”字外又另有“木”字旁的字,说明书者还是注意到了“木”旁与“扌”旁的区别。如大和六年的杭季稜墓志(载《千唐志斋藏志》1050页)即有这种情况。如果从笔法上说,楷书字中的“木”旁与“扌”旁多少形相近的话,那么隶书中的两偏旁就形相远了。隶书字的“木”旁作“木”,而“扌”旁则作“扌”,二者极易分辨。这从北图馆藏历代拓片“汇编”所收的隶书《李德裕妻徐盼墓志》中可以看出。该志在署李德裕官职中有“捡校户部尚书”称,其“捡校”二字的隶书字偏旁均作“扌”,而同志中的“树”、“ ”等字,则均作“木”旁。可见似不能以“木”、“扌”旁经常混用而忽视“捡校”与“检校”的区别。 当然,今所见的两《唐书》及《全唐文》、《全唐诗》等古籍,经历代传刻其中不乏后人的整理。但唐代墓志拓片中所见的字,都是当时人士的手笔,并无后人     

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门阀制度在魂晋南北朝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过程,记载着门阀制度的盛衰历史."士庶不婚"习俗使得门阀士族子女衰败,人才退化,后继乏人.这是门阀士族没落、门阀制度渐衰的一个直接原因和重要原因.     

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初探

洛阳新出土的花献墓志揭示了唐代后期洛阳一个家庭的景教信仰以及洛阳景教徒的生活点滴。花献及其家庭既信仰景教,同时又遵循汉地儒家的行为规范,体现出中古洛阳多元文化的影响。花献及其妻安氏的墓志由僧人文简撰写,反映了当时洛阳佛教与景教之间的关系。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发微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内容比较丰富，所蕴含的辽朝史事信息也较多。除了前辈学者有所探讨的志主家世生平、职阶勋爵以及妻子儿女等内容外，墓志中其他一些记载，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辽朝某些实际情况。譬如辽朝官员脱“宫籍”对其身份地位彻底转变的影响、辽朝官员母妻诰封为命妇的基础与前提、“红尘”与“净土”视域下辽朝信佛居士丧葬活动中的双重仪轨等。结合传世史料及其他石刻文字，对梁援暨妻张氏墓志反映的各类史事问题发微索考，于拓展及深化辽朝历史研究或许不无裨益。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墓志的文体特征与《文选》“墓志”笺论

墓志和墓碑文都是有关死者的文体,负载着标识墓主的作用,二者在置放的地点、材质、形制、演变轨迹等方面又有明显区别。墓志主要记载墓主生平梗概,文末缀以齐言赞颂之辞,用语简约,以四言为主,追求言约义丰,多用典故。《文选》“墓志”类仅收任《刘先生夫人墓志》一篇,从妇德、门第、哀悼三个角度着墨。墓志所言与实际情况有契合处,其虽更多的是粉饰,但用心深微,技巧高超。     

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

汉代豪族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豪族的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从文化形态上看便是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西汉中期以后,关东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关东豪族不断士族化,就全国而言,士族化进程最快。在关东豪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中,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的经学传承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而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即文化与权力相结合。豪族世代实现文化(世学)与权力(世宦)的循环,则形成了士族。士族和世族具有同质性,士族即世族。     

赵明诚、李清照与傅自得关系小考

傅自得字安道,生平与南宋初某些政治社会重大事件有涉,《宋史翼》卷十二有传。其生平事迹之详载,莫过于朱熹为其所写的行状(《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近得见傅自得撰文、其弟傅自修书写的《先太夫人墓志》,即傅氏兄弟为其母撰写的墓志铭,从中可进一步考查出傅自得的家世及生年。《先太夫人墓志》记:“先太夫人姓赵氏,崇宁宰相清宪公挺之之幼女,年十九归先待制府君。”《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李格非传》云:格非之“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由此并参考诸人生活的年代可见,傅自得乃赵明诚,李清照的外甥。由于傅自得的父亲傅察早在宣和末年抗金殉国,其母亲“携诸孤南度(渡)”,从今存诸多地方史料中,未见与赵明诚、李清照有什么联系。《先太夫人墓志》还可补《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傅察传》有关婚姻问题记载之不足。其传文中说,傅察中进士时,蔡京“在相位,闻其名,遣子鯈往见,将妻以女,拒弗答”。赵挺之与蔡京是政敌,《宋史》卷三百五十一《赵挺之传》云;挺之“既相,与京争权,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对于蔡京“将妻以女”,傅察“拒弗答”,而娶赵氏女为妻,我们可透过联姻关系,窥见政治斗争之一斑。     

