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消息与中国经济波动：一个包含消息与惊喜的DSGE模型

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货币政策消息和惊喜冲击,讨论两类货币政策冲击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相对惊喜冲击,货币政策消息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相对较大的影响;(2)在通胀调控方面,货币政策消息对于稳定中国通胀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3)金融加速器具有扩大货币政策消息冲击效应的作用。因此,基于稳定宏观经济考虑,央行应加强与公众沟通,提高货币政策决策透明度与科学化,稳定和引导公众预期;同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确定货币政策规则并依据规则行事,提高货币政策公信力。进一步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效性。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规则的对比研究

本文构建具有名义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对比前瞻型与后顾型货币政策规则的经济影响.目的是考察在"新常态"时期,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外生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的大小,从而对货币政策规则的稳健性与有效性进行检验.本文利用参数校准与数值模拟在三种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对各个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前瞻型货币政策规则在熨平利率波动与通胀波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并且能够自动平稳外生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不过,在产出方面,前瞻型与后顾型货币政策规则具有同样效应.     

非线性视角下通胀预期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

通过拓展消费效用函数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通胀预期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当通胀预期低于门槛值时,其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有显著抑制影响;而当通胀预期高于门槛值时则会产生正向刺激作用。与此同时,通胀预期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呈现较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我国需参考通胀预期水平变化有效运用货币政策并搭配税收、补贴及社会保障政策来调控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加强对通胀预期的合理引导。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影子银行、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时变性

动态判断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利于规范影子银行发展,有效防控金融性风险。本文通过构建TVP-VAR-SV模型,从货币政策的三类中介目标（广义货币量、信贷规模和利率）实时捕捉影子银行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最终目标”两步传导中的时变特征,对比了不同货币传导渠道下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1）影子银行与三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很强的同期相关性,对实体经济和通胀的波动影响滞后大约2期左右;（2）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张对货币供应量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降低了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和可控性,从而严重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3）影子银行的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具有时变影响,这种双传导效应一方面抑制了信贷规模的扩张,有助于推动利率市场化;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通胀的预期。     

中国产出缺口的估算与新常态情景下的通胀预期

产出缺口是评估通胀压力的先行指标,也是国家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进行估算并对新常态情景下的潜在产出进行预测,研究发现:中国的产出缺口呈现古典的正负周期性波动;20世纪90年代起资本贡献的潜在产出增长率持续上升,至2009年才有所回落;劳动力贡献的潜在产出增长率低于资本贡献的潜在产出增长率;自2005年起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潜在产出增长率持续下降;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通货膨胀的外生冲击对产出缺口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生产资料价格和产品物价在当期上涨会降低未来产品的供给量和居民的需求量,从而收窄了产出缺口;产出缺口的外生冲击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出缺口的通胀效应在未来第1期达到最大,之后逐步衰减;在经济新常态情景下中国未来几年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将下降至6%左右,产出缺口的收窄有利于缓和通胀压力.政府应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国际油价对我国物价水平的非线性冲击——基于STR模型的研究

石油作为一种重要的上游产品,其价格必然与消费价格指数(CPI)存在一定的联系.利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可对1990至2011年间国际油价和我国CPI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CPI具有一定的惯性,但强度较弱;国际油价与我国CPI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 因果关系;国际油价对CPI的冲击具有非线性性,并对我国的通货膨胀产生较强的间接效应.由此可见,我国的通货膨胀更可能是成本推动型,国际油价等重要外生因素通过生产成本的传导间接影响了物价水平.我国政府应把控制通货膨胀的重心放在生产领域,完善石油储备等长期战略性规划以及建立防止油价剧烈波动的常规价格调节机制和充分的应急预案,并通过调控实体经济的生产行为来控制通货膨胀.     

中心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溢出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TVP-VAR模型

在“中心—外围”模式的国际货币规则安排下,尤其是在2008年内生性金融危机和外生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冲击下,中心发达国家频繁调整货币政策,必然会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基于此,通过构建TVP-VAR模型,实证检验中心发达国家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实施及退出对中国主要经济变量的溢出效应及其存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中心发达国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中国主要经济变量的溢出效应保持一致,但该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对中国GDP增速、中国物价的负向溢出效应在中短期更显著,而价格型紧缩货币政策的长期效应更大,存在明显的长短期异质性;同时,在疫情时期,该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GDP增速、中国物价的负向溢出强于金融危机时期,而退出货币政策的正向溢出效应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冲击异质性。基于此,为有效防御外部输入性风险,提出坚持我国资本账户的渐进式开放路径、高度重视并正确引导心理预期的叠加作用、创新差异化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中心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负向溢出等建议。     

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加速器框架下的DSGE模型研究

为研究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文章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引入工资加成冲击、通胀冲击、货币政策冲击、投资冲击、政府购买冲击、偏好冲击、金融扩散冲击和生产率冲击,利用2001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采用贝叶斯推断方法估计DSGE模型,比较了金融加速器存在与否、不同杠杆率和利率市场化三种情况下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金融加速器机制下,各种冲击放大了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金融扩散冲击解释了内生变量扰动的绝大部分信息;与杠杆率为1.5和2.5时相比,当杠杆率为2时,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利率市场化以货币政策冲击和金融扩散冲击间接影响经济,对货币政策冲击而言,内生变量均遵循类似驼峰状的轨迹,其中以劳动供给和投资影响最大,金融扩散冲击对产出、消费、投资和劳动供给影响较大.因此,给出去杠杆化要有一定的缓冲期、不断深化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四个政策建议,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金融约束下的货币政策传导

