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在相应的现代传媒的现代性中萌发和生长的。现代传媒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中的作用表现在:它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而且还给予中国文学现代性以具体意义,并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生产和流变活力,加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广告与文学:传媒时代的文本越界

广告的花样翻新向传统的文艺美学提出了挑战,新的媒介逻辑和广告策略,催生新的主体立场、文化现实,期待新的理论阐释。广告与艺术交融,商品与审美合流,是摧毁高雅与通俗、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一种强大力量。顺应传媒时代文化生产的规律,广告吸纳文学、艺术的特质,成为一种泛文学、泛艺术的样式。     

传媒语境中的文学感受

需要建立适应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概念,考察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可以在某些方面获得必要的理论启迪甚至由此建立现代文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学赖以存在的载体及其传播方式,主要是现代印刷业及其报纸期刊。现代传媒的出现改变文人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文体形式和创作群体,培养了新的读者群体,最主要的是,现代传媒带来了新的美学原则。     

在文学传媒角度看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而文学批评本身也需要进行研究。在当前,文学批评问题更需要结合到文学批评的发表途径即传媒来加以审视。本篇论文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传统的纸页传媒和新兴的电子传媒的传播渠道,对于文学批评传播效果的不同影响,分别各有庙堂氛围和剧场的氛围。其二,文学批评进入到文学教育和媒体传达两种不同途径的各自的影响力和影响方式问题。其三,进一步看则分别有通过学科化的建构来模铸人的文学心理结构和通过大众舆论的方式来参与到当下的生活。其四,文学批评不同的发表途径不只是对于批评意见有影响,而且它可能影响到文学批评自身的学科秩序;从传媒角度思考文学批评,可能看到文学批评的容易被忽略到的关键环节。     

传媒文化语境下文学经验危机的美学反思

由电子媒介推动的传媒文化,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感受方式和理解方式,也给文学艺术带来空前的经验危机。文学经验的本质是人的经验,它诞生于虚构和感性之间的碰撞、融合,以及人的感性生存和言语行为之间的裂隙。但在传媒文化语境下,生活现象被过度解释透穿,内蕴丰富的故事蜕变为事故,经验被抽象化;语言的工具化以及媒介话语的全息性、叙事性和无序性,消弭着滋生经验的边界。更严重的是,在伪经验盛产的传媒时代,现实正被过量的符号、信息围困和悬置,可供提取的文学经验已然被抽离。从经验美学视角反思文学的危机,是推动文学艺术走出困境的一条理想路径。     

论传媒消费时代与文学生产的价值取向——90年后中国文学的传播学考察

由于市场经济的渗透,传媒文化领域中的消费文化日益增长,并强烈影响着社会整体文化的诸多方面.传媒消费文化对社会文化基础性意义上的改变,使文学生产者与传播者都卷入到这样的文化场景,文学内容与文学审美的方式等随传媒消费文化的不断发展,悄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传媒消费文化重塑了"身体神话",打造了娱乐化审美趣味.文学生产的价值取向与传媒消费文化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     

现代传媒生态下的文学转型研究

传媒对社会的影响越发明显,日益展现出来一种对于社会现实强大的重新塑造力量。因此,将传媒引入文学转型研究就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重点放在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及中国作家现代转型的交互关系上,详细阐述现代传媒影响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认为现代传媒在多个维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对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文体选择和话语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研究的特征与价值

文学研究作为学科是针对文学的,没有文学作为对象,文学研究便是无米之炊.文学研究作为后于文学现象的认识,它主要体现为对文学现象的追踪,对文学规律的追寻,以及对文学秩序的追认.这样几个方面相互联系,同时也体现了和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的不同的关系.     

文学主体性与边界:当代文学生产的“传媒化”病症研究

当代文学生产的传媒化导致了文学生产系列病症,也使得文学的边界问题再次成为学界热点.文学边界纠缠于文学门类的含混化之中,文学主体性被褫夺而病态化.为此,回归文学生产程序,在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各个程序关键点厘清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发现文学生产主体多元化和传媒建构中心论、文学传播与文学存在方式的被媒介化、文学消费的杂糅与传媒意志本体性等辩证一体.以此为依据重塑文学主体性,才能问解文学生产的传媒化病症,从而回答文学主体性即文学边界的论题.     

