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正义观之比较

罗尔斯和马克思分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正义论的典型代表人物,二者的正义观的区别在于:一是在正义的逻辑起点上,前者立足于原初状态中的"抽象的人",后者则立足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二是在正义问题上,前者认为正义问题主要是政治领域的自由和平等以及分配领域的正义,后者则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政治领域的自由和平等是很难实现的,正义问题应放在经济领域中去考察,主要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正义和分配正义;三是在正义的实现途径上,前者企图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领域划分和社会制度的调节来实现,后者则秉承历史和发展的观点,认为消灭私有制和消除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是解决正义问题的有效途径.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衰追寻正义伦理的历史价值——以大卫·李嘉图为视角

李嘉图的学说满足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加速资本积累与扩张、破除旧生产关系束缚的要求,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兴盛的根源。但是,忽视人的地位与价值,轻视无产阶级的生存与发展之时代要求,放逐正义,这也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衰落、终结的根源。只有超越伦理学视阈,在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野内,才能有效地回答人类的中心问题,才能建构合理而正义的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     

亚当·斯密的交换正义理论——基于《道德情操论》的探究

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正义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斯密的道德哲学著作《道德情操论》是研究其正义理论的重要文献。基于这一文本,文章试图对斯密的正义理论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厘清斯密正义范畴的基本含义,阐述作为斯密正义思想核心的交换正义理论及其重要作用,进而探讨斯密正义观的理论意义及其对建构我国当代社会正义理论的现实启示。     

道德之于市场经济的意义——从亚当·斯密的正义观谈起

市场经济是一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形式.此种经济形式不仅无限地增加了人类的物质财富,同时又对人类的道德带来一定的冲击.亚当·斯密不仅揭示了道德与市场经济这种紧张关系,而且他的正义观对此做出了回应.因此,考察亚当·斯密的正义观对我国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具有有益的启示.     

亚当·斯密美德伦理探析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有关美德的品质,其中包括完美的谨慎之德、合宜的仁慈之德、必备的正义之德和完善的自制之德。斯密早年主要关心社会伦理秩序的形成和运作机制,到了晚年更加关心个人品德问题,这主要出于他对亲眼目睹的"经济人"德性腐败的担忧。斯密晚年对美德的看重表明,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其美德的培养不可忽视。     

商业社会与正义:亚当·斯密的正义理论

由于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对斯密思想的传统研究,多出自自由资本主义的视角。本文尝试对此思想路径作出批评,力求通过对其正义理论的叙述,揭示其道德哲学基础,梳理出其自然法和政治理论的总体框架、特点,从而回到斯密思想之真相。正义是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最关键的概念,它不仅是一种伦理德性,也还是政治和法律德性。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包括商业在内的任何社会不可缺少的消极德性。因此,仅从正义出发,斯密对商业社会的论述也必然具有政治和道德关怀。     

亚当·斯密论同情与正义的环境

同情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举足轻重,其重要性横贯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同情的讨论可以从规范性和解释性两个维度进行,规范性的讨论强调同情的道德涵义,而解释性的讨论力图描述同情在经济、社会、文化等现象中发挥的作用。本文从解释性的维度着重探讨了同情的发生机制,同情与自我的关系以及其所激发的人们改良自身处境的冲动,并由此引申出斯密对正义环境(休谟、罗尔斯)的批评。     

亚当·斯密对慈善伦理的现代转换

亚当·斯密结合现代社会人之生存境遇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人性、民生、素养三个视角分析了慈善伦理的道德取向和建构因素,提出了一种适宜于当今时代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构建,以及个体道德人格完善的慈善伦理观。斯密慈善伦理建立在对底层利益和权利尊重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从个体“罪责”向“同情”,从政府“恩赐”向“责任”的转换,在“治表”和“治本”的视域中增添了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与麦金太尔之正义观：比较与启示

马克思和麦金太尔虽没阐述系统严谨的正义理论,但他们对社会正义问题都有深切的关照和深入的思考。马克思和麦金太尔在探讨社会正义问题时有共同之处,但又有本质的区别,通过对正义的首要对象、正义的逻辑起点、正义实现的途径以及正义的旨向等方面进行比较,从理论上厘清马克思与麦金太尔在正义观上的紧密联系和不同的学术见解,可为我们社会正义观培育与建构提供多元视角和借鉴意义。     

