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达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郁达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接受姿态.与"为人生"派作家普遍看重陀氏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不同的是,郁达夫更为注重陀氏创作个性中一些更具本质性的特征,如对痛苦的宣泄,对于二重人格、变态心理的表现,对人性真实的深度探索及其冷峻的艺术风格等等.在这些方面,郁达夫的创作无疑也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郁达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郁达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接受姿态。与“为人生”派作家普遍看重陀氏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不同的是,郁达夫更为注重陀氏创作个性中一些更具本质性的特征,如对痛苦的宣泄,对于二重人格、变态心理的表现,对人性真实的深度探索及其冷峻的艺术风格等等。在这些方面,郁达夫的创作无疑也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从不了解到热爱——巴金与契诃夫

同曾经受到过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影响一样,巴金在文学创作中也曾受到过契阿夫的深刻影响。不过,他受契诃夫的影响与受其他几位大师影响的情况有所不同,对契诃夫,他有一个从不了解到热爱的过程,相应在创作上也有一个从“反其道而行之”到自觉学习、借鉴的过程。 在为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而写的《我们还需要契诃夫》①的文章中,巴金曾经较为详细地迫叙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文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中国人民熟悉和喜爱的俄国作家。他的小说大都译成了中文,其中多数有两种以上中译本。陀氏的创作对我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乃至当代文学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最早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新青年》杂志。1918年正月出版的该刊4卷1号上发表了英国     

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反叛主人公与二重人格

本文主要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人物小的一类特殊人物反叛主人公，系统分析他们个性分裂、二重人格的特征。从而探讨陀斯妥耶夫斯基人道主义的特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天鹅之歌—— "普希金演说" 研究

"普希金演说" 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推向了顶峰.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纪念普希金为契机, 重申了普希金及其作品对看待俄国历史和当下现实的积极意义, "演说" 的焦点仍然是关注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及为俄国未来道路的忧思, 囊括了其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要素. "普希金演说" 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亦对后世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陀思妥耶夫斯基

弗·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在他优秀的作品中充满了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无限的同情描写那些在沙皇俄国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底层的人物:城市贫民、小职员、农奴、孤女、贫苦的大学生……,而对於贵族农奴主,对於沙皇的官吏,对於俄国及西方的资产阶级则级予无情的揭露和打击。他反对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现象。他憎恨金钱的權利。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充满了矛盾,这就使他的创作成为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复杂的现象之一。在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作过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同路人。他的现实主义的才能和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倾向也曾受到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视。但即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     

郁达夫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价值重估

斯蒂纳、卢梭、戈蒂耶、王尔德、施笃姆和尼采这些关注人的感性生命的西方文学家都对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郁达夫也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但他的情爱书写,缺失了将好色与物哀等日本传统审美理念相结合的审美特征.俄罗斯文学也对他的创作有影响,屠格涅夫塑造的多余人形象,曾经引起郁达夫的极大兴趣,然而,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不是消除男权的斗士,而是维护男性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于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的描绘也给了郁达夫以有力的影响.关于郁达夫作品的文学批评,一个观点值得商榷,现代社会不是不受限制的性自由时代,性仍然要尊重道德的界限、人伦的规范和法律的限制,而宗法制社会也不是一贯地否定性欢乐.颓废是西方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语汇,与中国的时代背景并不相同,所以郁达夫性叙事的革命性并不能成立,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来得比较牵强.     

果戈理与俄罗斯文学

果戈理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著名的作家和戏剧家,他的创作对整个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果戈理作品中的人物塑造、讽刺手法等,为俄国作家所接受和继承,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后来的左琴科、布尔加科夫、纳博科夫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意识分裂性

<正> 一对十九世纪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基本美学性质,历来有不同看法;如心理小说、忏悔小说、悲剧小说、思想小说、复调小说等等。其中“复调小说”是苏联著名评论家巴赫金在他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中提出来的,它在欧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目前我国一般人对此还不甚了解,有必要对它作番简短述评。下面就是巴赫金对这个概念的集中表述: 许多种独立的和不相混合的声音和意识,各种有完整价值的声音的真正的复调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点。不是许多性格和命运在统一的客观世界中根据作家的统一意识在他的作品中展开,而正是许多价值相等的意识和它们各自的世界在这里不相混合地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巴赫金一再强调:在他以前和同时的绝大多数研究者或者只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内容(即主题、思想、生活意义等),或者把这些东西与结构形式混为一谈,因此都不能真正穷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美学意义;而“复调小说”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     

