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统帅湘军的道德践履与人格魅力

湘军是一支针对绿营腐败进行军事体制改革而层层招募、层层隶属的军队．它虽然克服了绿营的许多弊病，却形成了各系各派和下级只服从直接上级因而难以统一指挥的格局。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之所以能对湘军指挥自如，主要是因为他在忠廉恕等方面的道德践履和因此而形成的人格魅力。     

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

晚清宋学家曾国藩、郭嵩焘既像乾嘉学派一样崇礼、考礼,又超越宋学与汉学的对峙,以礼学沟通汉学、宋学。他们以儒家仁义学说阐释礼学,也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礼学思想;他们开掘礼学的经世价值,注重因时制礼,郭嵩焘更广泛地涉及改良礼俗的议题。由此可见,曾国藩、郭嵩焘早年治学均具有因应时势、调和融合的学术特征,这也是他们务实、灵活地应对晚清时局的思想基础。     

论湘军集团及其与郭嵩焘的关系——关于郭嵩焘研究的一个先决方面

郭嵩焘,湘军地主阶级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创业者群体的核心成员,该集团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湘军集团意识形态的特点是自由化。它的创业者们战胜太平军后,跃居当权派主流地位,并形成一个抗礼清廷的政治实体,同时推动了地主阶级全面自由化的进程,也启动了与现代化接轨的一个文化新时代的闸门。洋务运动,实际是这一政治实体的政策性行为,也是中西文化交融与较量的开端。它受到地主阶级政治权力结构中固守“夷夏大防”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非主流派别的抵制与反对,郭嵩焘遂成为众矢之的。离开湘军集团的思想与政治背景,郭嵩焘研究容易片面化     

曾国藩对传统理学的反思

曾国藩对传统理学的反思有如下特色：一、注重功利实效。传统理学家只注重道德践履，不注意事功，反对以功利思想看待理学，而曾国藩却注重功利实效。二、融合百家。曾突破义理独尊地位，融合诸子百家之学问。三、嫁接西学。曾对西学的认识从根本上没有超出中体西用之原则，但他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认为学习西万应坚持不懈，不能急功近利；认为学习西方，应该从根本的科学学起。     

公务员多元化激励路径研究——以曾国藩用人激励为例

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基本职能。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利益差异化步伐不断加快,公务员个体对职业发展、组织激励、权益保障的要求日益强烈,有效激励已成为公务员日常管理的突出难题。本文试图从曾国藩打造腰刀激励湘军这个典型案例出发,针对公务员激励手段单一、激励失灵失效等问题,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以目标激励、功利激励、符号激励、竞争激励、评价激励、差异激励、负激励等多元化激励措施,来分担和化解公务员晋升晋级"独木桥"难题,以调动公务员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郭嵩焘解庄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以郭嵩焘解“逍遥游”与“齐物论”为例

郭象解"逍遥游"义为"小大虽殊,逍遥一也",郭嵩焘认为失庄子之旨。他联系《庄子·天下》庄子自言其道术特点,乃上与造物者游,言下之意,像鲲鹏那样的"大"者,遨游于高空才是逍遥者。同时,郭嵩焘认为,"齐物论"意味着"强天下而齐之",会导致"是非相乘,哀乐滋繁"的局面。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矛盾。但是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的角度理解郭嵩焘解庄的内在矛盾,依然能发现其长远的意义和价值。     

中法之争期间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以《申报》舆论为参照

中法之争中郭嵩焘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体现其外交思想中务实的精神实质,而这一点在清政府满朝虚骄的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然而,郭嵩焘希望在清朝国力衰弱的情况下能继续保有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在西方列强一步步进逼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合作与歧异：容闳与曾国藩关系探微——以晚清幼童出洋留学为中心

在促成幼童出洋留学中,容闳和曾国藩是两个关键性人物.洋务运动中曾、容的微妙关系与幼童出洋留学运动的最初启动和最后失败关系密切.曾、容的携手合作,导致晚清官派留学运动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但他们思想深处的诸多歧异又为这场运动的无疾而终埋下了种子.对西学的认同、双方的资源优势、丁日昌等的牵线搭桥以及特定的历史机缘是促成合作达成的主要原因,但政治观、文化观(尤其是中西文化观)以及人才观教育观的歧异,又注定了合作不可能有完满结局.对二人在洋务运动中合作与歧异并存的交往关系作一探讨,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对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认识,同时对认识洋务派乃至洋务运动都将会有所助益.     

