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经济对农民家计安排的影响——皖北李圩村调查

皖北李圩村的经验调查表明,农民的家计安排正因打工经济的兴起而发生种种变化。家庭养殖、作物耕种等日渐围绕打工逻辑而展开,传统种植的“过密化”生产模式随之瓦解。随着种植结构的“去过密化”安排,依赖传统作物的家庭养殖也发生了诸种改变。打工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促使人们加快在村庄和集镇建房的步伐。建房行为背后有诸多理性的考量,但根本目的是在村庄内部实现自身的社会性价值和本体性价值。在此种家计安排下,农民可以分享城市化的便利,也可以从村庄内部获得物质基础和生活意义。     

农村贫困老人日常生活中的代际冲突分析*

在当前农村社会出现了“价值虚化”现象,伦理体系发生异化,生活中的“去价值化”、“去老龄化”使得村庄张力、离心力扩大,贫困老人被边缘化、污名化,加剧了农村代际冲突.在面对代际冲突时,亟需关注贫困老人的行动选择及其后果.在日常生活中追寻农村社会伦理的变异,探究贫困老人代际冲突行动背后的逻辑及隐藏其后的农村社会的变迁,应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村贫困老人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中国农村的“老人农业”及其社会功能北大核心CSSCI

“老人农业”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农业生产形态,也是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社会现象。对“老人农业”的理解不能仅做整体性概括,也需要深度刻画其经营形式和发生机理,并以此延展其社会功能的多重面向。实践经验证明不同年龄的农村老人,其农业经营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老人依据劳动力水平和老年生活的变化,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的内容和方式,以适应漫长的衰老周期。“老人农业”具有家庭经济性和社会合理性,其以土地家庭承包制为制度基础,是农民家庭基于发展目标配置劳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小农生产对现代农业体系的适应性结果。“老人农业”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在灵活经营的基础上,农村老人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合理延长自我养老的时间,适度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并依托农业劳动而产生本体性价值。“老人农业”的发生机制和社会功能表明,农村老人仍具有相对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能够维持一定的农业生产效率,并立体化地满足自身的多种社会需求。因此,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和农业现代化的演进走向仍要以农民主体和农民问题为核心,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并为农业活动提供基础且便利的生产条件,进而才能保证老年农民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     

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家庭离散与老人自杀问题透视

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使得农村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受到极大冲击,许多离散型家庭出现。离散型家庭主要包括留守家庭、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通过对豫东地区8个村庄自杀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在这三种家庭类型中,老人自杀原因存在较大差异：留守家庭中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婆媳矛盾。在隔代家庭中,抚养孙辈的经济压力与对孙辈照顾的代际矛盾是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而在空巢家庭中,日常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缺失是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因此,应根据离散家庭类型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群体制定不同的制度与政策,从而构建可操作性较强的农村老人关爱服务体系。     

分化、竞争与压力的代际传递——对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理解

从分化、竞争与社会压力的代际转移和传递分析了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通过实际调查,阐析了农村由于农民分化而带来的社会占有的不平等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无论哪个阶层的农民都不会养尊处优;同时,农村社会性竞争的特征总体呈高度竞争态势和阶梯性,且无退出机制,年轻人快速地逃离村庄进城务工.由于村庄竞争往往与农民的人生任务捆绑在一起,使得中下层家庭竞争的压力容易转移并集中到中年人身上,中年人的负担和压力通过代际责任传递到了老年人身上,一旦老年人不能创造价值、无法自理及生病之后,老年人就成了子代的纯负担和累赘,就很容易在子代挤压和老年人为子代着想的合力下走向自杀.提倡将老年人从子代竞争中抽离出来,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在新农保的政策下,确保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和希望.     

