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游牧与农耕之间:新疆定居游牧民自然观与环境态度的变迁

游牧民的自然观与环境态度以"顺应自然"为核心,蕴藏于生计与生活方式、资源管理体系、禁忌与习俗之中,是维系人与草原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影响因子。定居后,牧民自然观与环境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成为草原生态环境与牧区经济双重边缘化的重要诱因。牧民也根据国家政策与发展理念的变化调整自然观与环境态度,将其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话语相融合,为重新平衡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     

围栏社会的兴起：制度变革、围栏建设与牧区社会转型

草原牧区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型离不开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的调整。随着草场承包责任制改革，围栏已不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更是界定牧区人地关系与相关主体关系的重要符号。人地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牧民生计层面。在草场承包经营背景下，围封牧场定居放牧成为了牧区主要的生计模式。与此同时，围栏的出现同样重新塑造着牧民彼此、牧民与集体、牧民与国家以及外来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可将当前的草原牧区概括为围栏社会。围栏社会中的人地关系与主体关系的转型性特征也成为进一步推进牧区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主要背景。     

生计困境与草原环境压力下的牧民? ——来自新疆一个牧业连队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新疆一个牧业连队的实地调查,发现导致当地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中既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很多定居牧民因生计转型不成功而陷入贫困,牧民生计方式的转变和市场意识的增强使牧民的本土知识和护生价值观逐渐丧失。自然环境的变化,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贫困和传统生态文化的缺失这四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地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     

甘肃牧区牧民定居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

在西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由牧民定居而导致的草原退化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甘肃省牧民定居程度居全国领先地位,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调查资料表明:目前所采取的一些定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牧民定居过程中,只重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视了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改变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实现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是从根本上解决牧民定居问题的有效途径。     

少数民族牧民定居政策实施效果与完善研究——基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两个定居点的调查

帮助少数民族牧民实现定居是政府推出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牧民定居有利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和牧业抗风险能力;有利于推动牧民实现产业转移,促进牧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利于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但牧民定居点建设面临建设资金困难,牧民自筹压力大,草料地不足,生产方式转变难,定居点建设缺乏民族特色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大政府统筹力度,采取综合推进措施.     

关于哈萨克牧民定居问题

尽管新疆牧民定居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受牧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资金投入等因素制约,牧民定居整体水平较低,牧民生产方式还没有根本变化,牧民自我发展能力十分不足。新疆还有16．89万户,60％的牧民仍然处于游牧或定居后有房无地或有地无水状态。本文在对新疆牧民定居水平进行评价和回顾定居进程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牧民定居的经济社会效应,并对牧民定居可能带来的一些不确定后果进行了探讨。     

竞争性牧业、草原生态与牧民生计维系

市场化进程在内蒙古草原的推进,使得农牧民的生计适应模式由生态适应变为市场适应。本来具有生态多样性、畜牧业生产、牧民生活、民族文化、旅游休闲、民族多样性维系、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多种功能的草原畜牧业,在食品工业化、农牧业产业化、农牧产品国际间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被单一化为竞争性牧业,仅仅生产功能和少部分产业化的旅游休闲功能被强调,从而使得草原牧业的其他功能被剥蚀、改造,甚至无从发挥,由此也危及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和牧民的生计与文化维系。认识草原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特殊关联,并采取科学化的生计适应方案,可以缓解牧民、牧业和牧区这＂三牧＂问题。走出竞争性牧业,以及背后的单一市场逻辑,才有可能朝向草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等多功能性持续发挥的道路。     

由匕到箸:青海湖牧区历史演进中的饮食、餐具及文化共同体

极地高寒的青海湖周围是天然的草原,牧业生计和草原饮食是其社会标签和文化符号,但其并非固定不变。在千年的历史演进中,环湖地区族群不断演变,牧民食物从奶、肉、青稞炒面到蔬菜、水果,饮食种类日多;进餐工具由手到匕,由匕到箸,食具日益丰富。牧民的定居和合食制的兴起,以及饺子、面条、炒菜等端上餐桌,使筷子成为牧区最主要的进餐工具。环湖地区和边疆牧民融入筷子文化圈,表征着中华文化符号在牧区社会的弥漫以及牧区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研究——以新源县那拉提镇为例

