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使民"心服"思想的社会契约属性及其文化意蕴

孟子使民"心服"思想的内涵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安宁与幸福,庶民或家族自愿放弃自然社会的部分主权,归附国君并成为其邦国成员.孟子的使民"心服"思想具有社会契约属性,其折射出这样一种文化信息:庶民已经在历史上崛起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从边缘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心,统治者则只有承认他们的价值,尊重他们的权利,才能真正赢得民心,从而获得统治权或巩固政权;武力征服与暴力统治只能孕育反抗与战争.使民"心服"思想是先秦儒家"人本"政治哲学与和谐生存智慧的反映.     

从《周易》看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

《周易》中不仅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的客观限制即"命"的领域的关注,更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者自觉主宰即"义"的领域的强调。在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中,旅行者之主宰性得到了充分肯定。这种"义命观"有利于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旅行者素质的提高。     

道德个体与契约个体——中西思想比较视阈中的"儒家与自由主义"

中西思想如何看待"个体",是当前讨论"儒家与自由主义"话题的一个有内涵的切入点;儒家思想中的个体是关系式"道德个体",而西方思想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个体则可概之为原子式"契约个体".儒家道德关系所建构的个体,其功能的发挥,必须置于关系构架的互动中才有可能.源于古希腊的原子主义传统的个体,则如单个的原子那样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单位,能够发挥其独立自主的功能.儒家关系式道德个体立基于性善理念的正面价值,其所对应的个体进路及方法为"修身",其目标取向则为整体和谐.西方原子式契约个体则立基干人性的负面价值,其所对应的路径为"契约"方式,其目标取向则为个体的独立自由、正义平等.马克思自由观既立基于个体发展这一出发点,又将价值取向置于集体主义的、整体境界的终极目标;这和中国儒家的理念及思路有相合之处.这当然是一种富有启示的理想境界.     

道德的教育与政治的教化——先秦"乐"之意义分析

在礼制的框架中生存与发展是中国先秦古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对乐的发展进行梳理时,我们可以发现,从原始乐的"神人以和"到阶级社会中先秦儒家明确融"德"于"乐",提出"乐者,所以象德者也",以及"乐和同"功能之彰显,无不体现出先秦乐所隐含的"道德教育与政治教化"意义.     

孟子论"气"与儒家养生学

将孟子的"浩然之气"划定为精神之气,是简单地用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进行分析的结果。事实上,孟子的"浩然之气",既是精神性的,又是物质性的。后世儒家在这方面多有论述,孟子的"浩然之气"与《管子·内业》等四篇的"精气"说有许多相似之处,表明其中包含着物质性的成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的"善养吾浩然之气"还是先秦儒家养生学的重要内容,具有中医学的依据。     

从《庄子》之"野"看儒道互补

<庄子>之"野"与形上道体相联结,它或隐喻万物的自由之性,或隐喻道乡、道域的自由之境,而归根结底落脚于"自由".先秦儒家或"以礼论野",或"以仁义论野",其"野"归根结底落脚于"规范".庄子之"野"与先秦儒家之"野"的差异实际上揭示了儒、道哲学的整体差异.因此,庄子之"野"不仅是理解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在客观上成为透视儒、道哲学分途、互补的一个重要视角.就后者而言,它所揭示的自由与规范之间的矛盾还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儒家"协变"思维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启示

以"协变"作为儒家的思维方式,基于双重原由:"协",不仅有协作、协调也有和谐的本义;"变",不仅有变动、变通更有变化(进步、发展)的内涵。儒家协变思维的价值取向是和平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求融通、中和,致变通、演进,是其本质特征。现代术语中的"动态平衡",可与"协变"概念相应。用"协变"比"和合"更能体现儒家人文主义精神。本文选取儒学史上几位集大成者,并在其思想逻辑的展开中透视协变思维方式的最终形成。现代新儒家的"人文演进"观可与协变观匹配。协变思维以其丰富的价值内涵及其现代启示证明:这一思维方式的核心精神仍可与现代世界文明中的可持续发展主潮合拍。     

先秦儒家"圣""君"立法思想及其法伦理意蕴

在先秦儒家看来,只有先王与君主才拥有立法权.在理想层面上体现为"先王以明罚敕法",在现实层面上体现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矫正层面上体现为"暴君放伐".先秦儒家认为,只有先王与君主所创制的礼法才是良法,而暴君所创制的礼法则是恶法.因此,从法律伦理角度看,所谓"圣王立法"、"法自君出"和"暴君放伐"思想,不仅彰显了先秦儒家立法主体的伦理品格,而且包含有"恶法非法"的良法论思想.     

"德"与"言"——儒家言语观研究

儒家言语观始终围绕言语与道德的关系展开.认为言语的价值不只是在传达言者的思想,而在展现言者的德性;"知言"即是"知德".这导致儒家言语观充满了道德实践精神,反感于纯粹的语言分析,而注重言语表达的实效性和可行性.     

儒家经济伦理及其公正理念研究

儒家的义利之辨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宗法家族、国家和天下秩序之稳定的。儒家以诚信为基础的信用规则较之现代信用体系在个体人的德性层面似乎更高,现代信用体系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和技术层面,它的实质是个体人的诚信德性与制度机制形成双向互动。儒家的礼乐教化的治政智慧源于家族的族规和家教,除了用调均来防止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均,还在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由此出发来解决传统社会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儒家也有类似于契约精神的立信、征信、结信的制度规范。相较于现代契约信用,儒家在"义利与秩序"、"诚信、契约与效益"、"贫富、调均与公正"等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公正理念。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