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化公民社会的基础:家族伦理与延续的纵式社会——人类学与儒家的对话

本文认为讨论公民社会的内涵,不能离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事实上以家族为中心的中国社会文化,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话语而中断或断裂,相反,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也能随处看到社会和文化延续性的内在特点。在儒家思想、文化、社会的框架下,提出纵式社会运行的内在的结构性特点,并与韦伯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论进行对话。作者所提出的"家族化公民社会",仅仅是一种反映中国社会文化延续性的象征性表述。同时强调当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原则时,一定不能离开和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对话。     

基于家族管理的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员工所具备的技能与知识能够增进生产力,故可视为一种资本。鉴于以往的研究文献只单纯研究了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没有考虑家族管理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文章以台湾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探讨高阶管理团队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如何受到家族管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家族企业规划家族成员扩大参与公司管理时,若能增加高阶管理团队中高阶主管规模、增加高阶管理团队中拥有管理学历主管的比率、减少高阶管理团队中拥有管理经验背景主管的比率,应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     

企业文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组织学习能力的中介作用

企业自主创新是影响其能否处于价值链竞争优势地位的核心要素,而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关键内生性驱动因素是企业文化,不同类型的企业文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有着差异化的影响。通过430位企业家的问卷调查,证实宗族式企业文化、灵活式企业文化、市场式企业文化和等级式企业文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灵活式企业文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宗族式企业文化;组织学习能力在宗族式、等级式企业文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灵活式、市场式企业文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基于企业文化的视角进一步明晰企业自主创新的内生性驱动因素,指出打造灵活式企业文化是关键要素,提升组织学习能力是重要途径,有助于我国企业正确认识企业自主创新管理的规律并用以指导其日常经营行为,为企业制定自主创新制度、战略、目标、政策等提供依据,从而从根本上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竞争行为及其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互联网信息服务业为例

以互联网信息服务业为样本企业,从竞争互动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企业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将竞争行为特征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分析模型。通过搜集中国市值排名前十的互联网企业2013-2017年的竞争互动与企业绩效数据,实证分析得出：(1)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市场行为总体上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显著影响,7种行为中只有附随扩散、合作联盟与宣传行为表现出正向显著影响;(2)非市场行为总体上未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3种行为中只有参与行为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竞争行为的创新性与复杂性对市场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创新性对非市场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浅议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以杭州市“公民导向注重绩效”综合考评模式为例

政府绩效评估是行政管理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而公民作为评估主体介入地方政府绩效管理过程中,不仅有利于培养公民精神、塑造公民资格,构建现代科学民主的绩效管理体系,更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善治的必然选择。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活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本文以杭州市公民导向,注重绩效综合考评模式为例分析,得出应从塑造引导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规范政务公开的有效运行,完善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法制建设等方面努力,进一步发挥公民参与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作用。     

企业并购财务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以我国银行为例

基于会计指标法和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显示:我国银行并购后的综合绩效均有所提高,并呈现一定的递增趋势,短期内各银行绩效差异较小,但长期绩效的分化明显;目标方成长性、并购双方规模相对状况、交易主导类型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较明显;并购的地理集中度、产品集中度、并购双方相对盈利能力也有一定影响;主并方经验、相对成本利润率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绿色采购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企业绿色采购对财务绩效有很大的影响:首先,介绍了绿色采购的基本含义,然后,对影响企业财务效果的重要指标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我国企业实施绿色采购提出了几点建议。     

上下级关系实践对员工工作绩效影响的跨层分析

文章以理性行为理论为框架,将上下级关系实践拟合到群体层面,并探讨上下级关系实践对员工工作绩效的消极影响。通过对12家企业中48个部门的464套配对调查问卷,构建多层数据模型(HLM),研究发现,上下级关系实践与员工工作满意度负相关、对员工角色内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工作满意度在上下级关系实践与员工角色内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途径

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多重的、潜在的,它通过改变行动者态度和提高行动者能力来影响企业绩效,其影响企业绩效的中间变量有态度导向类、能力导向类和智力资本导向类三类。     

