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效用内涵演化追溯、批判与反批判思考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逻辑分析的假设前提,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自从其诞生以来伴随经济学不同流派乃至其他学科的批判与反批判而不断演化.其中,"经济人"的理性即追逐效用最大化之"效用"较古典政治经济学愈来愈狭窄,走上了物质化的不归路.解决"矛盾",或拓宽效用内涵与变量系统(建立广义效用函数),或进行工具主义方法论辩护,或坚持效用固有内涵,认定其作为工具性假设的必要性、科学性,承认其应用范围的限制性及局限性.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实下,坚持效用内涵似不合时宜,拓宽效用内涵可以获得万能的解释力但实际上陷入了无用论的境地.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区分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从而需要各自的效用内涵.     

我国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动因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文章以目前国内上市公司违规行为问题为切入点,结合经济学领域基数效用理论和序数效用理论,建立了以监管机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为研究个体的"1×1×1"模型.并在效用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上市公司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选择违规行为的背景和动因,进而提出治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一些建议.     

利他和利己行为的效用分析

理性人行为时的效用,通过敌友指数γ与其他人的收益相联系.损人行为和利他行为,都是理性人使自己行为效用最大化的途径.在敌友指数γ为零时,理性人行为的效用与他人的收益有关,可发生搭便车行为.     

旅游社区的非体制精英与文化遗产保护——以宣科与丽江古乐为例

非体制精英作为社区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可以促进社区文化遗产的资本化过程,是社区遗产内发性保护与开发的主导力量.在蝴蝶效应下,非体制精英治理参与社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会引发社区内发性"文化自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从而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然而,在囚徒困境的博弈中,我们也要认识到非体制精英的个人理性未必能达到文化遗产的最佳效用.     

福建省美学研究会第五次年会综述

五月上旬,福建省美学研究会在莆田市召开第五次年会,讨论了中西美学史上文艺美学问题.现综述如下:一、儒道与中国传统艺术(绘画)一种意见认为,儒道所强化的理性思想集中体现为本论("天道")、认识论("闻道")和实践理性的统一.画家以"仁"兼济天下",又以"逍遥"独善其身",在个体精神上是统一的.因而,中国绘画既接受了儒家的效用观念,又主张绘画最后表现     

论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

行为理性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理性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的统一.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是以工具理性对"实然"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应然"的确立为基础的.以行为理性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三个层面上展现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实现了作为完整形态的理性对真、善、美的追求,使理性达到了在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范性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及人类社会自身和谐发展的最高境界.     

穿越理性的屏障 迫寻感性的狂欢——从感性诗学的角度透视传媒批评的维度建构

传媒批评是感性批评的当下性呈现,是理性批评屏障破裂后的本真狂欢.这主要与以下几点密切相关一是现代传媒的物性、文化权力以及对"感性符号"的培植性;二是理性批评的消退与受众的趣味转型,三是审美文化主体的分化孕育了感性批评的中心化,四是批评文本的意义寄寓于文本的感性之维.     

自由与理性——哈贝马斯传媒思想述评

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传媒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功能作出了深刻的阐述,自由与理性是其传媒思想的重要内核。尽管哈贝马斯将丧失批判功能的传媒视为公共领域破坏者的论断不免保守,但恰恰可以返观传媒在场于公共领域的意义。以公共领域理论观照传媒功能研究,则传媒研究不仅获得公共性这一蕴涵民主特质的关怀视角,同时赋予传媒理性批判的意义从社会学走向政治学。日益加剧的传媒消费主义语境,使哈贝马斯的传媒批判思想重获现实意义。     

理性边界的形成与突破:以圣彼得堡悖论演进为视角

根据期望值理论,理性的决策者应当以财富的多少衡量收益,以概率衡量结果出现的可能性,采用期望值最大化原则作为决策依据。然而,圣彼得堡悖论的出现却突破了期望值理论确立的理性边界,根本原因在于,期望值理论将影响决策的主、客观因素完全割裂,忽视了决策行动的主体性特质。财富、概率等客观因素并不能直接作用于决策行动,而必须依靠一种主体性转化,即转化为决策者对这些因素的认知结果。因此,要消解圣彼得堡悖论,进而确立合理的理性边界,就必须准确把握和刻画这种转化的机理。期望效用理论主张用"效用"来衡量收益,在客观财富与主观认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理性边界的认识上实现重大飞跃。前景理论继承了期望效用理论的研究路径,采用价值函数与决策权重,为主体性转化提供了丰富和细致的内容,在更深层次上推进了决策理论对理性边界的探索。     

哈耶克的默会知识与社会的合理化生成

哈耶克的默会知识理论揭示出默会知识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在人和社会的生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社会有序协调发展的知识和文化根基,应当以个人默会知识效用的最大化发挥作为判定社会运行机制合理性的依据。当前,我们应当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的有机统一来完善理性,在人们的交往实践中汇聚默会知识,实现科学知识、道德知识、审美知识的共同增长,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汇聚默会知识和完善理性相结合,克服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困境,构建当代中国知识型的合理化社会,增强创新驱动,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经济学的理性传统

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假设,从其提出到如今的发展,经历了从人性抽象到工具意义的演变。斯密眼中的理性经济人是合乎道德的,是受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约束的,法律、习俗惯例、社会地位及别人的评价等构成对极端自利行为的强有力制约。随着数学的大量应用,经济学理性由最初的人性假定逐渐演变为工具性概念:理性被膨胀为追求最大效用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概念,市场被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因为在逻辑自恰性、形式化与精确性等方面具有无与匹敌的优势,工具理性主义的分析范式还将居于主流地位。     

中国农民的理性

傍水依山,瓦房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耕种几亩责任田,种也由俺,管也由俺,丰收靠人不靠天.大米白面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晚归妻子儿女话灯前,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理性是指一个决策者在面临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会选择一个能够使他的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而决策者可以选择的方案,受限于他所面临的资源、制度和技术环境,因此可以说理性是有条件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对此,有人干脆称之为有限理性.     