针对新疆实施哈萨克游牧民定居工程过程中仍存在的牧民生态意识不强、垦草开矿、超载放牧、过度发展旅游业等现象,指出哈萨克游牧民族定居工程建设发挥着草原生产和生态的双重功能作用,提出应转变牧民传统的思想观念,激发定居牧民生态意识的自主性,为牧民定居和生态草原建设提供行动准则和法制约束等措施。旨在构建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取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积极效益。     

新疆生态移民工程与牧民定居工程关系比较研究

生态移民工程与牧民定居工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实施重点都是在自然生态条件恶劣、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有改善生态环境和消除贫困的双重目的。但二者在定义、动因、措施、意义方面又有所差异。牧民定居工程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牧区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生态移民的核心目标是应对生态危机引发的贫困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生态移民的中心任务放在迁出地与迁入地生态环境的建设上,重视安置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后续产业发展,力求摆脱生态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牧民定居工程侧重于使定居点成为牧区二、三产业及农畜产品集市等发展的基点,积极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只有深入系统地厘清它们的关系,才能更有助于两项工程在实施过程中的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     

边境牧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思考

在边境牧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中,牧区的草原生态建设是重中之重,退耕还草、草原修复等都涉及到牧民的日常生活、生计民生和可持续发展。边境牧区的地理特征、区位特点、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等都是影响边境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因素。通过对边境牧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民族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等几个方面的调研,结果表明:要实现边境牧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应该适当改扩这一区域的生产基础设施、增加草料的供应;适当增加中小型的企业,增加牧民就业的岗位;强化党员干部依法行政观念,主动为地方牧民提供公共服务,将政府工作"一言堂"改为政府、社会和牧民齐心协力共谋可持续发展;想方设法留住牧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步推进禁牧与生态保护。     

制度变迁背景下的草原干旱——牧民定居、草原碎片和牧区市场化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具体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以及气候变化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还缺少具体的讨论.研究通过内蒙古一个草原社区的案例说明,不适当的社会制度变迁是如何加剧了气候变化的危害.作为我国最大陆地生态系统的草原面临着严重的退化,随着牧民定居、草原分割和市场化,草原社区面对干旱呈现出严重的脆弱性,而这些又加重了干旱的影响.在干旱和制度变迁的共同作用下,牧民生计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     

资产建设与防止脱贫牧民返贫——基于内蒙古S嘎查的考察

防止脱贫牧民返贫是巩固拓展牧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议题。牧民的资产建设应着眼于维持牧业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及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合理联结和有效配置。在S嘎查的脱贫攻坚实践中,脱贫牧民的收入与实物资产得到了提升,但是仍存在收入持续性不足、自我发展能力缺乏、资产积累能力较差等问题。自然资产受限、人力资产短缺、组织资产掣肘是脱贫牧民面临的主要返贫风险。制定持续保护草原生态系统、加强牧民能力建设、建立集体资产账户等以资产积累优化为基础的发展政策,将有助于防止脱贫牧民返贫。     

民族地区定居点牧民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分析——以甘南牧区定居点牧民为例

定居点牧民的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就是指牧民进入定居点后,对新的生态环境、经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政府政策、法律意识、民族传统等各方面的调适能力,其决定了牧民在定居点的持续生存能力。以往并未考虑定居点牧民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差异的划一定居方案往往致使部分牧民复归游牧生活。此外,民族地区定居点牧民受"贫困文化"影响,其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也深刻影响着其在定居点环境下的社会经济文化适应能力。为此,搭建定居点牧民社会经济文化适应力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为差异化定居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是十分必要的。     