断裂的公共性:私人生活变革与农民婚姻失序 ——基于东北G村离婚现象的分析

农村的离婚现象愈益普遍。通过考察东北农村的离婚现象,发现东北农村较高的离婚率与当地泛滥的婚外情现象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不可分割,公私之间相互融通,要将离婚现象置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之流中加以考察。以村庄公共性为基本分析框架,认为弱家庭伦理、弱村庄公共性以及开放的日常生活是东北农村离婚现象产生的根源。在私人生活的流动与变革中,需要改造的不仅仅是个体的“人心”,还要重塑家庭和熟人社会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因此,重新恢复中国家庭的神圣性是重建村庄公共性的基础,也是重塑私人生活秩序的基础。     

新时期农村家庭伦理观念透视——以农民主体性为视角的考察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环境的改变,农民的主体性有了极大的提升,促使其家庭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家庭本位走向个人本位,从父权制、夫权制走向平权制,从传统伦理观念走向现代伦理观念等。但是,在主体性强势崛起的过程中,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农民未能很好地处理义与利、理与欲、主体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导致农民的主体性走向了扭曲、沦陷和旁落,致使其形成的家庭伦理观念也出现了很多偏差。因此,未来在构建新型家庭伦理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提高农民的主体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引导农民正确处理价值原则与价值承担之间的关系,使主体性的提升与欲望、情感的满足处于平衡的状态。     

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主体性价值取向

大学生是自由的、具有创造性的生活主体.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就是要营造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生活领域.文章从建构大学生的自主性、发展大学生的社会性、培育大学生的道德伦理性、提升大学生的审美情趣等四方面对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主体性价值取向进行了探讨.     

现代化视野下的市场、国家与税费改革

这次河南调查算是对之前村庄研究的诸多成果有了一个具体化的体验，对于村组干部权威削弱、村级权力式微、村庄共同体瓦解等诸多问题有了直观的认知，也意识到正是这种变迁与市场化快速进程的叠加，造成了近十年来农民日渐理性化，并逐渐渗入小农家庭与日常生活乃至伦理价值层面，引发伦理性危机。     

仪式的“礼”化:一种社区秩序再生产机制——关中地区丧葬仪式的田野考察

关中农村的厚葬传统提供了反思汉人丧葬仪式研究的新视角。丧葬仪式本质上是“礼”的社会性实践,凸显了汉人丧葬仪式的伦理之维。仪式“礼”化的基础在于农民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即以无限的伦理生命超越有限的自然生命。这种超越在丧葬仪式的区隔化空间中最终实现,并通过死者与丧主、门子、村庄和娘舅等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得以表达和确认。在“礼”的表达与实践过程中,死者的伦理生命得以实现,家庭和社区秩序实现再生产。     

关系型家庭:城市中老年家庭的生活特征与个体化悖论

在个体崛起与社会风险并存的外部环境中,家庭生活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这一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深嵌在家庭文化内涵中。 在中老年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伦理性价值是维系家庭稳定的基本要素,情感性价值是家庭成员的生活体验,工具性价值是协调个人、家庭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平衡器,这一以家庭的伦理性价值为核心并协调个人与家庭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权变关系的家庭生活方式可以称为“关系型家庭”。 与西方家庭的个体化相比,中国家庭生活变迁既呈现人口学意义上明显的个体化趋势,又突出伦理价值、情感性价值以及工具性价值在家庭中的重要功能,这是中国家庭生活变迁的独特内涵。     

流动的代价:村庄问题呈现及治理反思---一个村庄个案的微观透视

作为事实上的“社会单位冶,村庄是探讨农村发展与治理问题的理想“单元冶。 村庄个案的剖析表明,农村人口流动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付出,包括村庄秩序面临失衡挑战、村庄发展动力丧失、村庄悲剧事件增多等等。 代价视角下的问题分析表明,农村村庄治理亟需作出三个层面的反思:从治理对象层面看,治理实践中需要格外重视村庄的价值,在发展思维和认知上树立起“村庄本位冶思想;从治理主体层面看,村庄治理举措要建立在尊重并调动农民的主体性基础之上,不能把农民仅仅视为需要改变和发展的客体,将其置于被动的承受者位置;从治理目标层面看,村庄治理的目标设定与政策设计需要将重心置于文化之上,超脱单纯的经济物质取向。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双重认同”逻辑以云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及配套资金投入，更需要农民的支持与参与。引导农民充分参与，既是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必要条件，也是改进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云村人居环境治理案例，指出引导农民参与是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国家组织动员与个体行为选择的匹配与耦合。摆脱了基本生活压力的农民，参与行为不仅受利益逻辑的驱动，也受到认同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对国家政策理念和人居环境本身的价值认同，重新评估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对乡土秩序和伦理关系的情感认同，重建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建立以认同为核心的农民参与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实践中“政府干、农民看”的难题，而且有助于农民主体性的生成。     