正义的张力:马克思和罗尔斯之比较

马克思和罗尔斯在探讨社会政治问题之时有共同的出发点,即现实的社会环境。探讨正义的基准包含两个问题:一是谁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二是他们在哪些方面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马克思和罗尔斯都表达了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但二者对自由的接受程度不同、对平等的理解不同。正义与社会制度所体现的政治价值相关。在当代中国,从制度方面探讨正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怀伦理与正义伦理的融通

“以理服人”指要有逻辑的说服力,“以情感人”则指要有情感的震撼性,这反映了关怀伦理和正义伦理两种不同的进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正义伦理遵循“论理”逻辑,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多用在本体世界;而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关怀伦理则遵循“说情”逻辑,体现特殊性和具体性,更多应用于生活世界。从正义伦理走向关怀伦理,反映了伦理学探究方法由传统的形而上追索到面向生活世界的转变。应将二者融通,才能适应现代社会。     

勾画本体意义上的正义之景——从马克思的视域看正义

本文试图从马克思的视域中来讨论正义问题以及它在当今的意义。首先,本文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简要地追溯了正义概念的历史性发展。接着,通过对美国当代学者吉尔德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一书的解读,强调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尤其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异化与剥削的批判、对未来共同体的规划中,蕴涵着一种崭新的、肯定性的正义观。由此,正义的社会价值与意义在当今的生活现实之中变得日益突出。     

马克思伦理精神对现代性伦理建构之意义

马克思的伦理精神包含着对现代社会伦理生活状况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伦理精神内在结构的探讨 ,我们发现 ,马克思的伦理精神可以为现代性伦理的建构提供有意义的理论参照。现代性伦理的建构同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伦理生活的指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马克思平等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平等“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口号之一。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带来的不是平等,而是一种新的剥削形式。马克思竭尽毕生精力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平等思想。     

马克思与正义

马克思关于正义的思想是本质主义的和辨证的。一直以来,人们按照非道德主义去解释它。确切地说,它是对传统的自然法的一种综合——这种自然法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作为完善或理想实现之潜能的自然),而完全不同于霍布斯的还原论的自然概念(作为原子论的和机械论的自然);它是对德国观念论形式的辩证法传统的一种综合;它是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一种综合。马克思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科学观念揭示了"隐蔽的奴隶制"。只集中于市场交换而忽视随后对劳动力的剥削性使用的做法蒙蔽了那些专门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们,以至于他们竟然相信资本主义中存在着某种正义。马克思把无产阶级描述为"普遍的阶级"——这一"普遍的阶级"能够在家庭式的生产方式中实现人的本质,因为他们是一般的不公正的受害者。然而,马克思又批判工人们并没有超出象要求"公平的待遇"之类的资产阶级私利,这甚至并不前后一贯。资本主义不仅在道德意义上是非正义的,而且在本体论意义上也是非正义的,因为它侵害工人的人性。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异化、拜物教和盲目崇拜。     

探寻近代西方正义思想的原点——亚当·斯密正义观的真与谬

亚当·斯密将正义作为“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斯密的这一正义观的真理价值在于:与“放弃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正义观相比,“放弃属于他人的东西”作为正义的最核心道德要求,并不需要自我牺牲,只要“没有给旁人任何实际伤害就是正义的”.这一对正义的规定,对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解放具有重要的推进价值,对于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也具有重要的引导规范价值.其谬误之处在于,由于市场经济具有外部性,坚持这种正义观不仅不能保障社会弱者的利益,更有可能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奉为人类社会的正义法则.这一谬误,在诺齐克的权利正义(或程序正义)论中被发挥到极致.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四重辩护

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完成,其立论前提是消灭私有制,这由他的理论任务所规定。不是用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概念解释分配关系,而是用生产关系来解释分配关系,用生产劳动解释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只有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出发,才最能切中应得正义论的要害和现代正义问题的实质。自由主义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正义概念是一个低阶概念,而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则是一个含义更广的高阶概念。马克思的高阶正义概念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出发,以"自由人"之间有机的社会合作为基础,刻画出人类社会可能具有的最高正义原则。这一原则是先前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各类正义原则在逻辑上和在历史上自我扬弃的结果。在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充当批判者的角色,而是担负着为现实生活提供规范的理论责任。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