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江南学术职业化的考察--读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

明清之际,中国的学术精神、内容、风格伴随着政治的剧烈变动亦陡然一变,由义理心性之学转向训诂考据之学,由道德内省转向文献考证.这是中国知识阶层的关怀对象和认知对象的转变.这种"知识性认同"自然创造出"职业性认同",治学真正成为一种"职业",表明儒学家的地位和角色发生转变.     

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

在对《四书》进行注解、训释与阐发的过程中 ,朱熹注意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 ,兼取汉唐以来诸家之长而对二程一派之说尤为重视 ,力求经文本义 ,避免穿凿杜撰 ,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 ,表现出鲜明的治学特点。     

张栻经学探析

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故著《孟子说》,展开对义理的阐发。张栻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扬州学派《论语》义理诠释特点论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文本,具有广阔的诠释空间,为义理诠释提供了可能性,而经典的传承发展又使义理诠释具备了必要性。乾嘉时期扬州学派学者在考据学盛行的背景下开始重视《论语》义理诠释,针对前人研究中的不足与讹误尝试重新诠释,成果较为丰富。其义理诠释的内容特点为探寻原意与阐发己意相结合,方法特点则为循家法之轨,无门户之见。他们在义理诠释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治学理念对当时学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义理之学——中国哲学原型简析

近百年"中国哲学"的建构过程,往往是以西方哲学解构中国义理之学的过程.但是,由于义理之学所依托的历史条件不同,故而在知识依据、思想旨趣、知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均有自己的传统内涵,而不同于西方哲学.强调中国义理之学的传统特征,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简单地将义理之学比附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也是强调义理之学在建构人类"普遍哲学"方面所体现的独特价值和贡献.     

论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

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体现了宋学以义理解经的特征。朱子以义理诠释《诗经》,强调它的劝惩教人作用,反对无根据的穿凿,对《诗经》作了符合经之本意的道德诠释,认为《诗》的道德教化作用来自于《诗》中所具有的义理。朱子还针对宋代《诗》学同异纷纭、争立门户而造成宋代《诗》学混乱的现象,提出要删除《诗序》,绝"以《序》解《诗》"之弊端,强调"以《诗》说《诗》",以防在解《诗》时籍阐发义理而离开《诗》之本义走的太远。     

论陆世仪“气质性善”人性论思想

在复兴"朱学"的思潮中,明末清初思想家陆世仪不唯力推"朱学"的流衍,而且还改造和完善了"朱学",于人性论方面尤为突出。陆世仪立足于气质论性,提出不少新的观点:"义理即在气质",义理是"气质中之合宜而有条理者","即恒处便是善","性兼理气";人与物之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学问",可以"变化气质",而"物不可以学问"。陆世仪实现了对程朱"义理、气质"人性二元论的系统改造,从而建立起"气质性善"人性一元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儒家人性论思想。     

试论陈寅恪的义理阐释方法

融合中西、化合古今、铸旧创新,是民国学术的一大特色。学术大师陈寅恪结合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与近现代西方兴起的诠释学而形成的义理阐释方法,就是这一特色的典型表现,它也是陈寅恪治学的重要方法。陈的这一方法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同情理解、视域融合、比较分析和心理研究,等等,其特点是强调阐释解读文本要去除“成见”、跨越时空、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此外,以考据为基础的阐释和考据、义理相资为用,则既是其内容,又是其特色所在。     

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朱子治《诗》,以绍承道统为己任,以义理为统摄。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朱子集诸家之大成,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立说基础,对传统诗经学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加以重新阐释,并作出义理化改造:朱子以六义为三经串三纬的自足体系,是《诗经》的纲领管辖;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的道统体系,赋予其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从人情的角度承认《诗经》中存在淫诗,同时也将淫诗规范在道心、天理范围内。     

程颐易学诠释方法研究

程颐不但是理学创始人,还是义理易学大家.义理易学存在一个基础的诠释问题:卦象与义理之间的视域距离.程颐立足于<周易>之卦象体系,"由象以论时"、"由时以论理",跨越了这个视域距离."时"即"卦时",描述卦象所蕴含的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人类生存处境.通过"时",卦象被"人事化"理解,同时"人事"成为易学诠释的思想基础而进一步指向义理,因此"时"沟通了象与理.程颐的这种易学诠释方法依托<周易>成功地建构了其理学本体论思想体系,但是,对卦象过于具体的"人事化"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又与易之周流不居、不可为典要的超越性有相紧张的一面.     

