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移民社会管理中的“法场域”研究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引发了大量的水库非自愿移民,由于大量的土地、房屋等实物被淹占,只能进行搬迁安置。然而,在搬迁安置过程中,移民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急需把“法治保障”纳入到水库移民社会管理场域中,对这一法场域的研究对维护水库移民权益、构建和谐水利事业社会秩序以及实现水利事业的科学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水库移民社会管理中的法场域主要包括水库移民政法制度建设、水库移民利益补偿与扶持、水库移民纠纷与诉讼等内容。     

清代皖江圩区水利纠纷及权力运作

在圩区中,由于圩堤的兴修维护、河流渠道的疏浚、排洪泄洪与引水灌溉等活动涉及到不同圩民的利益,极易引发水利纠纷。清代皖江圩区水利纠纷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既有自然环境原因,也有社会因素。水利纠纷反映的不仅是简单的利益争夺过程,还展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期间皖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和社会人口三者之间的矛盾。这些圩区水利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反映出国家、社会、民众的互动,凸现出不同的利益集团权力的运作。     

农村水利纠纷产生原因及解决途径

水利纠纷是农村发展中突出的土地、山林、水利“三大纠纷”之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和谐因素。农村水利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为生产生活争夺水资源,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利益冲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对此从发挥农民用水协会的作用、建立专门的水利纠纷调解办公室、水利机构牵头下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作、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使村民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等方面提出解决途径,促进新农村建设稳步和谐发展。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晚清湖北水利纷争——以光绪年间子贝渊为例

子贝渊水利纠纷是清代湖北一个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水利纠纷。地方利益集团为了各自利益以邻为壑,冲突不断。而州县官关注赋税的征收与社会的稳定,其畛域成见、本位主义非常明显,难以成为水利纠纷协调者。对于民间的水利纠纷和冲突,州县官在处理水利纠纷时由于其认知的范围以及解决地方水患的考虑深度也未能超出地方的范围,因而呈现狭隘的地域色彩。而督抚为大局起见,有可能会协调民间冲突,通过修建闸口,疏通河流等措施来解决水利纠纷。     

清代洮河流域水利利用探析

重点探讨了清代洮河流域水利利用及工程建设情况。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清代前中期与后期在水利工程建设规模、数量、灌田面积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别。前中期因政局因素更多表现为大规模与政府主导性,成果较辉煌;后期因政局动乱与民族问题而表现为兴建工程少、泉水灌溉等小规模水利设施兴起、原有水渠部分淤塞等。同时对清代本区的水利利用工具水车与水磨使用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水利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政府的重视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论民间法的场域公共秩序逻辑——基于广义法哲学视角之民间法的基石法理型构

要摆脱当前法学舆论格局中的被动地位,民间法须型构自己的基石法理逻辑。国家法的基石法理是政治秩序逻辑,民间法的法理型构方法是场域逻辑,以国家法的基石法理为参照,基于民间法的法理型构方法,民间法的基石法理则可确定为场域公共秩序逻辑。民间法遵循着场域公共秩序逻辑有三方面的基本表现：其一,民间法处理国家范围内不同区域或领域,亦即各种场域法域中国家法没有顾及的社会纠纷;其二,民间法处理各种场域法域中国家法顾及起来“不经济”的社会纠纷;其三,民间法处理各种场域法域中国家法难以解决彻底的社会纠纷。     

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的主要模式及其实践情境——兼论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优化进路的启示

流域生态补偿是一种以流域水资源保护为核心，调节流域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关系的制度激励手段，也是一种促进跨流域协同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基于外部性以及协同治理理论(SFIC模型),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动力-主客体-行动”关系分析框架。通过应用分析框架对田纳西河流域、易北河流域、墨累-达令河流域、新安江流域、赤水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权威管理机构主导下“输血式”、市场主导下“造血式”、中央主导下“混合式”、跨区域政府间“输血式”四种类型的生态补偿模式，且每种模式类型都有其特定的应用条件和制约因素。借鉴国内外经验，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模式可以从法制保障、平台支撑、市场引入、绩效考评等方面进行重点优化。     

