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赣乡约》社会治理思想的得与失

王阳明《南赣乡约》一文设计了乡约这个基层自治组织形式.王阳明以他对基层社会的深刻了解,对乡村社会不同层次、不同情况的人规定了不同的礼法责任,对乡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弊病进行了针对性的诊治,并将主要责任落实到约长等士绅阶层身上,使这些社会弊病能够得到有效地解决.同时,王阳明还设计了一个合理而简单易行的基层社会自治程序,这是王阳明《南赣乡约》的价值所在.但是,《南赣乡约》也有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极大地挤压了普通民众的自由空间,为恶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这同样不利于乡村社会的治理.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三反”运动的历史经验及现实意义

“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为防止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化变质而进行的一场反腐败斗争。这场斗争的成功留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今天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认真地研究、总结和借鉴这些经验 ,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无疑有着许多有益的启示。     

试析建国初期“三反”运动的历史经验

建国初期"三反"运动的历史经验:一是党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亲自督办,为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采取放手发动群众与严格控制相结合的方法,保证运动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三是贯彻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达到了既严惩少数贪污腐化堕落分子,又教育和挽救绝大多数犯错误的人的目的;四是在加强党内反腐败斗争力度的同时,也加强了党外的反腐蚀斗争力度,从而达到了综合治理的功效。     

请别拉毛泽东为“王阳明热”抬轿

近几年来,有人为抬高王阳明心学,编造历史,认为青年毛泽东“ 对《王阳明全集》《传习录》逐字逐句做批注”,毛泽东是“王阳明心学的实践者”,毛泽东能打胜仗是受阳明“心上学”的影响等等。本文旨在明辨某些人拉毛泽东为“王阳明热”抬轿而制造的种种不实之词。     

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

明清两代政府都致力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建设,并力图把社会基层的管理也纳入到整个政治管理体系中。乡约本是宋代士大夫倡导的加强基层社会道德建设的民间组织形式,到明代朱元璋所创设的老人制度敝坏之后,乡约又获重新提倡。清朝政府继续推行乡约,并赋予乡约更多的权力和义务。在乡约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性是一贯的,但与官府的关系呈现出日益密切的倾向。乡约的职能主要是思想道德的教化,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乃至不同乡约的具体职能有所差异,职能的变化可以映现基层社会的运行状况。     

明代中叶乡约与社区治理——吉安府乡约的个案研究

明中叶以后乡约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吉安府的士绅们都寄望于通过乡约来建立和睦、融洽的乡里制度,并努力在地方倡导与实施.乡约的实行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可能,也成为普及儒学教化与实行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     

走出超验主义 回归历史本体——“经验”范畴下的历史写作

安克斯密特提出历史经验理论,并将它作为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的发源地,期望历史学家能藉此超越超验主义认识论的束缚,实现与作为历史本体的“过去”的更本真的互动。为传递历史经验,安克斯密特呼吁一种浪漫主义的历史写作,用历史学家的全部人格取代认识论工具,运用感觉主义、联觉词汇,使语言贴近人们对世界的即时经验。     

王阳明关于“人的发现”及其比较

把王阳明与欧洲同时代的宗教改革进行对比表明，王阳明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的倾向，在历史上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就其对人的规定、成为人的路径以及对所置根其中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又都远远不及欧洲同时期宗教改革运动。     

浅析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把对封建伦常道德的外在式追求转向到内在于人心,人心的良知就是一切价值的标准,从而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道德自觉。他的知行合一学说,更有强调行动的一面,这样,道德自觉就不仅仅体现在主体的心的主观层面上,从而与单纯的坐而论道区别开来．     

“新边塞诗”的历史经验

＂边塞新诗＂、＂新边塞诗＂和＂西部诗歌＂相互混淆,泛化且淡化了重点和特征,使得读者和作者都难以认知把握＂新边塞诗＂;宏观视角、＂大我胸襟＂的主流性或意识形态性,也使得＂新边塞诗＂的景观和情思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性,制约着后来诗人的跟进和发挥;＂新边塞诗＂的书写内涵和书写方式,又与后起的诗歌潮流相悖,最终也就后继无人。这是＂新边塞诗＂淡出诗坛的根源,也是应该记取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

本文集中总结了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取得伟大成功的历史经验。作者认为,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有四条经验:一是他亲手发动,亲自领导,不要别人代劳;二是任务明确,重点突出,解决主要矛盾;三是方针正确,认真执行,不走过场;四是上下结合,善始善终,不虎头蛇尾。这些经验,对新时期搞好党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乡约是传统社会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乡约最初形成于中国,后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成为东亚社会共同的法律文化传统。传统中国的乡约有其时空性、价值性和法律性。乡约不是国法,但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法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造链中的重要一环,其内贯一极二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文化原理,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理念相契合。近代以来,乡约总体上呈现出消解的趋势,但至今仍有各种流变形式,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必有益于中国类型法治社会的建立。     

罗汝芳乡约的良知学内涵及其社会化实践新探

明代乡约作为儒学的社会化实践方式,在良知学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面貌。阳明学者罗汝芳订立的乡约以正面启发、唤醒人人皆有的良知为目标,借助展示良知、亲子之爱、礼乐仪式的实践方式,秉承着从容自然、平等亲切且富有内在韵律美感的原则,将儒学的引导功能和实践本怀展现出来。其约不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既有乡约以强制手段进行道德审判、惩戒、教条灌输等问题,也兼容了乡约的自治自发与官方的圣谕宣讲,使得觉民与得君之间得以融通。罗汝芳乡约反映出儒者社会化实践的本质始终是着眼于具体真实的生命存在及其现实处境,这不但是乡约得以长久实施的内在依据,也是儒家之“仁”超越时空差异的不变内核,在当今时代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百年演进及其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百年演进,经历了探索与形成阶段、丰富与发展阶段、恢复与完善阶段、拓展与深化阶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它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     

王阳明的文学实践及其与心学的关系

纵观王阳明一生,始终与诗赋相伴,从存世诗文来看其文学成就确能颉颃当时名家。王阳明非常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他从立德角度对文学进行思考,反对着意安排组织的偏重形式的创作之风,主张恢复关注受众特点的诗教传统。王阳明的文学实践活动是其心学形成过程中的推动力量之一,当心学成熟后,再以心学反观文学,进而形成其对文学的理论见解,对其创作产生一定指导作用。     

论民族学中国化及其历史经验

理解民族学“中国化”要认识其开放性、实践性、历史性和主体性特征;民族学“中国化”的肇始和提出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在时间上不同步,前者早于后者;学术开放、学者群体的出现、积极回应现实需要、注重研究范式的探索等是民族学中国化历程的历史经验。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层意蕴

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奠基于其良知宇宙论基础上的。而阳明的良知学说又处处体现了其知行合一之旨。良知宇宙在化生过程中呈现出五个层面的知行合一:良知未发之合一;良知未发已发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与万物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与人身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之知与人心之情感和意向之合一。此即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五层意蕴。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传统宇宙论、认识论的集大成者,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宝贵遗产。     

乡村日常生活史中“崇高的历史经验”

当代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具体发展,乃是安克斯密特倡导"崇高的历史经验"的重要学理来源。认识乡村日常生活史中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崇高的历史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论述对此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与所在地域性自然条件的内在关系,乃是乡村日常生活中历史经验形成的基本前提,随着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城乡之间的密切交往与相互影响则广泛塑造着乡村日常生活中历史经验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