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慈善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未经登记的民间慈善团体在我国属于非法组织,这些慈善团体的合法地位的取得是我国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问题。借鉴国外的立法,我国民间慈善团体设立为法人的门槛应逐渐降低;未设立为法人的民间慈善团体也应有其合法地位。     

关于完善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若干思考——基于国家与地方立法的不同视角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改革措施,其初衷在于解决我国检察权运行中某些环节存在的制约不足问题。作为一项在探索中建立的新生制度,其理论准备相对薄弱,相关制度架构距完善也还有相当距离。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理基础有两点值得关注:人民主权论和权力制衡论,沟通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其现实依据在于:是维护稳定的社会缓冲机制,有助于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是风险较小的战略选择。在国家政治和司法制度层面,人民监督员制度应当走往权力监督方向。在地方立法层面上,人民监督员制度只能定位为非刚性的权力监督。人民监督员与人大关系是,由人大支持、鼓励、引导下的临时性民间监督团体。     

论民间社会团体的自主性与嵌入性及其相互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社会团体不断发展壮大,出现了相对于政府机构和社会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获得社会、行政和政治方面的合法性是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保障,更是民间社会团体得以发展壮大的策略性手段。因此,民间社会团体要在发挥组织自身的自主性、推进组织自身发展壮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地嵌入政府管理体系之中,以嵌入性为手段推进制度环境更加优化,破除社会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民间学术:当代学术史考察的新向度

中国现代化发展在知识生产领域引起的显著变革是官学的一统江山被打破,民间学术重焕生机,蔚然而成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道醒目风光,更成为考察乃至重写中国学术史不可忽视的一个新向度.三十多年来民间学术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是中国社会转型及民间社会在社会精神文化层面的体现;民间社会是民间学术生存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学术自主性是民间学术的本质特征和灵魂,因此,法理意义上的民间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对民间学术的前途及命运至关重要.而建构和捍卫学术的自主性,则是民间学术自身建设的重心所在.     

论中国传统家族团体及其衰败

家族团体是中国从古代到近代最为基本的统治和教化单位,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是社会统治和稳定的基础。然而,随着清末西方社会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传统家族团体受到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开始解体。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上来说,以＂三纲＂为代表的等级观念、以家族为团体的统治秩序,与近现代西方理性文化主张的个人权利、自由、平等大相径庭,也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相违背,因此,中国传统家族团体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消亡是大势所趋。     

社会规范:多元、冲突与互动

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社会规范可以统称为"法"。伴随着现代化的浪潮,我国法治的发展水平与立法体系的完备并不呈正比例关系,多元社会规范的冲突越发明显,从而造成了"越轨泛化"。在这种背景下,针对"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结构划分的偏颇,运用法律多元理论和位阶概念,我国现阶段社会规范的多元化可以界定为"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三元结构框架。这三种社会规范形成了四种互构关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国家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以及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三者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根植于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与移植于社会外部的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十分脆弱,规范冲突的实质是社会权力的变异、法律权威的弱化。因此,建构合理的社会规范体系需要在"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寻求内在的平衡,进而强调多元社会规范之间的契合与交融。     

我国民间借贷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从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问题着眼,重点分析我国目前民间借贷立法的现状,试图找出我国如何有效监管民间借贷活动,有效防范民间借贷行为的市场风险的法律途径,以期更好的发挥民间借贷对市场经济的＂补血＂作用。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论近代民间宗教的政治变迁

民间宗教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共有或相通的宗教情感与心理 ,秘密结社是清中叶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民间社会团体。他们在近代社会历史事件中有各种突出表现。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与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关系就十分密切 ,宗教与社会政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任何民间的民众的群体活动 ,尽管表现形式上有秘密结社的方式 ,但宗教无不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而发挥作用。     

晚清时期的涉外商标侵权纠纷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中外贸易的进一步拓展及洋商在华企业的开办,华商和洋商之间的商标纠纷问题逐渐彰显,并成为清末华洋交涉的焦点之一。这些形态各异的商标侵权纠葛,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当时中国商标立法和商标保护在制度层面的缺失,以及民间商贸系统商标观念之淡漠,但在深层次却是当时西方商人冀图藉商标问题压迫中国民族企业和垄断中国市场的一种表征。纠纷的产生与解决,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早期的商标立法活动,并对近代中国民间形成商标法制观念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同姓联宗与地方自治——清末民国时期江西地方精英的文化策略

