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后学思想家罗汝芳研究综述

罗汝芳作为阳明后学重要人士,其生平思想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由师承考述可见,罗汝芳的泰州学脉归属有误判之嫌。从阳明学整体视域考虑,罗汝芳学术传承具备独立江右的充分条件。与此同时,通过对思想家弟子门人诗文的搜辑和考辨,得证罗汝芳晚年思想呈现出对阳明学和白沙学的双向汲取。在此前提下,思想家在本体论层面偏向于“归宗性地”;在工夫论层面则主张“默识”。就以上两点展开探究,对罗汝芳思想的重判具有重要意义。     

九州学派:日本现代儒学的地域样本

所谓九州学派,就是从楠本正继开始的脱离了传统儒学即旧学的新型的学术形态。与受西方哲学影响而创立于幕末维新期的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不同的是,九州学派的"学统"或"道统"可上溯到江户中期,所以九州学派似乎更具有日本传统的神儒合一的特色以及传统书院教育的诉求。如果说楠本正继是九州学派的奠基人,那么他的两大弟子冈田武彦和荒木见悟便是九州学派的两大领袖。冈田基本上属于阳明学的践行态,而荒木则属于阳明学的学问态。冈田宏识博通,而荒木绵密精微;冈田倾心于阳明精神与神道教的结合,致力于阳明学的日本化和庶民化;而荒木则倾心于阳明学与佛学的研究,致力于阳明学的理论化和精致化。尽管九州学派现已逐渐衰微,但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兴旺于世纪之交的九州学派,却在楠本学和冈田学的旗帜下,在日本现当代思想史上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影响力。     

从博学、养生到致良知——陆原静为学进路的展开及其意义

作为阳明高弟,陆原静素以喜好修养工夫为人所熟知。《传习录》收陆原静的问学内容,较为清晰地展现其从博学、养生到致良知的学思转进。转进始终围绕如何认领良知的为学进路问题展开,并反映出追求良知、体悟良知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知识化追求与对象性体认。而这种追求的特殊意义在于:使得良知在知识进路与对象性体认的主导下演变成一种思辨话语,从而丧失成德工夫的有效性。陆原静在为学进路上的困境与转进,既是王门弟子广泛出现的问题,也是阳明倡导致良知教所要解决的重大弊端,从侧面显现致良知教作为为己之学的本质特征。     

薛侃:阳明学后期发展的领军人物

薛侃虽非阳明最早入门的岭南弟子,但却是岭南王门的核心人物。王阳明在世时,薛侃已是岭南王门的引路人;阳明去世后,薛侃又成为整个王门的领袖级人物。他先后创建杭州天真精舍和潮州宗山书院,并且编刻了多种阳明著作。他在引领、传承和发展阳明学派这三个关键领域,都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他所创建的杭州天真书院,从明嘉靖九年秋建成到明万历三十七年开始逐渐为官办的虎林书院所取代,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以天真书院为传播基地,阳明学逐渐在浙西北、苏南、皖南等地掀起了新浪,而这一切都与薛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东亚阳明学何以必要?

东亚概念不仅有其经济政治意义,更有其人文意义。从东亚特殊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理念中,可以开发出它们在新世纪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如果说阳明学在朝鲜曾遭遇退溪学的全力阻击,但终究使自己立足于非主流社会的话,那么在越南的遭遇则似乎更加无奈,就连立足的机会都未曾出现。惟独在日本,阳明学不仅成功地渗透进主流社会,而且还在其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阳明学在东亚诸国的不同遭遇,不仅充分凸显了阳明学的独特个性,而且证实了东亚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对受容和选择输出国思想文化所产生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所谓"阳明学的东亚方法",在方法论上应是"寓一于多"而非"多而合一";在传播学上应是多元中心论而非一元中心论;在发展论上应是相向并行而非单向而行。     

日本阳明学的思想特质及其影响

日本阳明学产生于日本封建社会的完成和解体时期,从其代表人物中江藤树、熊泽藩山、大盐中斋、林罗山及吉田松阴的理论中可以看出,日本阳明学的思想特质在于他们在接受、改造阳明学的过程中凸显并提高了“心”的主体性作用,使之成为批判幕府体制的思想武器。阳明学在日本明治维新中成为一种思想指导和动力,对日本近代变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试探阳明之心体与善恶

对王阳明善恶观理解的不同，是阳明弟子分裂为几个学派的内在原因。“王门四句教”是阳明哲学之浓缩，也是最易产生歧义之处。阳明的心体善恶观表明其心学不是求善的学术，而是发善的哲学，这就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终极意义所在。     

《论语》章句直说——兼及孔子因材施教与知人善任

《论语》一书至今尚有须正定真伪之处。学而后仕、仕中求学;颜回屡空、子贡货殖;因人而宜,各有短长。孔子视弟子如珍宝,念弟子如儿孙,悉弟子如心肝。其教必中肯綮,其导必现光明,令弟子心悦而诚服,然孔子仍自修不已,以策日新。     

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退溪学的主导下通过对阳明学的辨斥,才形成了不同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独特的朝鲜阳明学派.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所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中国北方的阳明学,而日本所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接受和传布的,走的是如何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     