承往古衰朽之续 开近代风气之先——论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传承

曾国藩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钻研义理之学、镇压太平天国和开创洋务运动。而这三件事,都与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分不开。特别是他所做的后两件事,都是学以致用的结果。     

理性与传统视域中的政治哲学——以亚里士多德、伯克、密尔、哈耶克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政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哲学上偏好折衷的他,把共和政体看成理想政体,但同时他又指出政体中理想的、最优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进入中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家对人类理性与政治制度演进之间关系的争论不断,有的强调理性设计的关键性作用,有的赋予历史、传统以超越每一代人的理性的力量(如伯克)。19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密尔,对思想史出现的两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哲学观点进行概括、总结和调和,使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表现的相信理性而又尊重传统的政治智慧得以重现。20世纪60年代以进化论理性主义反驳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哈耶克,其理论观点的继承性也许值得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私情与公意:晚清军费协济运作的实态——以曾国藩、胡林翼私函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协饷制度在咸同时期主要是指军费协济和筹措。研究统兵大员督抚司道筹济军饷的实际运作,当事者的私人函札不可或缺,它可在相当程度上突破既有奏折类文献的局限。曾国藩、胡林翼大量的私函文献,揭示出户部与各战区省份疆臣之间的关系并非如协饷规制显示的那样和谐有序、中规中矩,而是互为戒备与彼此利用并存,关系非常复杂。军费筹济并未遵循协饷规制的一个突出例证是曾国藩对粤厘的筹策,主客关系是否融洽成为军费筹措的一个重要指标。私情与公意是否妥当平衡,既考验着咸同战时的当事人,也给今人如何认知协饷制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照空间。     

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异质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中国传统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秩序处于重建的大动荡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新知与保存、改造传统之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以刚接受的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以适应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成为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打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视野,使近代学人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宇宙、认识自然,客观上促进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开辟了一条文化秩序重建的道路.章太炎、康有为及粱启超堪为其中之典范.     

西方诠释学对解读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启示——以儒学传统为例

传统文化是保存先人成就并使后代适应社会的既定存在形态.采用何种方法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以西方诠释学的相关理论为方法论平台,以儒家文化为经典关照,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既要尊重文本从而接近原典精神,又要结合时代需求进行意义生成.这是西方诠释学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     

传统才女与现代女学——以刘墟、祝宗梁为个案研究

清末民初是一个政治大变局和文化大变局的时期,某些受过传统教育的女性在社会大动荡中及时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的变迁。刘墭、祝宗梁是近代传统才女创办现代女学的代表,是黑龙江女学的先驱。她们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女学思想和办学成就,女校和报刊杂志成为她们呼吁的新场域。由于自身的教育背景,她们提倡传统道德和实用主义,在她们的话语中保存礼教和启发新知两不相妨。她们通过兴办教育、发表论说重构了传统女性的社会角色,开辟了女性新的生存空间和表现空间,同时又将新思想植根于传统道德之上,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发展安身立命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定位。     

传统才女与现代女学——以刘墭、祝宗梁为个案研究

清末民初是一个政治大变局和文化大变局的时期,某些受过传统教育的女性在社会大动荡中及时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的变迁。刘墭、祝宗梁是近代传统才女创办现代女学的代表,是黑龙江女学的先驱。她们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女学思想和办学成就,女校和报刊杂志成为她们呼吁的新场域。由于自身的教育背景,她们提倡传统道德和实用主义,在她们的话语中保存礼教和启发新知两不相妨。她们通过兴办教育、发表论说重构了传统女性的社会角色,开辟了女性新的生存空间和表现空间,同时又将新思想植根于传统道德之上,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发展安身立命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定位。     

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新论——以两汉社会文化为例

文化传统的主观解构,存在多种可能性。应根据不同研究语境,运用相应的理论来观照历史传统。透过汉代文化可以看出,小传统的存在样态并非单纯表现为民俗事象,也表现为文献典籍的形式,小传统的考察视域应是相对开放的。大小传统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交融关系,两者兼有进步和保守的双重功能和作用。文化传统的健康维系与合乎理性的发展,有赖于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同步完善。     

以传统文化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构想——以河北省为例

河北省是个文化资源大省,河北传统文化是河北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本。河北省发展文化产业,应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认真分析河北传统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关系,认清河北传统文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作用,着力构建以传统文化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机制。     

渗透整合 互补互济:试论曾国藩诗学观、古文观的形成、发展与变化

曾国藩的宋诗派的诗学观、桐城派的古文观,皆随其理学哲学观的确立而形成。至其发展与变化,却又颇为复杂。曾氏前期沾滞于诗,后期专注于文,其文艺观亦即由诗而入,从文而出;宋诗派与桐城派本相辅相成,故其诗文观亦从而相济相生。这便是曾氏诗学观与古文观的形成、发展及变化的过程、方式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