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是我国一份珍贵的历史精神遗产。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先忧后乐观,并非纸上谈兵,而是行动的准则。他晚年创建的范氏义庄乃是先忧后乐思想的一种具体体现。     

愚斋义庄案中的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

1927年11月,盛宣怀子女违背庄规分析家族愚斋义庄财产引发纠纷,江苏省政府企图乘机将善产据为己有,但是在中央政府的干预下失败.善产最终被中央政府收入囊中,义庄随之寿终正寝.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自北宋以来政府通过监督保护实现义庄自主经管和发展的一贯政策,以保护之名行掌控之实,对义庄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社会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的监管,但是政府必须遵循通过监督实现保护的基本原则.     

“补王政所穷”：范氏义庄与宗法制帝国修复机制

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古代王朝修复机制的核心机理,而唐宋之际宗法家族制却面临倾颓之虞,以范氏义庄为代表的新型宗族,以共有族产整合族人,兴办义学培养官员,克服了科举制下官僚身份的一次性和家产均分制下财富日益稀薄化的难题,成功实现了官僚士大夫的累世再生产和宗法家族的长存不堕,修复并强化了作为中华帝国根基的宗法一体化机制,使得宗族稳固地成为帝国秩序生产的载体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并最终型塑了古代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

福建义田仿自江南的范仲淹,范氏义庄于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告成,到宋高宗时福建兴化军莆田县的林国钧“力行善事不倦,乡邻有贫乏者取赀财投诸暗处助之,又建红泉东井义学,延族子光朝为师,置义田赡四方从学之士,由是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绍兴初,更造白湖石桥,国钧倾赀成之,复砌黄石抵城路二十余里。”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漳州通判、尤溪籍人王必正“仿范仲淹以郭外五百余亩置办义庄,资族人冠昏丧葬之费,复立义塾,延师训族里子弟。”其后有怀庆府同知、龙岩的连镕“以族姓蕃衍,无告良多,乃以千金置义田,赡其族人,文正遗风,去其未远。”光禄寺监事、建安的杨维垣亦“设义田以赡贫乏”。顺昌的郑金吕“立义田以赈族之贫者”。赡族成为义田     

范仲淹文化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与方略

范仲淹一生致力于北宋的文化教育改革,为文化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是中国教育史学尚待开发的一座富矿.范仲淹改革科举考试、广兴州县办学、力荐明师执教、实施经实并重、倡导义庄义学等教育实践,体现了范仲淹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与方略,为中国现代教育改革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

区别于一般意义的宗族义庄，苏们丰豫义庄是由绅宦家族捐建，面向邻里的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乡绅以此为依托，试图通过平泉、赈济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等手段来维护地方社会的传统秩序及自身长远利益。它的创办，既是时代的要求，也与乡绅个人及其家族的遗德观念和社会、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反映了清中后期江南社会对救济由散赈向制度化发展的一种努力。乡外的救济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还是一种比暴力更具道德内聚力和持久性的社会控制手段。     

范氏、文氏、申叔氏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

楚范氏有二:一为范山之后,族属、世系皆未详;一为范无宇,申氏之别,出于霄敖熊坎之孙、武王熊通之子文王熊赀,春秋时期世系为:申无宇→申亥;文氏为熊氏之别,出于霄敖熊坎之孙、武王熊通之子文王熊赀,春秋时期世系为:文无畏→文犀……文种;申叔氏为熊氏之别,出于申公叔侯,春秋时期世系为:申公叔侯……申叔时→申叔跪→申叔豫……申叔展……申叔仪;可见,文氏、申叔氏、范无宇之范氏三族,皆为楚公族;范山之范氏虽族属未详,然其可别族为氏且仕为大夫者,必为贵族。按《左传》义例,文氏与范无宇之范氏二族皆可称之为"文族"。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范山、申无宇、申亥、文无畏、申叔时、申叔展,范山属楚贵族作家群体,文无畏、申叔时、申叔展、申无宇、申亥五子皆可称之为楚公族作家群体。     

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

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范仲淹爱民活动浅论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一生勤廉爱民 ,不论为官何处 ,都能把民众疾苦放在心上 ,体察民情 ,为民排忧。晚年他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俸禄在家乡创办义庄 ,接济族人 ,历史上影响巨大。范仲淹的这些行为与他的家庭环境和北宋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范仲淹品格与早年毛泽东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具有舍己为公之心的著名政治家.他的品格不仅使他在当时受到了“士”阶层的推崇而获得“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的称誉,而且对后世的政治家也有重要影响.早年毛泽东就是受范氏影响者之一.不同的是,毛泽东并未简单地继承范仲淹的品格,而是对之加以改造、升华,成为更优良的东西.这是使毛泽东得以从当时诸多政治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巨人的重要原因.     

大萧条时期范旭东的"实业救国"行动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给民族企业蒙上了一层阴影.30年代初,大危机对中国的滞后影响开始显现,九一八事变加剧了中国市场的衰退,中小企业境况堪忧.在范旭东的推动下,永久黄集团加大了对外技术扩散的力度,为提高国内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从永利、黄海社到中国工业服务社,范氏集团服务社会的道路始终如一.范旭东等用其自身行动诠释实业救国的理念,中小企业的点滴进步成了他们最大的收获.虽然一些构想没有机会得以实施,但是他们对技术扩散的支持和推崇促使近代国内中小企业在劫难中坚强成长.     

