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分析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侧面,是早期维新派(包括冯桂芬)和洋务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作出了成绩,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推敲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年第三期刊登了夏东元同志的文章《洋务运动发展论》。文章在论述“中体西用”思想时写道:林则徐、魏源所提“师     

重新评价张之洞及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张之洞(1836—1909年)是清末光绪时期地主阶级政治家、实业家和教育家,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奠基人,也是我国近代史上争议颇大且毁多于誉的重要历史人物。本文试图根据张之洞在我国近代发挥作用的几个方面,对他重新评价。 一 张之洞生活的时期,正是“欧洲资本家的贪婪魔掌已经伸向中国”,强迫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一时期各类矛盾日趋复杂,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     

洋务运动的保护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

在近代,中国人被迫走上了学习西方,吸收西方文化,重新认识自我的艰难历程。随着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中西文化冲突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是当时的中国人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保留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引进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中国近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观念,它的产生有着历史的原因。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张之洞惊呼:“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由于长期封闭的历史文明滋育了自傲的民族心理和维持旧有传统的社会惰性,不易接受     

马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现代转型

一、传统政治经济学要转型为现代政治经济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开放的深入推进,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大量引进,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多元化的理论范式存在。各种理论思潮和流派纷纷涌入中国,特别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引入,具有不同价值信念和学科群体的理论范式的存在,使得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处于激烈的范式竞争之中。二是经济学学科的细分。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越来越庞大,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已难以涵盖所有的经济学内容,这样就使政治经济学的纯粹理论色彩越来越…     

“西学为用”之独重对“中学为用”的逼显——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

历史地看,西学东渐使得"体用"之争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出现过"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中学之体开出西学之用"和"西体中用"等多种主张。比较地看,这些主张均表现出对"西学为用"的独重和对"中学为用"的轻忽。哲学地看,"人己"、"人我"和"天人"成为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三大课题。面对这三大课题,对"中学为用"的呼唤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就"中学为用"的实质来看,依着儒家的基本理路,其主要脉络在"主体之门的开显"。"解铃还需系铃人","主体之门的开显"是化解上述三大课题的根本。     

戴震“西学中源”思想探讨

西学东渐之时,清代学者对待西学的态度不一。戴震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有为"思想和大一统观念,在对待西学问题上,更是有着"天朝大国"的优越感。他凭借自己扎实的考证功力,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促进了"西学中源"说的发展和成熟。戴震虽然坚持"西学中源"说,但对西学并不鄙视和排斥,他的"西学中源"观因此比前人更为具体和实在。戴震以中学为标准来检验西学源流,未能以理性思维来审视和评判文化传播的相互影响和交流,使人们难以真正认识西方文化的精华,从而导致中学的夜郎自大,其狭隘偏颇的保守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文化本位观及其西学来源于中土的实证结果,当时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除国人对西学的戒心与排斥,有利于西学的传播。     

论王韬的西学教育思想

王韬以“西学中源”说为内在根据论证了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学习西学的原则是“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学习西学的内容包括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学习西学的方式则是请进来和走出去。     

近代“西体中用”观探析——郑观应的“体”“用”思想

对于近代的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西体中用"观,郑观应做了较为完整的概括,把对西学的认识和运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郑观应认为,"西体中用"观的落脚点在西体,即政治上的议院、经济上的商业为本、文化上的教育为本。郑观应的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中体西用"观的继承和发展,还与"西学中源"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他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之中。总体而言,郑观应的这一思想还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     

先秦“训”体的生成与演变

“训”是上古政事和话语系统中实际使用到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由《尚书》《逸周书》的相关篇籍结合新出清华简《保训》《命训》篇,我们能大体窥见“训”的基本体式、文化特性和演变脉络。“训”体在先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商代以及更早时代的“训”文有强烈的宗教、巫术仪式特征;西周时期则与大量其他文献和文体一样,乃是神道设教和政治礼仪活动的产物;春秋晚期至战国,“训”体进入第三个阶段,为说理散文,当然也因此丧失了其自身原有的文体特性。“训”体的演变过程生动展示了先秦文学从原生态记录向写本文学,从口传、口诵甚至表演向书面写本的过渡,以及多时代、多作者文化印迹“叠加”的“衍生型”文学文本生成过程,当然也体现了先秦讲求社会效应的文学本质观。     

“歌”为体、“诗”为用:试议“花儿”的诗性特征

花儿被誉为中国西北的诗经(歌)。通过理论界定花儿文学形式、回顾与创新诗性特征理论判定标准,从内容、形式、功能和想象力4个维度对花儿所具有的诗性特征进行综合判定。论证表明,花儿在内容、形式、功能和想象力方面均具有诗性特征。诗性特征使其便于传唱,其本质仍是歌,而非诗,花儿是一种以歌为体、以诗为用的民间口头文学。     

泰国威权政治的前景:进入了“转型期”还是“威权为体,民主为用”的延续?

