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均为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具有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是司法机关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值得认真思考和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3日公布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导。但《解释》对于界定非法集资的关键要素仍然不够明确,本文结合《解释》,拟从法律适用方面,从交易的集资性质的认定和公众性如何界定这两个关键问题入手,对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性质认定,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供大家商榷。     

论集资诈骗罪

集资诈骗罪在客观方面具有使用诈骗方法和非法集资的重要特征。认定集资诈骗的罪与非罪时,应注意非法集资与合法集资的界限、集资诈骗罪与集资纠纷的界限,此外还应特别注意与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以及处理与集资诈骗行为相关的一罪与数罪的关系问题。《刑法》第192条及其司法解释是认定集资诈骗罪的根据,刑法理论只能作为法无明文规定时的一种补充。     

论非法集资概念的逻辑演进及展望

非法集资概念从产生至今,其内涵一直在发生变化。而在这一历史变迁的过程中,非法集资概念逐渐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概念相互混淆,产生了严重的逻辑缺陷。反思非法集资概念的演进历程,不难发现非法集资概念在我国现行立法上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而学界对狭义非法集资概念的认识还存在偏差。为了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建议由证券法承担部分集资行为的调整,从证券法视角对非法集资概念的发展进行新的展望。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个人危险性决定了侦查措施对其证据收集的保障性,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决定了侦查策略的限度性.明确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的法律界限,准确界分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行为性质,把握侦查策略运用分寸,确保侦查策略的合法性,对于提升我国刑事侦查正当性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突出的现实针对意义.     

侦查理念法治化探析

侦查理念是一个国家侦查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侦查行为的灵魂,它引导、支配和决定着侦查活动,决定着侦查行为及侦查效果,是侦查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的侦查理念存在一系列问题,它缺乏程序理念和非法证据排除理念,缺乏法律之上理念、人权保障理念和法律监督理念,因此,加强这一问题的研究,构建法治化的侦查理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量刑监督的延伸与制度衔接

量刑监督以审查起诉阶段的量刑建议、庭审中的量刑辩论以及对刑事裁判结果的抗诉为重点.为确保量刑监督制度的有效运行,有必要将其延伸到刑罚执行阶段,并以构建与完善检察引导侦查制度、控辩协商制度为保障.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演化困境及其破解研究

区分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特定对象和不特定对象,可从筹资方式、筹资范围筹资基础、筹资用途几方面进行区分。我国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存在一种正反馈演化机制,演化过程为第一阶段个人借贷,第二阶段基于影子银行的民间借贷与非法融资,第三阶段民间借贷与企业非法融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交叠,分别积累的非系统风险存在向系统风险转化的可能,会对社会稳定和金融秩序造成严重冲击。通过构建数理模型阐释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演化困境的风险分布及求解路径,从而建立一个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破解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演化困境的政策思路:加强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教育;加大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提高非法融资行为的违规成本;引导投资者认购和申购证券投资基金;推动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市场挂牌;鼓励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     

论我国职务犯罪诱惑侦查制度的完善

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对职务犯罪侦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了诱惑侦查,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具体适用方面,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主体、证据的可采性、诱惑侦查的内部批准程序及其规范化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在依法严惩职务犯罪的同时,应当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操作层面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相关配套制度,明确采用诱惑侦查方式侦办职务犯罪的正当程序,建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违法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以规范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运行,更好地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     

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探析

就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以及相关争议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本罪客体包括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具体分析非法集资行为以及非法集资数额的计算;探讨本罪中单位犯罪与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自然人犯罪的区别,认为金融机构将来成为本罪主体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本罪成立的关键。     

侦查取证规则基础理论研析

随着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深化,证据规则将逐渐建立,而作为其中必要组成部分的侦查取证规则严格规范侦查取证行为,有效防止违法侦查的发生,从而从源头上避免非法证据的产生,同时,确立侦查取证规则符合刑事诉讼发展趋势。侦查取证规则有其特有的、不同于其他证据规则的法理基础。侦查取证规则的构建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与模式,并主要围绕强制侦查行为即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扣押、勘验检查与鉴定展开。     

澳门民法典对人格利益保护的立法启示

自然人出生前处于胎儿状态时以及死亡后的遗体如果受到非法侵害,究竟应该由谁去主张权利?主张何种权利?学者们颇多争议。我国相关的立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这些特殊的人格利益缺乏明确界定,给司法部门的实务操作带来诸多困难。考察有关胎儿和遗体权利属性的不同学说,借鉴澳门民法典对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的立法经验,针对胎儿和遗体存在的不同方式及附着其上的不同法律形式进行分类定位,为胎儿和遗体的权利属性寻找合乎法理的权利之源。     