明清以来普遍出现的同姓联宗是中国历史上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明清科举时代到清末民国地方自治时代,由地方精英推动和主持的同姓联宗活动经历了时代性的演变与发展,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这一变化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政治变迁具有密切关系。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科举制度时代的结束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活跃于地方政治舞台上的新式地方精英,在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权力角逐和派系斗争的同时,广泛推动同姓宗族的联合,结成政治联盟和扩大社会基础,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地方政治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同姓联宗作为地方精英操弄地方政治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显示出政治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内涵,而地方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也因深受同姓联宗这一传统社会组织关系的影响而更趋复杂、曲折。     

“私法与国家”框架下的“民事政策”

"民事政策"困境的解决和其蕴含的价值有赖于对"私法与国家"这一问题阈的探究,而兼顾管制和自治的"中立性的民法"理论妥当地确立了民法和国家关系,从而不仅为"国家政策能否成为民法法源"提供了理论回答,还为"国家政策如何成为民法法源"提供了指引:即在"有无法律漏洞存在"和"有无可得适用的民事政策存在"的双重控制的前提下,对民事政策进行谨慎的"合目的性的解释",以实现私法自治和国家管制的平衡.     

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的悠长发展历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之发育、发展、生成始终与西方国家社会转型保持着相互照映的密切关系。其经验、理念中的一般性内容,可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经验参考,可为中国市民社会生成所借鉴。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和当下社会境况,注定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市民社会必将依循一条符合现实国情的道路,即中国社会转型所生发的现代因素催生市民社会的自身发育、市民社会的成长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动力,二者互动发展,共生共强,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共同目标。     

社会转型时期的民法回归

在传统的民法里,婚姻家庭关系、劳动关系和土地财产关系的调整,均属于民法的任务,但在前苏俄民法里,这些社会关系的调整都脱离民法而呈独立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承袭前苏俄的法律观念,也将这些社会关系的调整从民法中剥离出去；改革开放以后,这些社会关系的调整逐渐呈现出不同程度回归民法的趋势。     

申领居民身份证中指纹信息法律保护的范畴､困境与化解进路

指纹信息作为关涉人格尊严和人格平等的个人信息,兼具生物辨识性和个人敏感性,承载着应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作为公民必不可少的身份证明文件,居民身份证的领取与否直接影响着个体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的享有与实践。国家要求公民申领居民身份证时登记指纹信息可能存在比例原则之有违困境。针对上述困境,在完善我国公民申领居民身份证指纹信息的法律保护时,应以特殊化保护?精细化保护与体系化保护为化解进路,在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为公众利益收集利用个人信息之间?在指纹信息保护和公民身份证明之间达至理性平衡。     

困境与展望：对日民间索赔途径之思考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始终坚持了一条诉讼的道路,但如今,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其境外进行的诉讼都陷入了不同形式的困境。其中在日本的诉讼遭遇了日本最高法院败诉判例的重大障碍．在美国的诉讼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显得前路未卜,而在中国进行的诉讼则由于有限豁免主义的“双刃剑”效应而显得十分棘手。开辟诉讼以外的索赔途径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由国家代表受害者进行国际求偿,以及敦促日本国内进行赔偿立法,则是两种具有可行性的非诉讼索赔途径。战争损害赔偿问题的全面解决也正有待于诉讼与非诉讼索赔途径的协力运作。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语境下的行业协会及其中介功能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继承了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社会”二分法作为市民社会实体存在的依据,继而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市民社会-经济”三分法,并在此基础上界定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指向与政治国家、市场社会相并立的第三域,社会中个组织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行业协会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构戍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市民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行业协会具有联结市场和政府的中介功能,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下的中间调节机制,     

民法的哲思:以民法本位为研究视角

国内外民事实定法本位不断变迁。民法社会本位说多存疑问,所谓民法本位观,即近现代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论,则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性等理论基础。民法本位即指民法的价值标准和中心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民法本位就是民法最核心的价值,而民法原则则是民法本位价值取向的外载形式。以带有社会顾虑的私主体权利为本位构设中国民法典体系、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是进化的理性的选择。     

市民社会理论：一个文献综述

社会发展的结构性转型推动了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蓬勃兴起和快速发展。研究者主要沿着两个视角展开：或把市民社会看作一种学理分析资源来研究,或将市民社会看做一种实体社会资源来分析。不同的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者不同的视角取向,因而两种不同视角不是截然对立的。无论是作为学理资源,还是看作实体建构,市民社会研究都有其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显见价值。     

市场经济视野下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强大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社会生活契约化体现着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