东阿于氏及其亲族苫山刘氏文学成就简论

东阿于氏是明代中后期一个显耀的文学世家,其代表人物即被誉为"文学为一时冠"、世称"于阁老"的于慎行。其父于玭、母刘氏、兄于慎思、于慎言皆博雅多才,善长诗文。于氏之学受其亲族——东阿苫山刘氏影响极深。于慎行曾外祖父刘约、外祖刘田及弟刘隅皆中进士,学博才高,亦以诗名于当时,并创办东流书院,为于氏父子兄弟提供了深厚的家学渊源。     

爱情能否承载生命之舟——爱情在屠格涅夫思想和创作中的本体论意义

在屠格涅夫小说中,爱情被当作特别展示的对象,并经常在不同层面上扮演着不同角色:它不仅辅助阐明作品的思想内容,奠定作品的基本氛围;不仅用于表现人物性格,考验他们行动的能力,而且成为某种理想的象征,传达出不同的人生意蕴。更为重要的是,爱情在屠格涅夫的人格意识中具有某种命定或先在的意蕴:它引发的不仅仅是美好与和谐,还有冥想、恐惧、灵魂的颤抖和对永恒与死亡的思索;它并非只是作为文学创作的技术手段存在,而是具有某种哲学层面的形而上思考和本体论意义。     

余华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的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余华的创作,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他80年代的作品中,文革记忆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暴力叙述主题的内因;90年代,文革记忆直接进入余华作品中,但对现实政治作了很大程度的过滤。     

自卑与拯救──郁达夫个性心理与文学创作

自卑情结是郁达夫创作中的一个鲜明而重要的心理因素。郁达夫创作的自卑情结是家庭环境、个人经历、时代变迁和社会动荡诸多因素相互交织混合而成的一枚苦涩的果实。在心理上看来,郁达夫的创作是通过对自卑情结的释放而进行的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拯救。     

韩愈曾经注《荀子》

唐代杨倞所著《荀子注》,征引了＂韩侍郎＂的一些观点,此＂韩侍郎＂即韩愈。韩愈的注文有得有失。荀子和韩愈在人性论的立论方式方面有相同之处。     

贾宝玉的人格结构分析

人格是指能够导致情感和动机水平上一致的个体差异的相对稳定的内部因素,这里借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本我、自我、超我的概念,从横向的宝玉和袭人的关系--本我层面、宝玉和宝钗的关系--自我层面、宝玉和黛玉的关系--超我层面,以及宝玉的人格的每一层面在与三人关系中的不同转化,从纵向的宝玉和晴雯的关系--由本我、自我到超我层面的逐步深化,即从这种纵横交错的动态的立体网状的人际关系中,可以看出贾宝玉的人格结构.     

韩愈示儿诗考辨

韩愈的《示儿》诗和《符读书城南》,后人以为多言利禄、表露韩愈俗人心态,非议颇多。韩愈家世孤寒,自小就多次经历失去亲人的伤痛,并肩负着振兴家族的重任;韩愈处于一个士庶混杂的时代,韩愈便是一个士庶相混的代表,既有高华的一面,也有世俗的一面。细考韩愈的特殊家世、早年经历、命运格局、人生理想及生活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其示儿诗背后是诗人对家族的爱和责任、他的理想的生活模式,以及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借此可以还原一个重亲情、重责任、不伪饰,既畏天命又积极有为,不离世间常情又立志为圣的真诚文人形象。     

宋元文学艺术与关羽信仰的形成

关羽是宋元文学艺术作品刻意描绘的忠勇形象。这些作品以其灵活的方式、通俗的语言不仅掩盖了关羽的骄矜寡谋 ,拔高了关羽的忠义神勇 ,而且再造了关羽的“儒者气象”,确定了关羽的神像、神号和祭日 ,最终与表彰忠义的理学思潮相表里 ,促成了关羽信仰这一文化现象。     

韩愈天命观的文学意义及其对诗学思想的影响

韩愈虽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关于天命问题的系统理论，但他着重从“天人相仇”的角度充分说明了人类怨天情绪产生的现实根源，为文人诗家抒写因人生坎坷而引发的愤懑之思提供了独特的理论依据。受此影响，韩愈的不少诗歌作品在抒发感激怨怼之气的同时，往往诉及上天，从而强化了其作品的情感力量和批评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的力度，并且深刻地影响着韩愈诗学审美思想的形成，改变其观察社会、审视自然的眼光和心态，改变了历来诗家重在刻画自然之美的创作传统。     

羁旅心态与庾信后期创作之关系

庾信由南入北,诗文创作也有了很大改变,这种改变和庾信独特的羁旅心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此种心态直接影响着庾信后期创作题材的选择与哀怨的美学风格的形成,同时也为我们窥见庾信后期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