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意识形态的后真相症候及其应对策略

在网络技术座架的加载之下，网络意识形态日益烙印了虚假谣言遮蔽真实信息、情感驱逐理性的“后真相”特征。真假待辨的拟态环境失焦、真假不辨的数字鸿沟加深、真假难辨的信息传播熵增等是网络意识形态典型的后真相症候。追问网络意识形态的失“真”因由，主要存在情感至上的非理性化、个体驱动的去中心化、负面取向的偏向化、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外来侵扰的迭代化等。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后真相症候需要对症施药，坚持创设有益拟态环境、管控数字资源、甄别意识形态问题等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还需讲究宏微策略，于宏观层面做到正面回应、负面限流、侧面引流；于微观层面推动全媒体时代的迭代更新、融合发展，做好“正能量”“管得住”“用得好”的议程设置，释放行业协会、头部媒体的自建自治效能，培育个体延迟判断、理性冷静、查找证据的媒介素养等。     

“后真相”视域下历史虚无主义的透视与化解

“后真相”下碎片化、非理性因素、舆论占主导的发展模式给历史虚无主义以衍生空间，使其不断以新面貌和新手法亮相发声，具体表征为以隐性的构境手法蒙大众之眼、以柔性的叙事话语掩虚无之实、以灵活的媒介传播虚无之果，这些做法源于“后真相”视域下去语境化杂糅信息的逻辑陷阱、情感化叙事手法的软性渗透、非理性化网络舆情的宣传煽动。对此，应从以“辨”识真，强化受众历史批判力与鉴别力；以“情”动人，激发深厚历史文化情感与合力；以“理”化极，培育创设历史分析的理性环境；以“行”促思，破解历史虚无主义“茧房”迷局等四重维度予以化解。     

汉武帝“建藏书之策”考辨

自汉初至元朔五年，西汉的文献事业达到一个亟需大规模整理的节点，武帝在本年下诏，开始对汉初以来积年所搜集的文献进行校理。“建藏书之策”，即是设立文献分类入藏的簿录，并设定各类部典司之官，这使得汉兴以来的文献整理工作，有了更为系统、明确的规定。元朔五年的这一制度设定，继承了先秦“官守其书”传统，延续了汉初以来文献校理工作的经验，并在汉朝以后的文献整理工作中得到继承。     

“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 表征、归因及治理

从“纸媒”到“智媒”的技术之变、从“真相”到“情感”的逻辑之变,昭示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其以情感主导真相的传播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理性坍塌、信任弱化和认同偏差等隐忧。在此背景下,网络政治谣言从形态、主题、内容和话语等方面畸变出与“后真相”时代相适的多重表征,并在利益勾连、技术加持、治理博弈和信任流失等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借机滋生和蔓延,严重削弱了网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亟须从事实与情感的逻辑澄清、制度与技术的协同规制、价值与文化的柔性沁润、规则与话语的理性建构等角度破解“后真相”时代的治谣难题。     

“看病难看病贵”的形成之因与缓解之策

思考“看病难看病贵”的形成之因与缓解之策，是为了下更大的决心，逐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形成“看病难看病贵”既有医德失位、医技欠佳、医价偏高和医改滞后等直接原因，也有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缺失的间接原因，还有制度与观念层面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逐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必须从医疗环境、政府职能和观念制度等方面实行系统治理，保障公民健康权，体现负担公平性，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80后”美女副市长真相调查

个子高挑、脸庞精致、长发披肩，这个形象很难和“东港市副市长”这个严肃的称谓联系起来。坐在对面的就是近来网上热炒、争议颇大的辽宁省东港市副市长蓬海涛，一个1982年出生的女干部。80后“美女”、与副市（县）长，到底是合规还是潜规？     

“无知之幕”:网络政治传播的风险流变与共识原则

网络政治传播具有“无知之幕”的特征。在网络政治传播的过程中，网络政治传播技术、网络政治传播规律、网络政治传播理性、网络政治传播认知、网络政治传播效果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无知。网络政治传播的“无知之幕”存在着难以预判的政治风险，夸大网络政治传播的政治功能，无视网络政治传播的风险，既破坏了网络政治传播秩序，又破坏了现实政治传播秩序，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解决“无知之幕”带来的风险，需要遵循客观性、真实性、多元性和常识性原则。     