君子之仕以行道———王阳明的入仕之道与其弟子的治世治家理念简

王阳明所宣道的为官之道、仕者之守、用世之职这三条入仕做官的原则，其中第一、二条讲得是为什麽要做官的问题，第三条讲得是如何做官的问题，三条的核心即“君子之仕以行道”。阳明不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廉政廉能问题，而且还将这种廉政廉能理念具体运用到社会管控与治理上，这是阳明廉政思想能在当时发挥一定作用的关键要素。阳明在把自己的廉政思想与主张贯彻于施政实践时，还始终坚持廉政理念与具体的民生、民治相结合的原则。而阳明的廉政理念和治世实践给他的弟子后学们所树立的榜样示范效应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一传弟子徐爱的“去奢僭、立经制”说、二传弟子张元忭的贤才观与遗子说，皆与阳明的廉政理念和治世实践有密切关系。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陈来:《朱子学与阳明学及其现代意义》指出通过对狭义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的阐释,揭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现代意义。朱子学说最重要的部分是"格物致知"的理论,其明显     

《论语》首句"学"诠释中的仁学分化

《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为全书枢要。朱子以效训此句之学,学与习相表里,心与理相涵养。阳明再传弟子胡直以觉言仁,觉即明觉、灵觉,十字打开,既有溥博之横摄,又有渊泉之纵贯。胡直弟子邹元标以愿学为宗旨,《论语》首句之学即觉即悟,以本心之明觉含摄一切,以本心之灵觉达之一切,以透悟超越一切。邹元标以《易》之时义贯通此学,以《论语》初编末句"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呼应首句之时。总之,此学既有实行义,又有超越义,以效训学与以觉悟言学诠释各有侧重,二者在对立中相互融摄,总体上丰富了孔子仁学的思想内涵。     

从“良知之教”到“立命之学”——由袁了凡其人其学看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河洛王学的“万物一体之仁”说通论

[提要]河洛王学是自明嘉靖而始延宕至明末的、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形成的一个阳明学流派，以尤时熙及其弟子孟化鲤、再传弟子王以悟和张信民等人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特重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说，以求得此一体之仁为根本学的，以见之于日用伦常的知分、安分、尽分为核心工夫。天人一理，万物一体，良知、仁德万物皆备，皆统摄于此原本的一体流行之中。缘是，致良知就是求此“万物一体之仁”，在工夫上便是任运人人本具的良知、仁德的自然呈露，安于见在之分，随所遇而尽其分，是为“第一义”的顺适工夫理路。同时，用工夫以复本体的工夫理路也未被忽视，他们多从常人如何用功的层面上主张无我以复真我、去嗜欲之遮蔽以复本体之精明的工夫，表现出了丰富、整全、切实的工夫面相。     

试论阳明“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

阳明学与朱子学无疑是有巨大差别的,但是阳明也明确说过"吾之心与晦暗之心未尝异"这样的话。本文试图从围绕阳明选编《朱子晚年定论》的是是非非以及两人在"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上的认识,来论述阳明这句话的所指,以此阐明阳明学与朱子学除了相异的面向以外其思想观念一致的某些方面。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合作、分歧、挽救:王阳明与议礼派的关系史

王阳明与议礼派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到分歧再到挽救的复杂变化过程."大礼议"刚刚展开之时,由于学术观点的契合,加上议礼派中的部分成员是阳明的弟子和仰慕者,王阳明与议礼派合作密切.随着议礼派全面接管政权,议礼派内部在如何起用王阳明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更因为思想背景的差异,以桂萼为代表的一方对王阳明产生了排斥感.阳明去世后,对阳明极其反感的嘉靖帝,企图彻底取消王阳明的恤典,此时议礼派居中协调,为王阳明挽回了部分待遇.这一过程一波三折,以致很多细节尚未受到明代思想史研究界的重视,反而被黄绾等阳明弟子具有偏见的记载所误导.客观而又全面地梳理这一过程,有助于更真切地反映王阳明以及阳明学派在嘉靖朝初期政局中的生存状态,从而丰富今人对王阳明的认识.     

格物与礼法：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

自王阳明去世之后的中晚明至清代初期，阳明学派内部催生出两个密切相关的新发展方向：气学和经史之学（礼法之学）。新方向提出了两个具有同构性的问题：心（良知）与气、良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概括而言则是心与物的关系问题。刘宗周、黄宗羲师徒的思想是对于上述两个发展方向的集大成，代表了阳明学派内部围绕其核心问题进行思想自我更新的重要理论成果，可称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因此，考察作为良知学新开展的气学与礼法之学（经史之学），追问其得以可能的哲学前提，是探讨清初阳明学哲学贡献的重要视角。     

明末清初相反对立的阳明学派史——周汝登《圣学宗传》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比较

回顾近代以后的阳明学研究史可以看到,阳明学派的研究一般以黃宗羲《明儒学案》为出发点,以尊重有善有恶说的修证派为阳明学的正统,以尊重无善无恶说的左派为异端。但是,如果根据周汝登《圣学宗传》可以看出,明末的状況是在阳明学派中,左派是主流,修证派是相似朱子学的保守派。《圣学宗传》代表明末万历末年的阳明学观,《明儒学案》代表清初康熙间阳明学观,二者都应该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