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水平与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仅仅依靠强制性信息披露已不能满足投资者对信息多样化的需求,这就需要更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但我国自愿性信息披露发展还不够完善,因此,对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很有必要。本文通过分析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动因以及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实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构想,对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有指导性作用。     

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以自愿性信息披露为手段

上市公司透明度对规范证券市场运转和提高上市公司价值有重要作用,而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透明度不高,已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的秩序。文章以自愿性信息披露为公司透明度的替代变量,分析了影响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因素,提出了建立自愿性信息披露机制的建议,以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     

浅析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

在我国经济和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多,且对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原来依赖强制性信息披露已不能充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自愿性信息披露逐渐被重视。然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相关机制还不太完善,本文首先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现状,其次总结影响自愿性信息质量的因素,最后提出有利于提高其质量的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问题的法律探析

自愿性信息披露是对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补充和深化,它对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展示公司未来价值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制度还不完善.本文针对我国自愿性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     

薪酬制度考虑外部监管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契约与外部监管的关系,结果发现,外部监管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影响,但与最优契约论不完全相符.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由于所有者虚位,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由于远离管理者,外资控股的公司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重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与薪酬敏感性负相关;较高的银行借款/总资产比率对高管薪酬有抑制作用;处于垄断地位的管制行业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高管持股对薪酬的敏感性不影响.最后,在控制了外部监管因素对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下年度的业绩增长显著正相关,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基本上具备了激励机制.     

浅析董事会与自愿性信息披露

近几十年来代理理论的迅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关系的理论基础。董事会作为联结股东和经理层的桥梁,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董事会规模、构成、领导结构及审计委员会与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关系。     

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的结果是：法律环境、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公司盈利能力等指标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显著正相关。     

上市公司自愿性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Logistic研究

本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上市公司自愿性"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的理论构建,运用Logistic回归建立模型,引用SPSS软件对影响自愿性"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因子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与影响上市公司自愿性"盈利预测"信息披露有关的结果,并进行了相关综合分析.     

高管持股、高管的私有收益与公司的并购行为

探讨公司高管发动的并购行为与谋取个人私有收益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并尝试从高级管理层的私有收益角度对公司高管的并购行为进行研究.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及中国高管薪酬管制和公司并购的特殊制度背景,以1999年～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随机效应回归和分层回归的实证方法,得到一些重要结论.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已经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发动并购行动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和在职消费,而高管发动并购事件谋求在职消费的私有收益动机最为明显.通过分层回归还发现,目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这一股权激励的确能够适当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而发动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行为.     

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构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运用模块思路对研究选题建模,并将内部关键因素——盈利能力纳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自愿性信息披露体系及各模块关系,并进行博弈分析.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年深交所上市的37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为切入点,分析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低CEO权力强度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的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对于CEO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鲍曼悖论”及其理论解释——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9年我国十个行业225家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数据,分别采用方差法和序数法度量战略风险,并通过风险/收益计算窗口的提前或滞后安排对鲍曼悖论的存在性及其可能解释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由于数据严重左偏,用方差法度量战略风险会导致虚假的实证结果,而基于序数法的元分析结果揭示我国上市公司战略风险和滞后收益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支持风险隐性成本说关于战略风险-收益关系的因果论证。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的决定因素研究

高管报酬的确定并非单纯的技术设计,而是与财务、公司治理机制密切相关的整体.以2002年～2004年深、沪两市的224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处理方式,实证检验企业绩效、治理机制与高管报酬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与高管报酬正相关,内部股东比例与高管报酬正相关,外部董事比例与高管报酬负相关;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股东比例越大反而带来更高的高管报酬水平,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说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存在大股东对高管层的赎买行为;外部董事的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高管层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降低代理成本,表明董事会在民营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参与作用.     

董事会特征、高管薪酬与薪绩敏感性--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 2001 年为数据来源的窗口期,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改革对高管薪酬水平及薪绩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薪酬委员会设置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兼任对高管薪酬水平有显著正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独立董事制度建设与董事长总经理二职兼任均显著提高了薪绩敏感性,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对薪绩敏感性也有一定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公司治理改革可以有效抑制行为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提高上市公司高管薪绩敏感性.     

经理人控制对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制定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近两年一直实行年薪制的 155 家上市公司 2002年～2003 年数据为样本,对经理权利论在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人员现金报酬制定过程中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并不受经理控制力的影响,不同股权结构上市公司在制定年薪时并没有明显不同;上一年的年薪总额对于确定高管人员当年的年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决定年薪增减时,公司主要以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动为参考标准,独立董事对年薪的不合理变动能起到遏制作用.     

家族控制与对价支付——一项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随着家族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多,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也越发显得迫切和重要,然而目前在我国,对于家族控制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理论界始终没有形成统一、全面的评价.本文借助股权分置改革的契机,以"对价"这个囊括公司表现、市场评价、投资 者预期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指标为切入点,利用该指标的综合性与预期性优势,重新审视家族控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影响.以2006年底进行股改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家族控制有利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市场给予良好的评价,其在全流通过程中支付的成本较低;对家族分样本进一步分析得出,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比买壳上市的家族企业总体表现更好;聘请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比家族成员直接参加管理的上市公司市场评价更高.     

产品多元化、国际化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产品多元化与国际化战略是公司成长的两种重要模式.本文以2002-2004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路径分析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公司在实施产品多元化与国际化战略的程度上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体现了两种战略的互补效应,并且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这种关系更加显著.此外,利用2002-2004年三年的混合样本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两种战略对公司绩效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公司绩效的间接影响存在着互补效应.     

基于LGCNET多层网络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系统性风险度量

系统性风险度量一直是金融风险领域的热点问题,但是对于复杂网络条件下的度量方法还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将滑动窗口分位数回归与局部高斯相关方法相结合,构建出一种全新的多层时变网络——局部高斯相关网络(Local Gaussian Correlation Network, LGCNET)。基于此方法,本文通过研究中国证券市场股票总体及尾部收益的非线性相关性,分析了2018年至2021年我国A股50家上市企业关联网络的演化特征,通过考察金融网络系统性风险水平在整个时间段内的变化情况,探究了新冠疫情及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上市公司网络的风险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第一,金融与科技行业是网络节点的中心,与其他行业公司存在较高关联性,表明该类行业是风险传导的中心。第二,基建及银行类公司因为其市值高,在系统中的重要程度普遍较高;同时,尾部风险排名高于其市值排名的企业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和风险传导能力,也应该受到关注。第三,在系统层面,受信用风险加剧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8年整个网络系统普遍具有较高风险水平;但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国内系统性风险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     

资本结构治理效应: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资本结构影响公司治理的结果最终会体现在公司绩效的变化上。本文通过对1992-2004年间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发现:资产主营业务净利润率、经营费用率和资产利用率三个指标比股票价值能更好地解释资本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国家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负向影响越来越不显著;法人股比例和负债融资比例对公司绩效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等。这些结论表明,完善资本结构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高公司绩效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