20世纪 8 0年代末以来 ,以马科斯、苏哈托及素金达等被推翻为标志 ,很多学者认为泰国及东亚其他威权政治国家进入了“由一种政治形态到另一种政治形态的质的飞跃过程” ,即进入了转型期。然而 ,政治体制的实质内涵与其形式的背离 ,是泰国及其他东亚国家长期存在的现象。以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 ,并未改变泰国“威权为体 ,民主为用”的本质性特征。威权政治产生于传统专制、佛教善恶业思想及权威崇拜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之中 ,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日本等国的经历来看 ,改变这种方式 ,决非几十年能奏效的事。即使民主机制不断得到巩固 ,泰国的民主也不会是西方民主的翻版 ,威权政治的本质性特征在未来的民主政府中仍会有顽强的生命力     

挽救国运为“体”,职业选择为“用”——范长江步入记者生涯的心路与动力因素探析

通过对范长江步入记者生涯前探求个人出路与国家出路的人生历程,和其间产生的问题关注点的考察可以发现,范长江步入记者生涯,并非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一开始就决定专意于此的职业选择行为,而是其探求个人出路与国家出路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包括"元问题"和系列子问题)共同推动的结果,是一种与"九一八"以来为挽救国运而投身救亡活动的其他青年所选择的救亡图存方式一样的行为。这种职业选择行为的特点就是,以挽救国运为"体",以职业选择为"用"。     

论“西学中用”思想的的合理内核与近代中国的掣肘

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选择了“西学中用”的道路,“西学中用”的出现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它为中国带来了新的面貌,但也有其失败的地方,所以最后由于各种内外部的原因,而最终在中国衰落了。中国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的求师西方历程之后,终于抛弃了这条道路,而走上了新的征途。     

汉代“论”体的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论作为一种文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很成熟了,诸子百家之书,除了《论语》《老子》等少数几部之外,大部分都可归为论体。但是先秦时期以论为名的篇籍却很少,关于论的文体观念也只是萌芽而已。西汉前期经学尚未大兴时,承先秦余绪,论体著述颇为可观,从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直至西汉后期,论体著述屈指可数。而在两汉之际,由于社会动荡,导致部分士人思想家与作为主流的经学话语出现疏离,于是以论为体、以论为名的著述有所增加;同时,关于论的文体意识也空前地鲜明起来。到了东汉后期直至曹魏时期,随着经学的衰微、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论体著述就大量涌现了。论这一文体及文体观念的演变,与士人阶层身份意识、精神旨趣的变化息息相关,表征着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     

“西学中源”说漫议

“西学中源”说是“西学东渐”过程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观 ,它对克服传播西学的阻力 ,捍卫中国本土文化的地位 ,客观上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既模糊了西学的本来面貌 ,也模糊了中学的本来面貌 ,使人既不能正确认识西学 ,也不能正确认识中学 ,消极影响也很明显     

从文献著录看“七体”的演变

“七”在中国古代文体史上立为一体，由来已久，其文体地位在古代史书、类书、书目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著录；随着创作的发展变化，七体在后世总集中的归类及收录范围有所变化，据此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七体的文体属性和发展演变，也可看出文体分类及演变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试析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的演变

长期以来,史学界的研究者大多把研究陈独秀的重点放在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其造成的危害和形成这一错误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的揭示和剖析上。而在谈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二次革命论”时,不仅着墨不多,研究不力,而且还存在着一种偏向:往往把他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看作是一个既定的理论依据,只要一提及与这一思想有关的问题就以陈独秀在1923年4月和12月简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中的有关论述对各     

邓以蛰艺术美学思想的西学归宗

邓以蛰的艺术美学思想以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为基石,运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说和克罗齐的＂表现说＂等现代西方美学理论来阐释中国传统艺术美学,在融合中西方美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现代转换,形成了富有中国话语特色的审美文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