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农民工社会保险购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人力资本、就业视角和宁波市的调查

基于宁波市909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从人力资本、就业视角对农民工社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限发生比率为1．0628,系数为0．0610,正向影响显著。与建筑业相比,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的比率要高46．34％。家庭就业人数发生比率为0．8907,系数为．0．1158,负向影响显著。性别、年龄、当前工作年限、原户籍所在地、就业方式、年收入和劳动力负担率的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稳定性及影响因素——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就业的持续时间长短为观察变量,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的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显著。农民工年龄每增加1岁,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减少5.6%;已婚农民工较未婚农民工退出风险减少40.2%;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极显著的负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延长1年,退出风险降低17.8%。农民工的工作收入以及工作环境影响显著,人均纯收入越高,自评劳动强度越"小",自评技术能力越"好",与工作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购买社会保险、接受劳动培训的机会越多,退出风险越低。     

人口、经济因素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1997-201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经济因素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死亡率、教育投资、人均收入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等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存在较显著的正向效应;出生率对人口老龄化存在负向效应.从区域层面看,死亡率、教育投资、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均为正向效应;出生率在三个地区对人口老龄化均有负向影响;健康投资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有负向效应;非农产业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效应也为负.     

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

2006年至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保持在0.4-0.6区间,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后劲乏力。相关面板数据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表明:在消费视角下,全国层面和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正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现金支出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影响为正向,对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地区人均GDP对全国层面和各大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正向,普通高中在校人数对全国层面和各大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建议结合地方实际,制定新型城镇化推进方略。     

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研究——基于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

本文利用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半对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未来5～10年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值为8.35万元,相对于目前年工资收入期望增长1.31倍,在户籍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群组差异.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受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目前年工资收入、职业层级、就业企业性质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性别、婚姻状况和就业企业性质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职业层级和家庭人口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目前年工资收入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人力资本与就业状况对农民工信贷需求、途径的影响

基于宁波市农民工金融行为问卷调查的数据,从人力资本、就业状况视角对农民工信贷需求、途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累计务工年限和就业方式对农民工信贷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农民工信贷需求不具有显著影响;性别、年龄、累计务工年限和收入对农民工正规信贷途径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农民工正规信贷途径不具有显著影响。在对结果进行解释之后,提出了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农民工储蓄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宁波市650位农民工金融行为的问卷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就业状况、收入状况视角对农民工储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就业人数、外出务工比例、累计工作年限、就业方式、劳动人口负担率、购买保险和就业领域对农民工储蓄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农民工储蓄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我国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宁夏地区调查数据为例

通过对影响宁夏农户家庭收入因素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方面,家庭平均教育程度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家庭人口数对人均收入有负向影响作用;社会资本方面,家庭成员中有党员、有商人均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转移方面,家庭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越多,人均收入越高;林业政策方面,农户家庭是否参与林业工程对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资源禀赋方面,家庭人均林地面积对人均收入有正向影响作用,而人均耕地面积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产业智能化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机理及提升路径

基于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这一现实背景,利用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从创业、创新和互联网使用三个维度探索就业质量提升路径。研究表明：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替代效应”和“智能化效应”,其中“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致使产业智能化通过降低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阻碍高质量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第一代和外地农民工、社会资本和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从事常规性特征工作的农民工、处于东部以及劳动力保护较弱地区的农民工,其就业质量受产业智能化的负向影响更明显。提出促进创业、培养创新意识和提升互联网使用技能可以推进农民工把握新就业形态,从而缓解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抑制作用、助力高质量就业。     

超声空化处理对冷金属过渡焊接过程的影响

基于 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社会排斥角度研究居住隔离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居住隔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居住隔离程度越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越低,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和在大型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明显。居住隔离通过影响城镇社会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间接影响个体城镇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适应状况,进而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抑制作用。本研究为有效解决人口半城镇化问题和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提供重要政策借鉴。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农村残疾人就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根据抽样调查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分析影响农村残疾人就业的因素。研究发现,文化程度、上年家庭纯收入、劳动能力等因素对农村残疾人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残疾等级、残疾人工作满意度对农村残疾人就业产生显著负向作用。此外,性别、婚姻状况对就业也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对于推进农村残疾人就业具有参考价值。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基于CLDS 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LDS 2018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OLS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以及影响的代际差异和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机会型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代际差异显著,其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均对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则影响不显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区域差异显著,其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东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中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应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群体差异化供给策略和区域差异化供给策略等,以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     

数字素养对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构建了以数字能力、数字意识和数字道德为表征的数字素养影响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假设模型。基于南京、武汉、昆明三地308份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检验数字素养对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5分制自我评价下,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得分为2.98分,有待进一步提升;数字能力、数字意识和数字道德均对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526、0.420和0.335。据此,从青年农民工、用人单位和地方政府三个不同主体提出了增强青年农民工数字素养、提升就业质量的对策。     

基于村级尺度的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贫困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整体描述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行政村贫困总体现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及因病因灾返贫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少数民族人口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返贫率不具有影响;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对二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输出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负向影响,而对返贫率有正向影响;有文化活动室率及有卫生室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有文化活动室率对返贫率没有影响,而有卫生室率对返贫率有显著负向影响;通自来水率及通油路率对贫困发生率有显著负向影响;通油路率及通电率对返贫率没有影响。据此,提出推进湖北武陵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升民族人口综合素质;完善劳务输出战略,增强贫困人口反贫脱贫能力;因时因地因村制宜,完善民族地区人口扶贫方案;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村级社会事业发展;建立村级贫困数据库,形成扶贫事业新局面。     

城市居民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1年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的Probit模型分析了城市居民对绿色农产品的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绿色农产品消费显著地受到了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的正向影响;消费者受教育水平越高,实际绿色农产品消费的频数反而越低;年龄、绿色信息关注度、年龄*绿色信息关注度的交叉项对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程度对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性别差异对市民绿色农产品消费影响不显著;城市居民消费者个人绿色农产品的认知水平、消费意愿与实际消费结果并不一致。提出应促进绿色农产品的适度规模生产、强化供应链管理、注重市场营销的目标选择与行销技巧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