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1990—2010年省级CO2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FDI）总体上增加了中国的CO2排放量,其原因在于FDI对碳排放的规模负效应强于结构技术正效应。（2）FDI对中国的环境效应存在时空上的结构性差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FDI对环境的负面效应相比之前有所加强;相对于内陆地区,FDI对沿海地区环境的负面效应更大。（3）人均GDP是CO2排放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其次是FDI,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碳排放也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通过剔除异常样本、使用滞后一期FDI和FDI的外部工具变量,证实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中国城市居民出行CO2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

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测算2000-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居民家庭日常出行交通CO2的排放量;以2000年为基年,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因素分解(LMDI)方法,对北京市和上海市居民出行交通CO2排放变化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居民出行交通CO2排放均呈显著增加趋势,且北京市CO2排放总量远大于上海市;(2)收入、交通工具使用次数、人口对两市居民日常出行交通CO2排放变化起促进作用;(3)居民出行强度和居民出行结构对两市居民出行CO2排放的增加起抑制作用;(4)不同交通工具碳排放水平对北京市CO2排放变化的作用为负,而对上海市作用为正.     

FDI的环境效应：“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基于面板ARDL-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ARDL-ECM模型,在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地区样本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其他地区则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2）FDI对碳排放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差异显著。（3）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较大的规模效应以及较小的技术进步效应。（4）FDI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且FDI与GDP、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因素通过与FDI的相互作用影响碳排放,为将FDI的碳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供了实际依据。     

中韩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SITC5为例

自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两国的产业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运用IIT方法测算中韩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然后使用规模经济、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对华直接投资(FDI)三个因素实证分析对中韩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规模经济有显著的正效应,FDI有显著的负影响,但是人均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动态GMM模型

基于2000-2010年我国29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GMM估计方法,分析了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工业烟尘、工业粉尘等四类污染物的排放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国际贸易程度的增加与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三类污染物排放存在较强的正向影响而且都很显著,而有助于降低工业废水的排放但在统计结果上不显著.产业结构对四类污染物排放的影响都很显著,其中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粉尘的排放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而对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的排放起到了推动的作用.FDI与四类污染物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说明FDI有利于抑制污染物的排放,起到了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弹性值来看,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要大于国际贸易和FDI的系数,这说明国际贸易、FDI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而产业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普遍较大.同时,加入收入这个控制变量显示环境Kuznets曲线在我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中国工业低碳发展与需求模式调整

使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构建了工业CO2排放的最终需求结构分解模型,对2010年中国工业三个层次24个行业的CO2排放进行了诱发机制分析和最终需求结构分解。结果表明:CO2排放的诱因依次是建筑业和部分工业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产品的出口以及最终消费;工业内部CO2排放的最终需求结构呈现出明显差异。提出需求模式调整是实现低碳发展的战略方向之一,指出了低碳需求模式调整的重点和需要关注的行业。     

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贸易和环境间的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近来关注的焦点之一。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增长和CO2排放之间关系的探讨。然而,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 人们开始关注贸易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也加剧了CO2的排放, 学者们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围绕这一问题, 从区域的角度出发, 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 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 利用1995—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CO2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际贸易对全国及东部的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中部和西部的这一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东部、中部及全国较显著地存在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西部不存在这一特征。     

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低碳经济——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越来越多的关注放在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上,节能减排也越来越为世界所关心。除了本国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也有义务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承担责任。运用山东省从1985到2009年GDP、FDI、CO2排放量的数据,基于VAR模型,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有效地将山东省低碳环保与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山东省需强调外商直接投资与低碳经济的关系,以利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陕西省高新区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三个高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7-2012年陕西省三个国家级高新区及城市面板数据,将产业集聚与FDI纳入同一经济计量模型,研究高新区产业集聚、FDI技术溢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验证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的交互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弹性为0.2307,显著正向促进高新区所在城市经济增长;交互作用下,除劳动投入在5%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外,资本投入、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与FDI交互项均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高新区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溢出相互促进共同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     

中亚五国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强调走低碳经济是目前中亚五国乃至全世界所面临的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可动摇的战略选择。分析中亚五国1993—2009年CO2总排放量、人均CO2排放以及CO2排放强度变化特征,利用Kaya模型定量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1）中亚五国的CO2排放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CO2排放水平已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CO2排放量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乌兹别克斯坦已经控制在某一个稳定的水平。（2）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导致中亚五国CO2排放的主要因子,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CO2排放带来了压力,而能源强度对减缓CO2排放的贡献是极大的。     