也谈两河流域的神话与文明——兼与张启成教授商榷

张启成教授在其论文《两河流域的神话与文明》中认为两河流域文明的神话传说、阿拉伯语、楔形文字等是世代相传的、大母神伊南娜是地位最高的神、月亮神为女神,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文中还出现了诸如“巴比伦之四”、杜尔马克神等常识性的错误,一些历史事件的年代也及不准确。笔者对两河流域的神话与文明进行了重新阐述,以便使读者正确的了解与认识两河流域文明。     

网贷纠纷治理的新进路： 基于“互联网+”的强制执行公证

网贷纠纷因涉及人数众多、小额分散、跨地域性等特点而存在治理上的难题。在纠纷治理体系中,诉讼定位由“司法主体”到“最后防线”的回归,以及解纷思维由“程序对抗”向“实体固定”的转化,从理念层面为网贷纠纷治理提供了指引。强制执行公证“互联网+”模式存在正当性,且与网贷纠纷治理内在契合。对此,可从适用案件范围的正反清单、依托互联网平台的系统建设、基于意思表示领受的公证申请、突破面签原则的在线公证审查、利用电子签章技术的无纸化出证、对接法院的高效执行模式等方面具体建构网贷“互联网+”强制执行公证制度。此外,还需对该制度的规范风险、技术风险、真实风险与质量风险进行管控,以实现其制度趣旨与运行价值。     

明代云南的卫所与水利纠纷

明代在云南设立了许多卫所,带来大量移民进入,直接推动了整个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矛盾与问题,水利纠纷即其中之一。卫所进入后云南的水利纠纷增多,日益复杂,目前所见的水利纠纷典型案例中均有卫所涉及。在卫所进入基础上的人口、耕地骤增,造成一段时间内的局部资源紧张,是水利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但纠纷的根源不在于卫所制度本身,而在于水利建设发展水平的滞后。     

新时代下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研究生培养模式初探

新时代国家水利事业在信息化、生态监测、现代水文测验及水文公共服务方面高速发展,使得水利事业工作对专业人才的要求提高。主要对近十年国家水利工程方面的工作内容以及水利类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阐述,“十三五”期间,我国主要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未来,国家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将与互联网结合建立水文信息大数据库,最终建立“智慧水利”。根据新时代水利工程建设发展要求,提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水利类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研究生培养模式,为新时代水利类研究生人才的培养模式提供参考。     

西北干旱区小流域水利现代化过程的初步思考——基于甘（肃）新（疆）地区若干样本的考察

西北干旱区的众多独立小流域在明清时期已经发育出了较为完备的传统水利秩序,支持了其流域内的中小城镇及附属灌溉农业区的存在。本文以古浪县大靖河流域、景泰县大沙河流域和察布查尔县阿帕尔河流域为观察样本,叙述了其自明清、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水利秩序的发展过程,揭示了西北干旱区小流域传统水利社会的形成原因、演变轨迹和运作特点。指出西北小流域在水利制度上的封闭性导致其成为现代水利事业的阻碍。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打破这一封闭性对流域内人口的制约和束缚之后,西北干旱区的农田水利事业才有了大的发展,实现了现代水利体系的构建。     

民生法治视域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之道

近年来,全国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较好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在技术手段、目标设置与治理格局诸多方面呈现出新型治理意蕴。但实际运行中,由于当前基层综合治理体制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的薄弱,导致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和结构面临了诸多困境和问题。从根本上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一项社区公共服务,同时也属民生法治领域的治理范畴。由此,在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必须建构与农村社区法治需求相适应的民生法治体系,以“共治”为思路推进政府、社区与居民依法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以“民生”为前提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以“法治”为保障努力把社区矛盾纠纷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形成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实现以民生法治为导向的基本运作机制。     

皖河流域治水与绿色经济转型研究

探讨皖河流域治水与绿色经济转型的关系及其相应的政策引导与支持.论证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和水土流失是皖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皖河流域洪水发生期长,洪水过程具有“四大、两快、一短”的特征.径流量与含沙量波动呈正相关,峰值同时出现,上游支流的含沙量大于干流.以治水为中心,全面开发水力资源,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业,退田还湖,发展湿地产业、避洪农业,保持园地、耕地的绿色覆盖,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推进皖河流域绿色经济转型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安宁河流域早期铜业开发研究