“后真相”：信息交往关系的视角

就社交媒体对新闻生产构成何种影响而言,研究多集中在内容选择、模式转换与理念重塑等方面,对社交媒体引起信息需求变化及其隐喻的交往关系转变却较少关注,信息交往关系变化恰恰是社交媒体产生的主要影响。因为,新闻不仅是内容呈现,更是信息交往关系的具象化体现,蕴含着不同媒介形式下信息主体间的关系互动模式。“后真相”作为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现象的典型体现,本质上是信息交往关系变化的彰显,对该问题的探讨需要回到这个现实语境。      

网络交往“信息茧房”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

伴随我国互联网事业的蓬勃发展,“信息茧房”在我国互联网情境之中出现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产生了影响。就其生成和发展的脉络来看,“信息茧房”的条件是“回音室效应”也即同质化信息的反复传播,受众被困于同质化信息中从而形成“信息茧房”,其可能的后果就是“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可能会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社群传播,也为负面信息的群体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狂热化的网络舆论事件。为了降低“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负面效应,必须要从思想层面唤醒网民的公民意识,以尽可能消除“茧房”的壁垒,从文化层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茧房”进行不同的文化传播,还要从法律层面构建网络监管机构,以保障紧急情况下对信息的及时监管。     

生态美育视角下幼儿园生命教育的“祛魅”与“返魅”

当前幼儿园生命教育价值追求与教育实践存在着背离,主要表现在受传统文化、工具主义、理性主义的影响主体缺席、情感遮蔽、审美匮乏,因此亟需祛除生命之神秘,返回自然之本真。生态美育与生命教育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生态美育视角出发,主张幼儿园生命教育的“祛魅”与“返魅”应坚持审美性、情感性、体验性原则;走出师幼主客二元对立;创设充满生命氛围的亲生命环境;打造体验式生命教育课程,实现生命教育美育转向。     

景观的迷宫：“德波—凯尔纳之辩”与“后真相”的挑战

在spectacle一词的论述与使用中,在学术界存在着模糊地带：到底是沿用spectacle的使用者德波的“景观”概念,还是沿用凯尔纳的“奇观”概念。不同的理解导致了两种学术进路的出现,导致了概念混乱与认知偏差。在冷战结束的全球化时代中,建立于大众传播技术与美国文化研究的“奇观”概念由于贴近实际,一度更具解释力,它助推了现代主义传播理念及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但在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面对“后真相”的挑战与全球民粹主义崛起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又重新宣告着“景观”概念的回归。“后真相”成为关乎spectacle的终极追问,“德波—凯尔纳之辩”关系到“真相”是否存在。因此,这个问题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真相”到底是否存在,或是它只是景观之一,关系到新闻的价值实现问题。     

“祛魅”与“复魅”：论传统武术网络媒介形象崩解

“马保国事件”消解了武术网络媒介形象,表现为荒诞式的话语呈现、断裂化的媒介记忆、消遣式的网民参与,主因是基于视觉媒介的武术欣赏结构变化、媒介奇观效应下的围观扩散、权威话语缺席下的情感消费。在武术与网络的交互关系中,媒介导致武术形象多维消解,集体参与加速武术形象崩解,武术符号形象与现实发展脱节。遏止武术网络形象崩解并重塑积极形象,需利用媒介搭建武术认同基础,推动武术形象正常化发展,多维度强化武术教育。     

挖掘新闻:从后真相出发——“异化”真相下的新闻生产

"后真相"2016年成为《牛津英语词典》年度词,引起了广泛关注。社交媒体冲击下,新闻的主观化、情绪化表达与传播更加突出,导致新闻事件的真相被层层异化,具有浓重的后真相意味。当下新闻传播中,事实真相在情绪流动中被遮蔽、在叙述修辞里被改写、在意见传达中被扭曲;真相这些种种"异化"的根源则在于,互联网时代意见共同体连接的散淡、阶层化的"失范"性焦虑和亚文化的野蛮生长;而后真相世界的新闻生产,因为真相的种种异化,则更需要坚守专业理念,在事件不断被衍生出的议题中挖掘新闻,在事实和情绪的流动中"再写"新闻文本。     

