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矛盾性特征及其应对

当前,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虽然来源、务工时间和留城意愿等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内部显现出一些差异性,但就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在其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六大矛盾性特征.应对这些矛盾,需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现状及其引导

转型期的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具有多元、异质、矛盾、失衡、冲突等共性特征,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城乡文化的碰撞、不同身份的差别待遇等引致的价值观冲突是其典型特征,具体体现在政治与认知、工作与职业、文化与教育、尊重与诉求、交际与交流、婚恋与生育等方面。应从主体性、多样性和统一性出发,以解决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现实障碍为目标,来加强引导。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及其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其社会保障权利诉求比父辈们更为强烈,但现实情况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第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亟需政府承认并负担起补偿责任,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国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为其搭建起社会保障的政策起点,厘清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利、义务和责任,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社会权利,同时要未雨绸缪地解决好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特征及市民化政策探讨

本文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并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最后,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置于城市发展转型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以整体政府和公民社会为治理基础,从文化、社会、政策的多重角度,研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工作支持研究

作为"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对社会工作支持有新的利益诉求。社会工作可以从制度、社区、企业、家庭等层面针对该群体从不同角度提供最直接、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帮助他们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制度供给研究

传统就业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制度由于只突出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训练,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要建立起以能力导向为特征的新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在供给内容上应丰富培训的内容,增加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内容,在供给主体上应提升目前政策供给主体的级别,并强化省级政府的责任,在供给方式上应尽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法律,提高制度的权威性。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探索

近年来,农民工群体逐渐进入新生代农民工时代,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对于推动城市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阶段,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群体,采取分类分层的办法,健全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在内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探析

近年来,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横亘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路上的障碍逐渐消退。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仍面临着很多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维护更是困难重重。不仅存在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滞后、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没有形成制约机制等制度性、体制性缺陷,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的缺乏,也降低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功效。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亟须从完善立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创新法律援助制度、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和人员配置等方面予以完善,以适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策略探析

随着90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就业市场,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不仅是改善他们生活状况、促进社会融入的主要渠道,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要求,也是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求。当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社会动力不足、思想文化投资不平衡、人力资本双向流动渠道不畅等问题,需要通过构建组织机构与投入保障体系、建立新型的投资运行机制、加强文化与发展取向的引导、培养企业家精神、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本流动机制等路径,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持续增值,以推进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浅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嬗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发生了自我意识增强、法律意识增强、竞争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等重大变化.本文对这些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市场经济的影响、城市文明的冲击、打工生活的挫折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嬗变的主要原因.明确提出了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途径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养.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

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既要接受现代文明的观念,又要了解城市的各种规则,他们对前者的接受要高于对后者的了解。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很接近城市文明,但是因为制度设置的欠缺,他们被排除在城市社会生活之外;同时,城市也缺乏对农民工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这使农民工们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法律、法规的了解和认识不够,无法较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现已达到约1亿人,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等已发生很大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消费特征和地位认同,并重点分析了“代际”（新生代）和“阶层”（农民工）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行为取向和社会态度的影响,以及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活压力的变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农民工城镇化现状与前景

本论文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方法分析农民工就业状况对他们城镇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用工年轻化、农民工失业中年化的现状,论文首先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估算,指出为了全家城镇化,农民工夫妻婚后一般需要连续工作30 年。在此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农民工工作寿命表,用以估算中国具备城镇化最低限度经济能力的农民工总量。考虑到未来企业用工年龄结构的变化,预计2006年时年龄在 30岁以下的69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都已具备在城镇定居的最起码的经济条件。     

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与新农村建设

返乡农民工具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优势,开发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源对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分析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源的特征,阐述其对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作用,针对开发困境,提出合理开发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源的几点建议。     

农民工返乡的代际差异及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N村的实证分析

以生命历程理论为视角,通过对两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目标和适应性的比较,发现农民工返乡的代际差异主要体现为由收入本位向家庭本位、由回归乡土向扎根城市、由追求幸福向身份诉求的转变,这种差异源自于宏观制度结构、家庭生命周期、文化代际传递等因素的影响,其背后折射出不同代际农民工对于物质生活和主体价值的差异诉求,对于国家制定更加合理的鼓励农民工返乡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for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本论文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方法分析农民工就业状况对他们城镇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用工年轻化、农民工失业中年化的现状,论文首先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估算,指出为了全家城镇化,农民工夫妻婚后一般需要连续工作30年。在此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农民工工作寿命表,用以估算中国具备城镇化最低限度经济能力的农民工总量。考虑到未来企业用工年龄结构的变化,预计2006年时年龄在30岁以下的69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都已具备在城镇定居的最起码的经济条件。

关键词: 农民工城镇化?农民工就业?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工作年限?中年失业

This article uses the age‐structure/life‐cycle metho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on their urbanization. Since enterprises tend to employ younger workers and un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tend to be middle‐aged, we first apply the age structure/life cycle model to carry out our estimations, pointing out that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urbanization of their families, migrant worker couples usually have to work for thirty years consecutively after marriage.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constructs a working life table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uses it to estimate the total quantity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the minimum economic capacity required for urbanization.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future changes in the ag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employment, we estimate that over the sixty‐ nine million migrant workers who were under thirty years old in 2006, together with their families, would already be in possession of the minimum economic conditions for settling in urban areas.     

新一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在打工生活中完成基本社会化的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接受消费主义的熏陶,生活模式与意义世界都已城市化,在经济波动中失业返乡之后,他们面临着谋生、交往及情感满足上的诸多障碍。农村人多地少的结构矛盾与打工经济的社会基础决定了村庄对于青年农民的角色期待就是进城打工以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因而返乡的少数青年农民难以形成群体以生产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这些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后的心理调适需要更长的时间。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本文从一般均衡的视角,揭示农民工市民化与扩大内需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要立 足内需发展经济,应对外需下滑只是一个短暂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改变当前经济 内外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的“双失衡”格局,以及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优势更好更快实 现工业化的需要。如果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则其潜在的消费需求就 可以充分释放出来。这不仅有助于抵消外需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助于 中国经济摆脱“双失衡”格局,全面提升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

关键词: 农民工市民化?扩大内需?中国经济

This paper explo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equilibriu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ing migrant workers and increasing domestic demand. Why should China adopt the strategy of relying on domestic demand to develop its economy? Countering the impact of declining external demand is only a temporary reason for doing so, and the mor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e need to change the “dual imbalance” in today's economy: the imbalance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nomic arrangements and the industry structural imbalance, as well as the need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domestic marke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latent consumption demand of migrant workers will be fully released if realistic measures are taken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turning migrant workers into urban residents. This will help neutraliz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duced external demand, as well as rectifying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upgrading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