试论检察机关侦查权--兼谈检察引导侦查的法理渊源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垄断了公诉权,还拥有相当程度的侦查权.而检察机关侦查权直接影响着诉讼主体之构造及各国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实现.笔者试图从检察机关侦查权的性质、构造、运作及监督四方面,分析检察机关侦查权之必要性、必然性及其对我国司法改革之作用,指出检察机关侦查是检察引导侦查的法理渊源.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语境下的审前阶段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反思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以"审判为中心"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明确规定"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但是,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审查起诉等审前环节证据排除机制却违背了此精神.该机制设置实质上是受传统的侦查中心主义思想影响所致,其危害显而易见,它不仅阻碍"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目标的实现,也使刑事诉讼程序制度性冲突不断.     

当前农村非法集资的成因危害及对策浅析

当前 ,农村存在着大量的非法集资现象 ,这些非法集资或明或暗 ,以各种形式存在 ,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扰乱了金融秩序。笔者试就当前基层非法集资的表现、成因、危害及解决办法做一探索。一、当前非法集资的几种表现1、国有、集体企业集资。在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进程中 ,许多国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处置——以澳大利亚无法解释财富制度为参考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涉案财产处置面临着区分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的难题.其原因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即公检法三机关职能分工失当、涉案财产甄别专业性阙如以及"性质不明"财产的举证困难.无法解释财富制度作为澳大利亚打击黑社会犯罪的有效手段,溯源其运行机理,可以为我国破解司法实践难题提供启示.为了回应甄别涉案财产专业性的实践需要,可以考虑在我国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引导公安机关采用金融调查手段对涉案财产展开侦查.面对区分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的紧迫需求,法院可以以"差额法"为鉴,引入步骤明确、实操性强的涉案财产计算方法.同时,可以参考无法解释财富制度,在存在"性质不明"财产的涉黑案件中严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刑事诉讼弃证问题实证研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的案件侦查终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将侦查过程中所收集的全部证据材料移送审查起诉和审判的现象——即“弃证”时有发生,产生弃证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当“弃证”肯定会对刑事诉讼程序和案件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为规制刑事诉讼中的不当“弃证”,应当借鉴域外相关制度经验,进一步完善诉讼材料分类装卷制度、明确装卷标准及范围,建立所有证据统一编号制度,完善对侦查机关弃证行为的监督等来规制刑事证据移送制度。     

论民间借贷的立法规制

当前民间借贷中高利率和非法集资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亟需规制。反思现行法律制度,立法失当、立法空缺同时存在,不利于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应采取灵活的高利贷认定标准,加强对借贷活动过程的规制。通过专项立法规范企业间借贷行为,并理顺相关立法内容。对企业社会集资的规范,应改现行非法集资的客观认定标准为主客观结合的认定标准,将有合理融资需求的集资纳入《证券法》规制范畴。增加专门立法规范民间合会与借贷中介机构的运作。     

我国众筹的法律困境及解决思路

我国众筹面临法律困境.众筹没有合法的法律地位,刑法上对非法集资定性,很容易将众筹理解为非法集资,导致众筹经常游走在犯罪边缘.众筹是小微企业的直接融资的便捷方式,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极为艰难的情景下,我国法律上应当给予众筹以合法地位.为此,首先应当修改《证券法》,扩大我国证券的外延,将众筹纳入证券非公开发行的范畴.在构建众筹法律制度时,坚持投资者保护与金融系统稳定平衡、创业者支持与金融运行效率结合两个立法原则.在具体制度的构建上,应当设置众筹集资门户的准入条件,强化发行人与集资门户双方的信息披露义务,设立整个项目和单个投资者的融资额上限,设立众筹投资者准入制度.尤其是要划清众筹与非法集资的法律边界,修订刑法上非法集资罪的认定标准.     

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几个问题

非法集资犯罪涉案金额巨大、受害人众多、社会危害严重,且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政法机关对非法集资犯罪的打击从没放松,但其发案态势仍不容乐观。应针对非法集资犯罪发生及处置中的具体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不同的应对策略。     

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的法律规制

进入大数据时代,侦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得以接触更为丰富的数据集合,并在其中提取出有利于案件侦破的刑事证据。由于取证手段的特殊性,其所获取证据材料的争议性也更突出。技术侦查过程中的大数据取证行为亟需严格的法律规制。在侦查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强化取证监督,规范“信息数据”的提取流程;审查起诉环节实现对“证据材料”的筛选查验,破解证据使用的异化情形;在审判阶段,通过严格的证据审查、特殊的质证制度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定案根据”予以认定,以此倒逼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