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 FDI、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互动关系研究

通过中国30个省区1997—2012年能源消费数据,依据电（热）碳分摊原则测算出各省区的碳排放量,运用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理论,建立了包含经济增长、碳排放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联立方程来分析区域 FDI 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联立方程中每个模型的协整关系是成立的,区域 FDI 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弹性是－0．001,间接弹性是0．146,区域产业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弹性是0．032,间接弹性是1．882。研究进一步发现区域 FDI、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能源强度都是促进区域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并且区域 FDI 和区域碳排放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出双向的因果关系。     

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东部11省（市）的面板数据

利用东部十一省（市）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不同省市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北京和上海的经济发展有利于环境改善;FDI对工业废水排放量有显著负影响,对其他指标的影响不显著,东部FDI不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     

FDI对我国内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2000年到200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工业的影响,比较研究外资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外溢差异,并从利用外资规模、外资密度、技术差距等方面剖析了其原因。文章指出,外资对我国内资工业的发展和内资工业产业结构的提升均存在积极的影响,但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中国省域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通过核密度分布和莫兰指数对中国2000—2015年30省份碳排放强度的动态趋势及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30省份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新常态以来低碳步伐加快;（2）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性具有高水平集中、低水平集聚特征,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增强;（3）本省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对本省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专利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邻省份的外商投资规模及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对本省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因此,未来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优化相邻省份间的产业空间布局以及大力发展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促进区域低碳转型的主要方向,同时生态城镇化以及继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也是减排潜力因子,省域间的减排空间溢出效果不容忽视。     

东北老工业基地高碳产业节能减排效果与税收政策关联关系

税收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起调节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分别对东北三省四大高碳产业节能减排效果与税收政策的关联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节能减排效果与税收政策之间的关联度最高,关联度最弱的是建筑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由于各省份产业结构不同会有所不同。根据东北三省四大高碳产业节能减排效果与税收政策的灰色关联性,四大高碳产业应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节能减排的发展,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北京市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测算及影响因素

利用北京市2002-2012年的统计数据,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测算北京市农村和城市低、中、高3个收入居民群组的消费间接碳排放量,利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北京市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2-2012年,城乡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总量从2002年的3 131.81万吨增加至2012年的3 857.67万吨,年均增长率为2.11%。分收入群组看,农村低、中、高3个收入群组的居民间接碳排放随着收入上升而下降,城市低、中、高3个收入群组的居民间接碳排放随着收入上升而上升。SDA结果显示,2002-2012年,平均消费水平变动是城乡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碳排放强度变动则是主要抑制因素,消费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动则影响有限。因此,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减排建议:进一步降低产业部门碳排放强度和优化产业结构;严控人口规模,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上优化消费结构,鼓励低碳消费、绿色消费。     

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对辽宁省吸收利用FDI以及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对辽宁省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实证探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从对各个产业建立的计量模型上看,FDI对辽宁省三次产业结构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不同;从建立的滞后回归模型上看,FDI对辽宁省三次产业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FDI有助于辽宁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且效果显著;辽宁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由“二三一”转向“三二一”。据此,提出促进辽宁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旨为辽宁省产业发展提供借鉴意见。     

珠三角FDI与碳排放相关性测评——基于区域发展时滞与产业结构演变视角的分析

珠三角FDI依赖程度与碳排放总量均位居全国前列,深入研究二者关系有利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与加快节能减排进程。通过区域发展时滞视角,运用协整EG两步法、误差修正模型以及灰色关联度方法,发现珠三角经济对于FDI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FDI方向发生积极转变,但外资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在长期内加强;FDI投入与能源消费结构向第三产业偏移,说明第三产业在外资利用方式与内容上较为粗放;第三产业对FDI的吸收超过第二产业成为趋势,但其发展方式、内容与外资引进结构仍然存在不足;主要耗能产业碳排放量与FDI相关性随经济发展出现上升趋势,表明经济发展方式仍然较为粗放。     

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动态影响

金融发展是合理估计碳排放需求,制定和实施碳减排政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实证研究了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北京市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比例随时间变化的协整关系;其次,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具有典型的时变特征,在样本区间内,其影响程度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另外,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碳排放量的贡献显著小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具体而言,稳定状态时它们对碳排放的贡献分别为7%和7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