安宁河流域地处我国川滇铜矿带北部,其丰富的铜矿资源,刚好与蜀地严道铜山（今雅安荥经）对接,使得西南丝绸之路 北线“零关道”也成为一条铜矿带。“零关道”的这个特征,应不是巧合,而是铜矿资源本身能为两端迁徙的先民提供必要资源保 障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安宁河流域铜业开发的扩张,还促成了西南丝绸之路北线“零关道”与南线“五尺道”的连接,将西南边 疆地区跨越金沙江进一步融合,为汉代西南夷奠定一定文明一致性基础。两汉时期安宁河流域以邛都南山和零关道铜山为代 表的铜业开发,则为汉帝国开拓和巩固西南边疆,将之初步融入华夏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金融保障。     

对“费改税”后我国航道建设与养护资金筹措方式及政策的研究

:“费改税”将对航道建设与养护资金来源产生重大影响。“费改税”后 ,我国航道建设与养护资金的筹集 ,应采取由国家投资为主、其他投资为辅的模式 ,国家应加大对航道建设和养护资金的投入力度 ,在航道建设和养护投资以国家为主的前提下 ,国家可以采取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 ,进行河流流域综合开发 ,以水养水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矛盾纠纷转型及化解机制研究

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互动模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区矛盾纠纷在表现类型、发生场域、解决形式等方面出现转型,并呈现出发生领域广泛性、强关联性、反映渠道多元化等特征。如果新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妥善化解,不仅影响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还可能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化解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矛盾纠纷,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完善“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和理念,完善“网格化+网络化”双网协同的矛盾纠纷治理模式;引入“四环介入”模式,构建“全息”动态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有序。     

明清民国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认知与实践——从阎绳芳到阎锡山

认知与实践是一对重要的哲学概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也受到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以阎绳芳、渠殿飏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已经揭示了昌源河流域水土流失的基本原因，即上游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森林覆被减少，从而引发水土流失，最终导致下游洪水灾害频发。他们构建了一个“人类活动—覆被变化—水土流失—洪水灾害”的关系链条，但用风水镇煞法这一“偏方”作为治理良药。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制度的初步建立推动了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官员队伍的技术化，这与近代水土保持技术相结合，不但将明清时代水土流失的“定性”认知上升到科学世界观中的“定量”阶段，而且扫除了传统思想的桎梏和制度的障碍，在系统性的治理实践中迈出重要一步。阎锡山曾开出除弊与兴利相结合的“急方”,使植树造林成为一种资源再造工程，但大片森林在日后的经济建设中又被砍伐，这看似是一个植树与毁林之间的“悖论”,实际上却是实用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主动选择。     

边疆观的演变与古代两河流域的国家治理

边疆是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在古代两河流域的人们很早就从“自我”和“中心主义”概念中发展出边疆意识，并清晰地表现在其语言中。此外具象的边疆也经常出现在各个时期的文献中，更说明两河流域文明对边疆有清晰的认识。两河流域文明始终与边疆密切联系，但在不同时期，其边疆政策有较大差别，这不仅与两河流域王朝的政治体制有关联，也与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关。两河流域的边疆具有开放性的特点，重点表现在经贸活动和人口流动方面，使边疆成为两河流域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关于开展“水利风景区建设与湿地水环境保护专题宣传”和“水利风景区建设与湿地水环境保护知识有奖答题”活动的通知

为了进一步扩大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水利风景区建设的社会影响,增强社区居民的水生态保护意识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推动社区居民为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水利风景区建设工作建言献策,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水利部景区办和《社区》杂志在2006年度、2007年度分别举办了“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和水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竞赛”、“水利风景区建设和水生态保护知识”问卷调查、“保护水生态环境——我心目中的水利风景区”征文活动以及“好山好水好风光”文艺演出等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并积累了丰富经验。2008年度,我们决定在汲取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社区联合开展“水利风景区建设与湿地水环境保护专题宣传”和“水利风景区建设与湿地水环境保护知识有奖答题”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