定居化后藏族牧区教育、家庭及社区面临的新困境——以甘肃省玛曲县为例

"牧民定居"政策在藏族牧区实施以来,极大地改善了牧区基础教育的面貌和条件,为牧民子女入校就读,接受现代学校教育提供了方便,牧区基础教育呈现非常喜人的局面。然而牧民定居毕竟是一项系统工程,定居后的牧民群体面临着诸多的适应问题,由于现代知识的匮乏、城市生存技能的缺少,很多定居牧民逐渐成为新一代的城市游民,牧民家长的生存问题自然威胁和影响到在校子女的学习和教育,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隐患。本文通过对甘肃省玛曲县寄宿制藏族小学及所属社区、家庭状况的调查分析,反映"牧民定居"这一特殊条件下藏族牧区基础教育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以期更多专业研究人士和相关职能部门及社会各界对此课题的高度重视和有效探讨。     

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草原的日益退化，牧民的生存和发展形势严峻，牧区的生态移民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并在我国许多牧区开始实践。该文对牧区生态移民的成因和途径做了初步的探索。我国牧区人口已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受力，许多牧民已经丧失了基本生产生活资料——草原。草原封育需要牧区进行生态移民，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牧区生态移民；政府要用宏观、开放的视野指导牧区生态移民，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解决这一问题；向牧区未利用草原移民；改革牧区的第一产业，发展牧区的第二、三产业，为牧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减轻向系统外移民的压力；向农村和城镇转移，实现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向系统外移民。     

移民定居与社区发展——对河西走廊少数民族两种类型定居点的调查

沿河西走廊分布的各少数民族自上世纪末持续进行大规模的生态移民与牧民定居工程,由此产生很多新的民族社区。在这些社区中民族生活空间、生计方式及民族传统文化均产生剧烈的变迁。研究其特点、规律,找出社区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对持续推动新的民族社区稳定、健康、和谐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成功"游牧民定居工程背后的资源困境

游牧民定居工程被视为改变牧区靠天养牧、加速牧区现代化和城镇化的重要举措而广泛实施。 游牧民定居工程迅速且深刻地改变着草原牧区的自然、社会及经济形态,同时也改变了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作用时空尺度。 在“成功冶的定居点,牧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且对天然草场的利用减少;但是,对比相邻的村庄发现,其“成功冶的关键在于有足够的外部资源输入,包括草场、农田和地下水等。 而从区域的生态环境来看,这种“成功冶模式并不符合当地干旱地区的生态特征,有可能造成更大范围内的生态破坏。 因此,游牧民定居工程应该从区域生态特征出发,对类似“成功冶模板的推广更加谨慎。     

政府嵌入、社区整合与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 基于“制度—生活”分析

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成效取决于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公共资源如何传递 到牧区村庄,又如何转化成牧民的内生发展能力.基于“制度Ｇ生活”分析框架,从“制度”与 “生活”关系互动的视角出发,对西藏阿里 G 县牧民的集体化发展现象进行考察.研究发 现: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和牧民社会“互动共治”的结果.地方政府强力嵌 入牧民社会,通过选派驻村干部、提供政策项目等方式,在尊重牧区生计模式的基础上,推动 牧民社会在集体制度框架内发生有序变迁.村集体承接政府公共资源,主要采取情感联结、 利益联结等柔性整合手段,将牧民集体化发展从“制度”形态引导到规范的“实体”形态,有效 实现了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在上述集体化发展过程中,制度与生活的持续互动,使牧民的 内生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牧民看到解决自身生存危机的可能,利益一致性唤起了对于集体 的信任感和归属感,由此促成牧民集体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草原产权变动在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反应与影响——以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为例

在对新疆哈萨克牧区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文章围绕着草原产权的“质”变过程,探究其质变后在基层牧区社会的反应,并分析其对牧业生产及牧民带来的影响。基于此,指出草场承包开启了牧区草原产权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但同时要关照到牧区的传统文化以及草场资源时空分布的异质性特点,只有对其加以创新和完善才会更有利于促进牧区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