严格的金融约束造成我国货币政策的汇率、利率、资产价格及市场性信贷等传导渠道不畅,不得不主要依靠行政性信贷传导,从而使现行金融调控模式与市场化的实质经济运行不相匹配.调控中主要运用数量型手段、对预期和时滞重视不够、对政策变量的属性把握和功能定位不准更进一步弱化了政策效果.因此,必须放松金融约束,加快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更多地采用金融价格手段,充分发挥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作用,以减少调控导致的经济震荡与损失.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关税的价格传递效应:一个改进的模型

国际生产分割使得全球价值链合作网络仍然需要应对国家之间不对称贸易政策的重要冲击.加征关税使跨越关境的中间品价格上升,推动以该中间品作为投入的下游行业产品价格上升,其后再进一步沿着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向下游呈多轮传递.文章在现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放松直接消耗系数不变的假定,建立了投入产出矩阵多轮递推模型,并以改进后的模型模拟中美两国各自对对方所有产品加征关税的全球价格传递效应.模拟结果显示:美国对中国所有中间产品加征关税使美国绝大多数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的价格上涨,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为汽车制造等行业,但其价格上涨的效果存在时间衰减效应,同时,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还对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产品价格影响较大,说明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国对美国征收关税对全球价格影响很小,且对中国国内各行业产品价格的影响较均衡.在全球价值链结构下,由于企业可以采取对外投资等各类对冲策略,因而产业之间的价格互动影响并不是单纯的线性传递,而有可能是非线性传导,其最终的效果如何则取决于不同国家和区域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与位置的综合效应.     

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及边界检验研究

货币政策通过制造超预期通货膨胀对真实经济产生影响,但其政策效应具有条件依存性和不可持续性,其政策边界为自然失业率。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政策边界的清楚把握。然而,在充满摩擦的现实经济中自然失业率水平无法直接定量和观测。考察通胀和就业的协整关系可以有效地充当替代指标。通过考察二者协整关系可以有效测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VAR建模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有助于确定实施宏观货币政策的时机。     

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及有效性检验

随着我国价格水平实现了由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再向适度和显著通货膨胀的转变,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规则和传导机制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估计向量自回归模型、描述冲击反应过程和进行预期误差项方差分解等方法,发现信贷传导渠道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货币政策通过信贷传导渠道对实际经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通胀预期管理的实践与效应

基于异质预期理论，将经济主体分为公众、专业机构和中央银行3类。然后测算了我国2005年至2015年三类经济主体之间以及经济主体内部的通胀预期异质性，并对我国通胀预期管理实践的效应进行了分析。整体而言，预期管理的实践确实缩小了经济主体间的通胀预期异质性，同时预期异质性也受到宏观经济和实际物价水平变动情况的影响。因此，在宏观经济和物价水平发生较大波动的时期，央行更应该加强预期管理，避免经济主体间预期异质性程度的进一步加大，同时还要注重疏导专业机构预期向公众预期的传导路径。     

通货膨胀影响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

研究目的在于考虑通货膨胀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并着重从实证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就通胀与资本市场之间关系这一论题,相关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1)资本市场价格的波动(更广泛的说,是资产价格的波动)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产生了一定影响,由此引发是否应该将资产价格变动纳入货币政策考虑范畴的讨论;(2)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用VAR模型,对通胀、产出、利率、货币供应量、大宗商品指数、股价等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贷款冲击、货币供给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

建立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数量调控规则下对贷款冲击与货币供给冲击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估计,并引入贷款冲击与货币供给冲击的相关性,发现二者在短期内会使产出、投资和通胀率出现较大波动,贷款冲击波动性更大。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应谨慎对待信贷扩张与宽松货币政策,而在长期则应持续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向价格调控规则过渡。     

基于菜单成本模型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检验

菜单成本导致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粘性,此时货币供给的微小扩张或者收缩无法等比例地传导到价格水平上,于是导致微小货币冲击对产出具有实际效应,进而体现货币冲击作用呈现菜单成本型的非对称性。我们利用区制转移模型描述和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菜单成本型的非对称性,发现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受到菜单成本的制约,因此建议采用多次和小幅的货币政策调控,以便发挥微小货币冲击的实际效应。     

复杂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调控与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研究

通过构建市场竞争、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模型,对中国124家银行2007—2020年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相应强化,货币政策变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放大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变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加力”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变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温和的“弹性”效应。稳健性检验发现,在利率期限差异下不同资产规模的银行中,总量性货币政策变动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存在异质性特征;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较为显著的引导性影响。因此,货币政策调控要在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遏制市场竞争加剧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运用期限结构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资金流向,逐步优化经济结构,运用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实体经济精准滴灌,助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加大对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支持,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     

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

基于我国28个省份2000-2012年的年度样本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效应进行检验,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即期效应和滞后性对各省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东中西部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较为明显。货币政策的即期效应对东部沿海省份冲击较大,对中西部省份冲击不太明显;而其滞后性对中部省份冲击较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弱。建议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完善信贷供给,加快利率市场化等。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金融摩擦与企业投资

经济增速趋缓背景下,货币政策承担着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等多重责任,但货币政策频繁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研究显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通过金融摩擦放大效应抑制企业投资水平;国有企业虽具有信贷资源优势,但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保持更高的谨慎性和风险意识,更易受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向实体投资的转化。为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对公众预期的前瞻性引导,避免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扰动的根源。同时,需要高度关注不确定性冲击的金融摩擦放大效应,采取切实措施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和效率,避免资金脱实向虚。     

论资产价格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资产存量的增加及其价格的波动对货币政策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紧扣判断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3个条件:货币能否影响产出、货币与产出和物价之间是否存在稳定联系、货币当局能否控制货币,系统地分析了资产价格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资产价格变化影响了货币和物价之间的稳定联系;资产价格影响了货币与产出之间的稳定联系;资产价格变化削弱了货币当局控制货币的能力。最后,本文提出了面对资产价格变化政府当局增强宏观金融调控有效性的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