现代传媒制约下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生产

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生产一开始就与现代传媒的运作结合在一起,在现代传媒特质制约下,鸳鸯蝴蝶派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作品的创作、传播和接受机制,都遵循市场运行规律,这种机制最终形成了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观念和作品特征,并奠定了中国通俗文学生产的基本面貌。     

文学形式与文学研究的新方法

以情感、美感动人是文学之本质所在 ,而优秀的作品总能通过美的形式将读者带入感人的境地 ,所以文学的本质最终归于形式。形式分析应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 ,先弄清文本的语言、意象、情境、情事及其由特定关系组成的结构形式 ,并从此类文本形式分析中发现人的情感思维、心理结构的态势 ,由此心理结构展现人性的历史情态 ,进而把握一个时代人群的灵魂律动 ,从而对文学现象作出深切的说明     

2001年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

2001年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批评显示出更多的理性。文学史的研究从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出发,对史的分期、观念、史法、史笔与写作的逻辑、风格进行更具学理性的梳理探讨;“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获得重新思考;长篇小说的创作和文体得到批评的特别关注,批评对当代中国长篇创作作了理论建构意义上的探索;文学批评依然保持着即时性追索性的“先锋意义”,且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批评立场和价值判断。     

文学理论：开放的研究

本文论述了20世纪中外文学理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转折，特别注重论述了文学理论之中的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形成的“语言转向”带来了什么，社会历史又是在什么意义上重返文学理论。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     

文艺方法论与本体论研究在中国

在新世纪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的方法论与本体论研究热,具有特殊的学术史意义。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文艺本体论发生发展的历史原因在于在思想禁锢之后对人的存在价值、人的意义与尊严的合法性要求。于是引进西方科学方法论后,一种由外在思维论开放到内在的观念价值重建的内在学理要求,就必然成为文艺理论界的重要现象。     

当代译介学范式的变化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译介学”的范畴比“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范畴要大得多,它不仅包括翻译文学的研究、文学翻译的研究以及相关译论的研究,还应该包括对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和评论的研究,涉及具体的操作层面。介绍和评论外国作品的重要文学期刊,以及译本中的序言和跋,该时期的新闻媒体发展状况都应当在研究范围之内,比如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新青年》在译介外国文学的时候最先采用了白话形式,促使当时的译介跳出了时下流行的林译小说的窠臼,推动了中国新文化的开展。     

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及影响

基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概况,探讨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继承了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传统,将文学作为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并较以往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为西方的汉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清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是对清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的回顾和展望 ,主要论述清代、近代以来及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的学术研究概况 ,附带介绍了海外有关清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指出通俗文学和文学批评是清代文学研究有待开拓的领域 ,在传统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应加强专题研究 ,从作家、时段、群体、文体、性别、家族、流派、地域等多种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 ,为整体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

内部与外部的划分,无论是对文学本身而言还是对研究来说,都由来已久。划分的目的当然应是为更好说明研究对象,在研究中也更易操作。但若对研究发展的总体作评估,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进行规模和数量上的比较,似乎占主流地位的仍是外部研究。尽管从科学意义上说,数量多并不一定等于质量高,但还是必须叩问,造成这种研究局面的原因,除了政治的、商业的压力,是否也可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文学自身中寻找到某种答案?随之必然要问的问题就是,现代文学总体到底该如何理解?还必须追问,是否存在内在的和外在的现代文学?因为内部和外部研究的划分本身似乎就在表明,现代文学是可以也可能进行内部和外部的划分的。然而,外部研究的和内部研究的此消彼长的客观存在或许也在提醒:其消长和对峙只是因为,仅用其中的某一种方法很可能无法解释另一些现象,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可能是大于研究方法的,也因此才会不断有未被发现的阴影和遮蔽。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研究和对现代文学内部外部的划分上出了问题?急于想把问题说清楚,却以化约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作为了代价。也许恰恰是划分本身的简单与片面,令研究者难以面对一个整体的、多侧面的和矛盾行进着的现代文学,直到无法正视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最终反而难以科学说明问题。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