宋代真理学的构件和后世的取舍

宋代真理学,实由物理之学、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三大部分为构件.宋代学者,于此三大构件或有所偏重,而不少名家往往对三者都加以探索并卓有创获.然而,从宋元明清以来,学术界存在一种将宋代真理学缩小化的运动,各有取舍,不仅排出了物理之学,而且剔出了大批探索三理富有成绩的伟大学者,往往只剩下程朱理学及其抗辩派,遂使宋代理学面貌严重不全、失真.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纠正这一偏失,努力发覆,从"理学"扩展到"宋学",迈出可贵的第一步.现在,需要突破这些局限,从"宋学"再拓展到"真理学",已到迈出第二步的时候了.只有全面复原匡失,建立符合宋代实际的理学体系,才能展开科学的研究,得其真蕴奥义.     

桐城文派一篇恢弘的文学评论大写真--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析记

<圣哲画像记>从数千年灿若群星的历史名人中精选三十二位,画龙点睛地概述其为学成就,并借此作为后辈为文的圭臬,给学者治学提供读书门径选择的便利路径,为后来张之洞<书目答问>起到探源导流的作用.曾国藩继承姚鼐"义理、词章、考据"之文论,创造性地提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分法,发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曾氏传承以神气论文的桐城文统,把阳刚、阴柔两种文章风格各析为四,提出八种文境之美的理论.其所作所为,达到了"中兴桐城"夙愿.     

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

"中国(现代)哲学"自五四之际创建以来,虽力图重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但由于它采取了以西方哲学解释古典义理学的方法,使之在逻辑上不可能并在事实上也一直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思想源而参与生活建构.古典义理学是传统生活的思想源,哲学是现代生活的思想源.但是,无论民间生活还是国家政治生活都不以"中国哲学"为思想源,因为人们并不能从中获得生活意义,而"中国哲学"因此陷入意义困境.     

东亚政治思想的发展:伊藤仁斋转向古学之路

以直读先秦儒学经典、探求圣人之学之真谛、经世致用的古学学派在德川时代初期产生,伊藤仁斋是该学派的首要创始人。仁斋倡导古学之目的,是学圣人之道。他通过直接学古代圣人经典原著,也就是所谓的新创古学,努力复原先秦孔孟思想,从而阐明了其支持封建共主体制,注重以仁为根本,强调可用于人伦日用的经世致用之学。他大胆否定官方推崇的宋学而鼓吹古学,揭示了圣人之学与圣人之教不需通过中间媒介,人人可为可行,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自主独立人格性,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一家新说。仁斋的治学理论及带来的新学风,对后来的另一古学创始人荻生徂徕,以及日后出现的竭力以去除"汉意"为目的的"国学",以及德川时代以至近代的所谓日用之学的"实学",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仁斋的圣人道学,承孔子本意,是当时东亚学人有共识的、以文明———圣人之学来辩华夷(civilized or uncivilized)的努力与结晶,全无近代西方舶来的据种族地域类分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     

刘宗周慎独哲学的政教义蕴

宋明理学并非现代人常说的内向之学,其学术思想实践具有深远的社会政治意义。晚明大儒刘宗周之学以慎独为宗,其思想由"生气(欲)"论、"喜怒哀乐"说和"一万互统"说逐层奠基,具备独特的义理结构和政教义蕴。此所谓政教义蕴经由刘氏门人黄宗羲对师学的继承和发挥,更得以充分展现。     

《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

古之学者淡化名利,今之学者有追逐名利的崇名之风;古之学者治学"文无定法",今之学者以论文为主(专著实际上是扩大了的论文);古之学者治学突出"简易"二字,今之学者治学倾向是"增"而不是"删";古之学者治学具有通俗化的特点,今之学者的思想却日益学究化;古之学者治学既重文字也重口语,今之学者的治学活动重书写语言轻口述语言。     

论蔡沈《书经集传》的训诂学价值

《书经集传》是蔡沈对《尚书》所作的注释。受宋代语言学变革的影响,蔡沈在其师朱熹经典诠 释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吸取汉唐训诂学与宋代义理学之长,继承了朱熹说《书》的基本体例和宗旨,疑古创 新、融会贯通,在训诂实践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是《尚书》古注中影响最大的注本,在《尚书》学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训诂学价值。其训诂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多样,释义方式科学, 择善存异、不主一家,将汉唐训诂之学与宋代义理之学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