明代范凤翼刻书考论

明末通州范凤翼刻书颇丰,现今可考共计19种,数量在《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江苏家刻卷》中仅次于毛晋。范氏校刻精良,涵盖诸多部类,具体涉及政治、历史、文学、书法、法律等,这在明代家刻中颇为罕见,体现了对学术创新、风雅振兴、国计民生的关注。     

《书目答问》王秉恩刻本述论

光绪二年刊行的《书目答问》是《四库提要》之后最重要的目录书,影响极大.各地翻刻重印版本甚多,光绪五年,张之洞弟子王秉恩校勘的贵阳刻本就是一个很好的重刻本,王秉恩对本书进行了大量的"补"和"正",改动原书达四百余处,纠正了原书的许多错误,补充了大量的材料,惜其流传不广.1931年印行的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对《书目答问》作了全面的"补"、"正"工作,影响最大.然而范氏未能广聚众本校勘.特别是没有看到贵阳刻本,未能利用王秉恩的成果,诚为研究《书目答问》之一大憾事.且王秉恩学术水平、目录学眼光,均超过范希曾.王秉恩及其校刻之书,均有很大研究价值.     

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

近代江南的功能性宗族组织和族田义庄并不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发达。地方志中的大量资料表明,江南地区的宗族组织近代以来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族产的不甚明确的权属关系,是与“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密切相关的。家族伦理既是一种道德观念,又是一种多元的族群关系网络,族产与家产在族人财产观念上的相对化,也是族群关系结构中“公”、“私”相对化的具体表现。族只是家的扩大,只要族群关系的基本结构不改变,族产的性质就脱不出家族共财制之窠臼。     

《论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章“攻”字义补释

《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章,一般将“攻”释为“治”或“攻击”,但是这种解释与《论语》文义有矛盾。所以,前有范氏、戴望以义理解经,训“攻”为“专治”“执”,后有钱穆承范氏之学,训“攻”为“专攻”。训“攻”为“专治”“执”“专攻”,虽较训“攻”为“治”或“攻击”合理,但是加一“专”字解释,却缺乏训诂学根据。结合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功乎异端”与《诗经》中“敦弓既坚”“我车既攻”与《毛传郑笺》中“盬,不攻致也”“攻,坚”以及《荀子·议兵》中“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等证据,可证“攻”确实可以训“坚”,“坚”有“坚执”义,则《论语》此句可释为“坚执异端而不改变,这就有害了呀”。     

倡导、激励和保护:清政府的族田政策

清政府在继承明代有关定制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富有特色的族田政策体系,通过树立典型、强化宣传等方式倡导建置族田,虽也有废除参与械斗宗族的族田之举,但不否定其倡导的一贯政策;实行旌表、议叙等政策激励族田发展,对族田实行多项不同于一般民田的优待措施;建成了以法律保护为主的多措施并举的族田保护网,为族田的安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保障。清代族田政策具有鲜明特色,即在积极围绕族田支持的基础上,其政策走向法律化和近代化,义庄、义田地位逐渐提高,清政府支持族田的政策促成了清代族田高潮迭起的持续发展局面,但却给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提供了条件。     

李白《送友人》之"友人"事迹考

李白名诗《送友人》之"友人"为谁,学界至今不得其解。从种种资料来看,"友人"实为范崇凯。范崇凯是唐玄宗开元四年状元,后应诏作《花萼楼赋》,为天下第一。李白此诗,盖是他15岁时在蜀中送别范崇凯赴长安赶考前之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今传范崇凯所作的《花萼楼赋》并《序》,并非范氏所为,而是高盖之作。     

明清徽州的社会慈善救济义举

古往今来,任何时代,在大多情形下,对于社会慈善以及救济方面的民生保障都会有各显不同的一套社会机制。人们平日维生会遇到众多难题,贫病之人难于度日,即使一般人家遇上灾荒、瘟疫,都将困顿不堪,如何应对？传统的方法是地方政府（更多的是宗族组织）倡设义仓、置办义庄（义田）,在灾荒或青黄不接之时低价出售仓粮。宋代以降,社会上出现了养济院、育婴堂之类的组织,收养孤老和弃婴,到明清时期尤其在清代,善堂增多。徽州的社会慈善以及救济保障义举就很普遍,它们属于传统的乡村范式,带有浓烈的宗法社会色彩。     

淡生堂二三事

明代浙东著名的藏书家,有宁波范氏天一阁与山阴祁氏淡生堂。两家都有藏书目录传世,但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没有版本说明(天一阁目有略记版本者,但已是后出之作)。说这是缺点,但同时也正好是特点。因为这恰是与常熟派藏书家的毛氏汲古阁、钱氏绛云楼截然不同的所在。汲古阁有“秘本书目”,不但注明版本,同时还说明当时买价若干,抄费几何,那已经有些近于广告了。但我们自然也看重这种广告式的书目,因为它记得详细,便于参考研究。     

范文澜与郭沫若的隐秘论辩——以西周社会性质为中心

范文澜主张西周封建论,郭沫若坚持西周奴隶说,他们是1950-1960年代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领航者。范郭皆陷事先预设的理论藩篱,前者从生产关系入手,后者看重生产力,分别从两条不同的路径出发,论证西周社会性质。他们都在各自的理论架构内找力证,导致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范与郭在论著中长期存在隐秘交锋,吸引了大量学者参与辩论,彼此间构成了一张交错的“对话网”。范郭论辩多由范氏挑起,而郭氏是被动的应战者。他们“你来我往”的隔空较量,不尽是纯学术的,但都高度克制,顾虑对手的感受,事后默默地删改敏感文字,仍属同一阵营内的“争鸣”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