北齐尉氏家族的门第建构与华夏认同

脱胎于内徙胡人的北朝胡姓是中古门阀士族群体的重要成员，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士族化道路与汉人迥异，体制层面的门第建构与文化心态的华夏认同双管齐下，在门阀化的同时潜移默化间变夷从夏，汉化归根结底是以上流阶级为导向的门阀士族化。故籍善无郡的北齐鲜卑尉氏家族的发迹堪称明证，他们并非著籍河南洛阳之北魏勋臣尉迟氏，而是东魏、北齐因缘际会的新贵，符合士族社会门第再造的规律。河北保定曲阳县产德乡近年出土大量尉景家族墓志，以墓志为中心，揭示其门第形成和观念嬗变，反映了胡姓士族的演进趋势。门阀化与华夏化是这些墓志修撰的并行主线，表明二者一体两面的紧密关系，而围绕婚(社会)嫁、宦(体制)、学(文化)展开的篇章，更能展现尉氏新贵高度的门第与华夏自觉。     

论两晋南朝门阀制度

两晋南朝几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门阀士族掌握政权。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均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典作家向来就十分重视对统治阶级及其内部各阶层的分析。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列宁全集》21卷40页)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阶层,本文拟就门阀士族的涵义、门阀士族存在的经济基础、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独占性及其‘士庶之别’的等级编制等问题,进行探索,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论唐代后期的“官商合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唐代后期,官商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表现为一种“官商合流”的趋势.遗憾的是,多年来,学术界“抑商政策论”盛行,封建时代的官商关系,一概被“抑商、贱商、排商”所函盖,忽视了对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官商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分析.但是,“官商合流”揭示了唐代后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研究探讨. 一、士商两个阶层的相互渗透唐代统治者强调“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与下人争利”但是在现实中,这一界线却在被日益打破,士商之间的渗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试析唐代士大夫的转型——以韩愈所论“士大夫”为中心

韩愈既是文学与儒学承前启后的转折,也是分析唐代士大夫“转旧为新”的切入点.通过对韩愈所论“士大夫”的分析可以看出,少见魏晋以来士大夫的“士族”、“公卿大夫”之意,注重新的唐代士大夫进士科举背景,突出士大夫的道德操守.唐代科举制度尤其进士科的完善、安史之乱的战乱动荡是韩愈所论士大夫“转旧为新”的时代背景.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唐代墓志》校点商榷

<唐代墓志>(袁道俊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收录南京博物院藏唐代墓志100方(邙山出土91方,江苏省出土和征集9方),这些墓志基本上都未经研究和公开发表,墓志承载了大量唐代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在语言文字的校点方面却存在着诸多可商之处,兹择其二例,以求教于方家.     

吴语副词"不常"、"怪见"的来源

吴语副词“不常”产生于宋代，是受到时间副词“不时”的类推而“相因生义”的结果。副词“不常”在清代以后就消亡了。“怪见”产生于唐代，元代基本停用，明代重新出现，明代以后走向消亡。它是古汉语中处于类似状语位置上的偏正短语“怪见”经重新分析而产生功能迁移，并在语境吸收、平行虚化、频率原则、韵律规则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虚化而成的。     

唐代高门士族入宋后裔考略

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在各个社会领域均有不同的表现.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应算是阶层变动中的明显特征之一.崔、卢、李、郑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高门士族,至宋朝时,这些家族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后裔已难以再凭借门阀而“显著”,亦难以像先朝一样以门阀相矜.但是,某些适应宋代社会环境的支系,仍然可以不断培养出仕宦成员,成为两宋世家大族的组成部分.     

论唐代“女主”现象的终结

初盛唐胡风盛行,传统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由此带来女性地位的大幅提升,“武周革命”更是将女性地位推向巅峰.中唐时期,代表传统礼法的山东士族全面崛起.出自山东士族的妇女多守礼法,她们讲孝道、守贞节、重母仪,对唐代皇室和民间妇女观带来重要的影响,是武周时期“女主”现象得以终结的重要原因.     

司空图审美理论中的“三外”说

司空图美学理论的精髓,是他的“三外”说: “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与李生论诗书》)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谈诗书》) “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与李生论诗书》)“韵外之致”、“象外之象”、“味外之旨”,这所谓的,“三外”,是司空图论述审美过程的三个环节。     

雅与俗的二度转变——论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演变

历来学者研究竹枝词的颇多,但对有唐一代文人竹枝词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却鲜有人论及。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从“俗”到“雅”,再从“雅”到“俗”的的二度转变。在两次转变过程中,“雅”与“俗”的具体内涵是各不相同的,刘禹锡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