“主旋律”文艺的意识形态策略与后意识形态境遇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主旋律”文艺通常是指以倡导主流价值观、发挥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为目的的作品.在政治意识形态在传统意义上的启蒙和充当价值尺度的功能已呈弱化趋势的情况下,对于智识水平大为提高的当代人,传播意识形态的恰当途径应该是尊重社会已经多元发展的事实,创造符合时代要求的审美价值来重构美感.对于“主旋律”而言,让人们在审美感受中接受意识形态的无意识铭刻,乃至忽略其意识形态性而中性地探讨其文学类型特征,反倒可能是传播意识形态的最佳途径.而“主旋律”文艺获得情感认同的前提,不是依赖话语权的优势捏造美感,贴近主观臆想中的大众,而是提供可以被认同的情感,通过主体间性的协商伦理的践行,去争取社会成员的“同意”;从而扭转文艺与主流政治话语相疏离的局面,并通过与其他形态的文艺创作的共存与竞争,彰显文学身份,在总体性的意义上保持文化主导权的地位.     

“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危害及应对策略

“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传播具有信息杂糅化、叙事情感化、舆论去中心化等特征，其与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相耦合，影响传统历史叙事。历史虚无主义将“蒙太奇”手法运用于繁杂的信息处理、传播过程中，借助感性优先的情感化叙事裹挟网络群体情绪，从而拼凑、虚化历史，造成主流意识形态消解、文化认同解构以及动摇党执政地位的危害。应对“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唯物史观大众化；加强网络治理，培养媒介意见领袖；变革历史教育，增强群众辨识力。     

基层干部“污名化”现象的成因及破解思路

当前,基层干部形象被误读,一些基层党员干部被“污名化”.其原因主要为:名目繁多的“一票否决”让乡村干部有时不得不得罪群众,责大权小、事多钱少没尊严,基层工作的辛苦与待遇不相匹配,维稳任务重等,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生态多元、多变、多层次,会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因此,要建立客观公正考核基层党员干部政绩的指标评价体系,优化领导机关与基层权力生态系统的体制机制,加强政治生态环境建设,从民主法治视角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基层党员干部也要在“污名化”的旋涡中自保自证清白等.只有把为民的思路变成群众的致富之路,把为民的实绩变成群众得到的实惠,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党员干部的公仆情怀,才能切实破解基层干部的“污名化”现象.     

“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透视：《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逻辑阐释

人的解放不仅是一种思想运动和价值追求，而且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性社会运动。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和自由发展是每一个时代都关注的理论焦点和尚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历史生成的方式分析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自由与解放状况。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设定，基于“现实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对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的参与和渗透，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自然共同体阶段“现实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与从属，剖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虚幻共同体内部“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对立与分裂，进而对未来真正共同体中“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实现真正的统一进行设想构建，以此解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谜。     

在曲折中前行——浅谈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左联”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左联"是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带全国性的革命文学团体,也就是说它的产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因此"左联"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还应包括意识形态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左联"的文学主张必定会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拉普"文艺思想、日本福本主义和当时党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左联"的文艺理论主张出现了一些偏颇,忽视了文学的特殊性。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路线的不断修正,"左联"也逐渐克服了自身的问题。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的知识贮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     

作为媒介的“红色地铁”：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空间争夺

“红色地铁”将红色文化融入地铁空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重要渠道。“红色地铁”通过嵌入式“看见”、直陈式“劝服”以及流动式“捕捉”使主流意识形态进入公众日常生活，即通过空间嵌入将主流意识形态置于公众视觉审视的中心，通过空间修辞增强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通过空间延伸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然而地铁空间中消费主义的渗入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以传播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商业广告与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红色地铁”之间形成空间竞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通过空间渗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空间争夺。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应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生活空间转向，使主流意识形态牢牢占据日常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