论家族目标对家族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

家族和企业是家族企业内部平行的两个子系统,各自具有不同的目标。家族与企业间的资金联系、家族目标与企业的关联性都会影响家族企业主融资决策,这也是中小家族企业融资区别于其他类型企业的特殊之处。由于家族的影响,家族企业融资目标可能并不是价值最大化,而表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融资目标。     

从“去单位化”到“去社区化”——城市基层社会再整合的“结”与“解”

解开转型时期城市基层社会整合和秩序建构的“结”,应该跳出“社区”,从社区居委会之外寻求答案.作为制度文本中的“自治组织”和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末梢”,社区居委会在承接城市基层再整合功能的过程中显得“有心无力”与“力不从心”.商品住宅区业主们经由“组织化”和“运动化”的维权实践,实现了从“自在小区”到“自为小区”的转变,拓展了城市基层的新公共空间.就此言之,从行政化“社区”到生活化“小区”,不仅意味着群体生活空间和价值认同的巨大转换,更预示着一种社会整合方式的深层变革,它真正实现了从“整合社会”到“社会整合”的逻辑重组.如此这般社会自组织生长和公民权发育的过程,不仅回答了“社会整合如何可能”的问题,亦解开了“由谁来整合”的“结”.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家族组织的自我调适——以江西地区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和实践、祖宗革命等学说的传播、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均对家族组织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面对种种社会变革,江西的家族组织及时进行自我调适。它们在士绅阶层的主导下,既借助传统的宗法观念进行族内整合,又利用地方自治、新式教育等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寻求外部发展,从而导致了族谱编修的政治化、宗祠管理的社团化以及家族教育的新学化。     

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绩效的影响——以关系质量和工作投入为中介作用

旅游业的独特多重属性功能决定了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绩效的影响机制不同于其他企业。本文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从企业员工视角以关系质量和工作投入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绩效的影响作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关系质量和员工工作投入在旅游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且关系质量的中介作用强于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     

类别中的关系: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从人类学看儒学与家族社会的互动

潘光旦先生在1947年和1948年,关于"伦"的文字缘由和社会文化意义,曾撰文强调"伦字适用到社会生活上,实在有两种意义,一指类别,二指关系,关系的产生是在类别的认识之后"。在此基础上,我们从类中有推、推中有礼,类以群为本、推以家为轴,类中有序、序中有辈以及类别还在延续,关系以"和"为贵等几方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其中对关系的维护,并且可以发现一套有序的儒家文化伦理以及家族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套文化伦理也是汉族社会延续性形成的动力所在,而这一延续的特点正是"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     

“以公民为中心”的电子政务服务——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以公民为中心”的电子政务通过有效设计“公民参与”为核心的电子政务服务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政务服务的公民满意度.但是,这些公民不仅包括经济、信息、技术贫困的阶层,也包括经济和人力资本超强的利益集团,而且不同的公民有不同的服务需求.如何使电子政务获得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又能为弱势群体提供周全、快捷、满意的政务服务,这就需要对电子政务中的公民参与进行周密的设计、提升服务理念,明确政府责任.文章探讨了一系列有关开发和实现“以公民为中心”的电子政务服务问题.     

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以闽北家族祠堂为例

祠堂是家族的象征,是族人供奉祭祀祖先的场所.本文以家族祠堂为切入点,运用文献法、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从较为宏观的角度阐释闽北祠堂的结构、隐喻、职能及祭祀先祖活动,试图探讨其与家族教育存在的关联性及历史传承状况,旨在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家族精神,倡导奋发进取的社会精神,以推动历史文化的传承,为当代家庭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近代社会巨变对家族组织的影响

近代社会巨变中,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家族组织作为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社会组织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太平天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家族势力,而在清政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过程中,家族势力又得到重用并有所抬头。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使家族组织经历了剧烈的震荡。辛亥革命前后,家族制度在文化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但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家族制度才彻底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