农村失婚男性社会地位的区域比较研究

农村失婚率升高并引发较多社会风险,学界对失婚男性成因、类型的研究较多,社会地位分析较少。基于对已有社会地位研究中主客位视角的反思,及华北、华南、中部村庄的经验,在区域差异视角下,以村庄社会结构、代际关系为分析框架,探究不同区域失婚男性社会地位的类型差异及深层次价值原因。研究发现,北方村庄以社会性价值为主导,分裂型社会结构、失衡代际关系下的失婚男性完全处于边缘地位;南方村庄以本体性价值为主导,团结型社会结构、厚重均衡代际关系下的失婚男性处于半边缘地位;中部原子化村庄以基础性价值为主导,分散型社会结构、低度均衡代际关系下的失婚男性处于非边缘地位。     

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

“人的城市化”研究,应当超越单一的城市视角,发现农村,扩展城市化研究的农村视角。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的农户分化为脱离土地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和贫弱阶层,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村庄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工作生活需求、婚姻挤压和教育竞争等成为推动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农民城市化方式是农民家庭有主体性的策略选择,呈现出主动脱离型、动态调整型、被动跟随型等农民城市化的基本类型。农民主体性的“渐进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实现“人的城市化”战略目标,应当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推动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返乡权。     

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问题研究

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老人空巢率迅速上升,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问题日益突出。重视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有着重大的时代价值,为现实所必须。但是,由于农村家庭精神养老功能弱化,空巢老人精神自养不足,农村社区精神养老供给缺乏,精神养老政策法规缺位等,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严重不足。倡导养敬并重的孝道伦理、构建社区服务体系、提升老人精神自养能力、健全多元养老机制、完善养老法规制度、推动城镇化建设与养老事业协同发展,是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问题的主要对策。     

代际伦理视域下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境与出路

社会转型引起伦理规范的转型,新的以利益为重的代际关系对原有的以"孝道"为核心的代际伦理关系产生巨大冲击。代际伦理转型下的农村空巢老人面临着物质与精神供给的双重困境,子女供养不足,政府补贴与社会救助乏力。家庭结构的变化、代际伦理的转型、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是造成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境的主要原因。当前形势下,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境,应该从协调家庭关系、寻求代际公平、完善保障体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调动社会力量支持等方面探寻出路。     

村民自治的政治学解读

村民自治是指生活在法定村庄范围内,具有自治权利主体资格且能够行使权利的自然人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以村民委员会为依托组织,对本区域的村庄社区的公共事务、公共事业依法进行管理、参与的群众性自治活动。其特征表现为地方权威来源的社会性、行使权利的直接性、自治权行使的有限性、自治主体意识的复杂性、自治民主价值追求的非国家形态性,其价值追求体现为民主。     

社会转型期农民自杀影响因素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民自杀既与传统时期农民自杀有相同的逻辑,也有其独特性,它是现代性进村与农村社会文化结构及农民家庭和个体发生碰撞和作用的结果。不同区域农村的社会文化结构差异巨大,农民自杀也有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同一村庄不同年龄、性别、阶层的农民群体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会有不同的反应,从而使得农民自杀不仅有时间和空间差异,还有年龄、性别和阶层的差异。家庭是农民自杀的主要场域,家庭矛盾是农民自杀的主要诱发因素,降低农民自杀率首先要从理顺家庭关系着手,现阶段尤其是要将老年人从子代家庭关系中剥离出来,消除可能导致他们自杀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还要构建干预农民自杀的国家责任,通过国家设置议程、采取措施确保农民不受到“自杀”的威胁。     

与人相关系,因情而有义——梁漱溟的伦理内涵探析

伦理是梁漱溟一生主流思想中的“航标性”话题,其内涵有三个要点:一是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二是伦理为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互间之情谊关系;三是新的伦理重点转移到团体与个人关系之间.家庭伦理生活的价值显然被梁漱溟无限放大了,我们只能在严格分明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界限的情况下认取其家庭伦理中美妙而有限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