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川南苗汉族际通婚研究:基于心理学的视角

近代以来,川南苗汉从不通婚到在反对中的通婚,再到不反对通婚,这一变迁折射出川南苗族和汉族民族心理的演变过程。汉族对苗族的偏见与歧视,苗族对汉族的不信任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成为阻碍苗汉族际通婚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普及,民族优惠政策的落实,苗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平等的观念深入苗汉群众人心,苗族的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川南苗汉族际通婚逐渐摆脱了历史的心理隔阂。     

铁垌麦姓瑶族的文化变迁

广东阳春县铁垌地区麦姓瑶族,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山区。近二三十年来其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生产力有明显的提高,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发生了趋向现代的变迁。引起变迁的因素主要为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通过引进和与周围汉族通婚而发生的文化移入,政治宣传和传媒的导引以及群体代表人物的推动等。这说明对某一特定人类群体文化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     

傣族人名的命名方式和文化功能

姓名是个体人的符号,承载着丰富的群体信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命名方式,西双版纳傣族姓名的各种命名方式蕴含了傣族姓名的多种文化功能。傣族姓名的很多特征与汉族命名是相似的,但也体现出一定的独特性。     

德宏傣族婚姻习俗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由于特殊社会文化的牵制和影响,德宏傣族婚姻习俗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傣族婚姻习俗的特点。德宏傣族婚姻过程、仪式与佛教和本土宗教内容紧密相联;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制度和观念导致了德宏傣族等级婚姻的盛行;对家族血缘关系的重视致使德宏傣族一直固守着同姓不通婚的规矩;经济条件成为德宏傣族建立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德宏傣族婚姻习俗发生了变化,人们抛弃了婚姻习俗中的不少陈规,面对现存的婚姻习俗应正确对待,并加以积极引导。     

论金代女真族文化对汉族的影响

女真族在与汉族杂居、通婚、交往的过程中 ,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都被汉族所吸收 ,但这种吸收是以物质文化和习俗文化为主 ,并以民间交流为介质。吸收的程度也呈现由北及南的不均衡分布     

云南契丹人后裔的物质文化

契丹人在蒙元初期随蒙古军进驻云南以后 ,因长期受当地汉族、彝族、白族、傣族及古代濮人孟高棉语族的各种物质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 ,其后裔在饮食、服饰、民居等方面 ,逐渐改变了祖国北方古契丹人的习俗 ,形成了具有本身特点的新的物质文化     

傣族传统文化与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回应

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为傣族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同时又给傣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传统文化与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回应,是傣族的当务之急。傣族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抓好教育、培训和宣传工作,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资源,使之与现代精神进行有机整合,充分发挥其正面功能,以加快傣族在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发展速度。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吐蕃、汉族文化互动探讨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由于当地有良好的文化互动底蕴,吐蕃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文化互动的政策,居住格局的杂居化以及民族间通婚增多,使吐蕃和汉族在语言、服饰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相互采借、交融,实现了汉蕃民族文化的良性互动.     

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反映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由个别通婚向集群通婚发展、由上层统治者通婚向下层民众通婚发展、由一般通婚向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影响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五种因素。     

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缅甸掸族的由来

缅甸的掸族与中国的傣族本为同一民族,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缅甸掸族,是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和缅甸封建王朝的北扩这一历史背景下,促使该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逐渐形成于缅甸境内。虽然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某些方面与中国的傣族有所不同,但还有许多方面依然很相似。而且直到今天,居住在缅甸的掸族依然还自称傣族。     

陇川县户弄村德昂族文化变迁

陇川县户弄村是以德昂族为主的村寨,周围分布着傣族、景颇族和汉族等民族.德昂族在适应生存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并发展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同时在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与其交错杂居的主要民族--傣族的文化就深刻影响了德昂族文化的变迁.     