浅议电视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新闻传媒尤其是电视传媒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具有其他载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电视媒体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有效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激发社会活力,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沟通作用.     

韦伯“法律理想类型”在英国法中的困境及辩正

德国学者韦伯在运用其首创的"法律理性类型"概念进行比较法研究时,认为英国法不具备"法律理性类型"的"形式理性"特征,不能为社会带来必要的"确定性".然而,作为西方法律文明另一代表的英国法,其实际地位与作用却与韦伯的判断相左."法律理性类型"理论之所以在英国法分析中出现困境,原因在于韦伯把"形式理性"概念绝对化了,认为只有具备该特征的法律才能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确定性",才是"法律理性统治"所要求的法律形式.事实证明,英国法通过"遵循先例"的方式,同样能够获得"确定性".英国法是另一种符合"法律理性统治"的法律形式.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构建的理性思考——基于预期效用模型的分析

环境责任保险一方面可以避免投保企业因巨额赔偿责任而破产,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在环境责任保险市场上,理性保险消费者会进行充分投保,然而,保险消费者是有限理性的,面对风险时,他们首先对预期效用比较,然后再选择是否投保,由此带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文章在期望效用模型的基础上,从选择性保险消费视角对环境责任保险发展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行实证分析.当保险人采用相同的保险费率时,高污染风险企业倾向于购买保险,低风险企业选择退出保险市场,环境责任保险市场出现逆向选择行为.保险消费者得到保险后,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会引发道德风险,结果是环境责任保险市场供求失衡.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设计不同的保险合同来甄别消费者的风险类型,是促使环境责任保险市场达到均衡的关键因素.     

竞争性选拔的制度属性、逻辑起点及效用分析

竞争性选拔制度是在克服传统干部选任制度的弊端,丰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路径的前提下建立的.因此,在技术层面探讨的基础上,对制度本身的理论定位和理性反思显得尤为重要.在制度属性上,竞争性选拔制度是糅合推荐制、选举制、考试制的一种"制度集合体",其逻辑起点是"选拔",而社会身份和晋升性流动则是"选拔"的两个基本支点.目前的竞争性选拔制度,其效用的大小关键在于制度本身所蕴含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成分及可操作程度.     

正义感是人的首要美德——罗尔斯双重理性假设之考察

针对罗尔斯提出正义理论属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见解,批评者表示,罗尔斯是康德主义者,康德道德理性学说冲突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罗尔斯在康德的道德人观念基础上构建一套细致的正义原则证明程序。他的两个基本理念"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理念和"社会合作体系的社会"理念,与理性选择理论倡导的理念截然不同。后者将社会视为基于个人理性的竞争性协调体系,生活于其中的理性人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通过考察可知,罗尔斯提出的是一种双重理性假设,它既源于康德道德哲学,又超越康德道德哲学。单从理性选择视角批评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辩护逻辑有失偏颇。罗尔斯描绘了这样一个良序社会,正义感是生活于其中成员的首要美德;公平正义是自由平等且通情达理者的理性选择。罗尔斯晚年对公共理性的推崇,改变了其早期对个人理性的偏好,其公共理性观念是"通情达理的人"观念的发展。     

产业扶贫中的基层治理逻辑解读

有序的基层治理能够有效缝合中央权威体制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罅隙.产业扶贫中,基层干部权力运行的内部结构及其所遵循的理性维度恰适于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的分析工具.除科层制外,运动式治理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关系理性并非全面消解科层理性,关系理性消解科层理性以形式合理为边界.因此,形式合理优先于关系理性.关系理性消解科层理性会引致结果合理的失败,亦会引致结果合理的实现.在关系理性内,“规避风险”居首,面向上的价值型关系理性优先于面向下的价值型关系理性,“完成任务”优先于“追求政绩”.     

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的共谋——基于《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逻辑关系的探析

《启蒙辩证法》指证了启蒙理性囿于自身蕴含的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从而使得作为神话"祛魅"之进步观念的启蒙理性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其结果导致了启蒙理性的"滥觞":启蒙理性成为非理性.《否定辩证法》旨在以概念的非同一性消解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困境,洞穿了启蒙理性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秘密.《否定辩证法》是对《启蒙辩证法》之真正的逻辑承续,这种逻辑关联在本质上提示为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而其哲学根基就奠基于抽象的同一性原则.     

康德的理性地位与自由"实在"论

人的"存在"过程一定是一个行为的过程,即"实践"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不仅提供了人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区分,而且提供了两者联系和统一的必然条件.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和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其本身就具有以自身为目的的纯粹意愿和自由.自由的理念将自然的人引向了自身作为智性的存在,从而呈现出人作为"存在"的真正意义.自由或自由意志所提供的是关于纯粹原则的本体理念,自由的原则或道德律不仅是纯粹的,而且是"实在"的,它一定要通过实践的理性体现在人的行为中,从而使得理性规定的纯粹性和决定性成为某种"客观"的存在.只有人"存在"的过程才能通过实践的理性将纯粹理性王国的真实引领到自然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