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尚”

“尚”是一个本义失落的字。在古文中,“尚”、“上”相训,二者都是指事字,在“高”、“尚”、“上”三者比较中,“上”又是“尚”的亚状态,它仅仅指地平面上的物,后成为一种泛指,初义比“尚”又低了一个层面,但二者的确指性都是明了的,虽然高度不同,一在屋脊之上,一在地上,但上部的位置都是一致的,故而能互训。明白了“尚”的高度性指示性质,由“尚”转化的意思就比较易于理解了。     

“翘足而待”“翘首以待”源流考

汉代出现的“翘足而待”逐渐被宋代出现的“翘首以待”取代。通过分析“翘足而待”和“翘首以待”的义项,补充了大型辞书事宜的缺失,梳理了二者词义的演变情况,并且分析得出“翘首以待”最终取代“翘足而待”是由于表义形象、清晰及文化心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先秦“周书”名实考

先秦时期,“周书”屡见称引,此名不能视为对某部著作的专称,不能将其等同于《尚书·周书》或《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七十一篇《周书》。从《左传》《国语》等所载春秋贵族引用,到战国诸子书引用,都可以说是指称一类文献,一般来说指的是周王朝官方训诰誓命等。但在墨子等引用者那里,周诗也被包括进来,因为诗、书皆脱离了贵族官学原有的礼乐情境,官学中学习方式、实践场合的差异不复存在,仅被作为记录前人事、言的文本学习、使用,而文本形式又不足以将两者严格地区分开来。战国晚期,见于《逸周书》中一些篇章的语句较多地被在“周书”名义下称引,应可说明这些文献在受到关注。从公元前四世纪中段到前三世纪中段的这一期间,相当部分在此之前尚未流传于世的一些王室档案文书,因为周的分裂、动乱和最终破灭,流出并得到邻近地区士人的首先关注,在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被整理编次,很可能就是《汉志》著录七十一篇《周书》的原型。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研究

河南省邓州市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这一创新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点,是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的有效实践形式。在当前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下,研究和推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析“四字格”在英译汉中的优势

本文从提高英译汉水平,优化译文质量出发,举出若干译例,并通过对例句的翻译分析提出在英译汉中发挥汉语“四字格”词组和“四字格”成语优势,借助其节奏感使译文更加优美。     

唐宋“四夷”体系下的“西南蕃”

"西南蕃"在唐宋"四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南蕃"是伴随着"蕃"作为各少数民族总称谓的出现而出现;史家将"西南蕃"定在巴蜀之南,主要以汉牂牁故地少数民族为主,尤以"西南五(七)姓蕃"为著,这与常璩、司马贞的思想一脉相承;"西南蕃传"的出现继承了史家单独为西南少数民族立传的史书编撰体例,其内容是对汉代史家西南民族地理观的部分继承。唐宋史家对"西南蕃"的认识是对整齐划一的华夷"五方之民"格局的反映,是西南民族地理格局现实及人们方位观的反映,是秦汉以来西南民族地理观嬗变的结果。     

灵渠“四贤信仰”研究

在灵渠运河两千两百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其水利工程不断发展与完善,其附属建筑祠庙也在不断修建。在灵渠运河流域众多祠庙中,纪念对灵渠工程具有重大贡献历史人物的"四贤祠"是独具灵渠信仰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四贤"祭祀在灵渠运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四贤祠"是灵渠运河维修与持续发挥功用所产生的,对"四贤"的祭祀属于民间信仰的一种。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四矿”问题研究

“四矿”（矿业、矿山、矿工、矿城）问题在我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四矿”问题解决得好坏,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我们要将“四矿”问题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进行统筹规划解决,以确保和谐社会的建设。     

“绿”类词语与四个世界

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并非一一对应,所以"绿"类词语也并不只是单纯地表示颜色,由于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的介入,"绿"类词语内部结构和外部含义都得到了大大的拓展。     

论唐末文人的愁苦心态--从咸通十哲看唐末文人的处境与风貌

咸通十哲的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展现了唐末兵连祸结、帝王文人播迁漂寓、民生哀艰的末世景象,以及文人的独特境况.这一时期的一般文人,其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日益下降.家境出身低微贫寒者,人生出路更为狭窄单一,科举道路更加艰难险恶.因此这一时期的文人气局志向不高,自卑、自贱、自疑,时尔有之,他们常是悲凄愁苦、精神萎弱,以致失路绝望,其笔下呈现出的多是末世的面影风貌.     

唐代科举科目考述

唐代科举科目数量多 ,对后世的影响大。研究唐代科举科目的设置与变化情况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举制度的认识。     

唐代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

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是封建地主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科举制度之下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官僚集团与旧的门阀势力之间的斗争———朋党之争 ,是唐代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 ,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

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是对于安史之乱的深刻反思。强调科举取士重视人才品德要求恢复乡举里选的主张是对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科举变革的否定,是对于唐太宗以来科举取士本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归。变革的失败实质上是科举日益蜕化的结果。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科举的日益胜利蕴涵着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深刻悲剧。     

略论中晚唐科举考试中的五科考试

＂五科＂考试的记载始见于后唐同光四年,指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等五科,它是由中晚唐的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发展而来,五科举人按有无出身分别到吏部和礼部参加科目选和常科科目考试。五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部分科目,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的变革,从明经科中分离出来,发展成独立的科目。     

唐代科举"弊少且防弊之法亦疏"说质疑

唐代科举考试中存在抄袭行卷、关节请托、泄漏考题以及权贵把持等名目甚多的舞弊现象,为防范舞弊,唐代统治者采取了审核资格、限制考官、立法明示等多种措施,将唐代科举与后世科举进行简单的类比而得出"弊少且防弊之法亦疏"的结论与史实并不相符。     

再论科举文献与科举学

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广义的科举文献还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科举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自成体系、具国际性、命运多舛.科举文献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其命运也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废为宝的转换.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专学得以逐步成为显学.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晚唐新罗来华文士科举问题研究

出自睦邻友好的愿望,唐政府自贞观年间开始为域外来华求学文士提供必要的物质资助,吸引了日本、渤海、新罗、大食等国文士纷至沓来。由于唐罗关系一直发展良好,至晚唐时,新罗来华文士已远远多于其他国家。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为此,唐政府特设宾贡科,以上国姿态简化新罗文士的报考手续、固定录取名额并降低录取标准,从而大大提升了他们科考的信心。虽然将登第者附于榜尾、授官卑微的做法仍显示出对域外文士的防范和歧视,但新罗文士汲汲求第之心并未因此受到太大的冲击。     

唐朝科举制度对当今高考制度改革的启示

唐朝科举制度作为唐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方式,从考试的内容与形式以及考试的选拔方式来看,唐科举制度有着自身的优势与特点。而当前高考制度在内容、形式及选拔方式上存在着不足与缺陷,为了改善现状,就要对唐朝科举制度进行深入研究,从中探求出高考改革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