习得与创新：越南女商贩营销文化研究——以东兴小商品市场为例

越南女商贩是中越边境口岸城市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其长期来往于中越边境之间,是联动边境贸易往来的新生力量,对促进中越口岸贸易活力有着重要影响。在东兴口岸小商品市场中,越南女商贩在营销活动中形成的营销文化,是基于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从谋求经济利益到文明交流互鉴,跨国、跨文化的流动会导致不同文化下的主体相互"冲突",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借鉴,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论城市民族通婚与城市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

本文以兰州市为例,通过人口普查数据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城市民族通婚的现状,认为兰州市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民族通婚,且回族散杂居区民族通婚的发生相比回族相对聚居区要容易.总结出城市民族通婚的影响因素即宗教因素、居住格局、群体态度及群体规模、教育水平、工作单位以及城市民族通婚的发生条件即文化交融与结构交融的程度.笔者认定,较低的民族通婚率不能说明城市民族关系不融洽,需要其他变量来互证;由结婚反映出的民族关系多为夫妻、家庭、亲戚等关系掩盖,民族离婚现象则会对局部民族关系带来一定损害.     

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和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查与分析

以大理周城白族村和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为例,从历史与结构两种视角分析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认为现代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通婚圈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增强。随着现代国家进入,民族社会的通婚圈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村外通婚的逐步增多,其结构意义在于它恰如一种"文化齿轮"与"文化触须",将某一地域社会与现代国家连为一体,打破了传统民族社会的封闭性。与此同时,民族社会内部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交融日益加深并逐渐融为一体。     

当代湘西民族文化互动探讨

湘西土家族、苗族、汉族交错杂居,生计类型日渐趋同,民族通婚范围的扩大,现代交通、通讯、传媒的发展,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是民族文化互动的条件.民族文化互动主要表现为民族节日的交汇、墟场中的文化流通、语言文字在交流中传播、民间宗教信仰的交互.在民族文化互动过程中,文化的共性与多元并存,形成各民族共享的湘西地域文化;文化互动的模式具有民间自发和国家主导相结合的特征.     

佛教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藏族、蒙族、傣族等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曾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都具有开放文化性格,在中外文化交流和发展祖国文化中作出重要贡献。     

灾害移民作为少数族群的社会互动性研究——基于新疆旱卡子滩闽玛生态村的实地调查

该文通过对新疆旱卡子滩闽玛生态村的一个汉族灾害移民群体的调查,探讨作为少数族群的汉族与当地哈萨克族在交往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通过文化符号的作用,加强不同群体之间在语言文化、民俗文化方面的相互了解和学习;同时当地政府也要扮演起文化促进者的角色,积极引导灾害移民适应当地的文化,进而在"求同存异"的状况下加强族群间的互动性,并最终探索出一条有利于族群交往的道路。     

清代驻防八旗与汉族通婚情况蠡测

传统观念中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之间不通婚的概念是不准确的.从全国范围来说,清初曾推行了提倡满汉通婚的政策,但未能大范围实施,随即转向了禁止满汉通婚的政策,即便如此,八旗内部满、蒙民族与汉军之间的通婚也从未被明令禁止.在八旗驻防地区,所谓禁止满汉通婚主要指旗女不外嫁,而旗内满、蒙和汉军娶当地汉女为妻、妾的情况是确实存在过的.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对当地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

明代在西北、西南边疆驻军戍守中,由于戍守边疆地区的军队数目庞大,给养便成了一个现实问题。为解决边疆驻军的给养,明朝实行卫所制度。随着卫所的建立,内地汉族大量移居边疆,从而使汉文化以卫所为据点在边疆地区得以传播和发展,形成特有的屯寨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并存发展。     

内蒙古口岸经济地理特征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是可以合法进出国境、关境的地方,是国际物流、客流的必经通道,是国界和不同关税区边界上的门户。因而口岸已经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源和各地客商的投资热点,它对形成口岸经济、带动口岸城市发展、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国际交往意义重大。内蒙古自治区对外开放口岸发展到18个,形成了以口岸为依托的沿边开放带,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主要口岸经济带。本文首先介绍了内蒙古现有的口岸经济地理布局特征,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各口岸所对应的口岸腹地经济资源优势,指出这些经济资源优势是形成内蒙古口岸经济带的基础,最后展望内蒙古口岸经济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