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汉代的伦理激励——以激励贤义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伦理教化兴盛的时期，伦理激励为其重建社会伦理新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激励贤义是汉代伦理激励的一个典型，其方式灵活多样，有升迁、加官；赏赐、封侯；图像、刻石等。两汉激励贤义呈现出渐进性的特征，为中国封建社会提供了伦理激励的范式。     

南北朝时期州官与府官之关系——以州官体系之变迁为视角的考察

南北朝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中出现了州官与府官的双轨制.以往学者大多认为随着东晋以降军府机构的发展,府官逐渐侵夺了州官的职权,使后者变成了没有职事的闲散职位.不过这一观点并不准确.从汉到南北朝,州官的职位结构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再由繁趋简的过程.与之相应,南北朝前期的州官仍是负责具体的地方行政事务的,此后才出现府官代行州官...     

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另类的吗？

“龙”与“象”的比喻笔者是第一次去印度。在去印度前,笔者曾经在文章中多次转述过印度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强项”,不过,笔者对这些“强项”的认识基本上来自其他学者的观察和总结。笔者最早接触到这类研究文献是在2001年,那个时候印度经济还很少走进国内学人的视野,不仅如此,要是提到印度的话,人们还经常会把它当作“反面教材”来比喻。在很多人的头脑里,印度是所谓的制度化腐败的典型。在讨论到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关系问题     

社会学视野中的现代家庭教育

一、家庭教育的社会学理论分析家庭教育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教育方式,其存在和发展有着社会性的规律和特点。下面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家庭教育的分析。１．“社会化理论”与家庭教育个体由婴儿到成人,经历了一个由生物性的“自然人”到社会性的“社会人”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社会学范畴中个体的社会化。所谓个体的社会化,也即“将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能适应一定的社会环境、参与社会生活、履行一定的社会角色的‘社会人’的过程”①。这也是一个人获得其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习惯的过程。②社会化理论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     

浅谈出土文献中鸠杖与汉代养老制度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汉代的统治集团提倡“以孝治天下”，注重维系人心、安定社会；汉代作为一个并非首创又非晚近的封建王朝，其文化制度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自豪地以“汉人”自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先秦的养老礼制至汉代形成为完整的制度，这一制度以及其中包含的尊老、敬老的精神成为汉以后历代养老制度的蓝本，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本文试从出土文献中“鸠杖”的角度浅谈汉代的养老制度。     

回到家产官僚制——以明万历四年到五年的北京契税制度改革为例

通过对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到五年（1577年）北京契税制度变革过程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家产官僚制支配模式及其形成过程。在万历四年都税司大使私擅税契事发这一突发事件的触发下,典制关于契税的规定与万历四年前北京契税管理空白之间的矛盾暴露,导致官员与皇帝围绕北京契税制度改革展开社会行动。到明万历五年,在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兼有包税制与官僚制特征;在非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整合了儒家的孝道和功利主义,以及形式的法理思想和对传统的认同。本研究发展了更为完整地理解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支配模式及其变革过程的家产官僚制理论,系统地呈现了传统中国家产官僚制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之间与内部的矛盾。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从波兰尼所谓“大转变”、特别是布洛维所谓“第二次大转变”的观点来看待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形成了“新古典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前一条路线关注精英,后一条路线关注工人阶级和底层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命运。在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平等,市场社会意义上的中国工人阶级可能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被塑造成型,社会学的“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中现存的两大理论模式,即“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分别对“农民工”和原国有企业工人如何形成为市场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透镜。借助于这些理论透镜,可以重建对“农民工”的整个研究问题并将之纳入阶级形成的框架中。最后,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可能为对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进行具体的、以生产过程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和方法论的立足点。     

“煤矿官股”背后的政治

如果政府体系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设没有根本的改变,政府的信用即所谓的公信力将会逐步丧失,那么“煤矿官股”类的现象将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同时也将导致地方官员“机会主义”式地使用公共权力,于是也就形成官商勾结的恶性循环和机会主义在全社会的泛滥。     

“征兵、优待、育才、安置”一条龙的构想

所谓“一条龙”,主要是指部队与地方的相互配合、通力协作,使适龄青年从应征、服役到退役的整个过程,实现“征兵、优待、育才、安置”四个方面配套成龙,形成一环扣一环、环环相互衔接、连为一体的机制。为使“一条龙”做法取得最佳效果,军地双方应着重抓好三个阶段的工作:     

略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学位制度的流变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行学位制度都是与本国的历史和国情相适应的,我国的学位制度发展历史经历了一个探索、发展、总结、确立到完善的过程。本文通过梳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和学位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考察了近代中国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学位制度的本土化、正规化、制度化的方式,为求为现行学位制度的发展和有效执行提供历史依据,为学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理论支撑。     

《寻乌调查》与“三大法宝”生成逻辑的文本解释

“三大法宝”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回望来路，“三大法宝”的成长历程折射出寻乌调查的历史投影，从基于此次调查而著成的《寻乌调查》文本中可以探寻到统一战线的策略缘起、武装斗争的战术进路、党的建设的战略理路及“三大法宝”的有机统一。《寻乌调查》与“三大法宝”的生成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     

论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及其当代启示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一词，并根据当时社会局势和国内环境的变化界定和完善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内涵。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初步形成，经历了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从古代“夷夏观”分野到近代“种族观”再到近代“民族观”，从近代“民族观”到“近代中华”再到“中国民族”，从“天下合群”到“大民族主义”再到“中华民族”，这一过程实现了中华民族内涵的现代转型。从古代概念内涵到近代西学概念学习，再从吸收近代西方概念到近代中国概念转换，最后完全形成中国化概念内涵的自我超越。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启示我们，要坚决反对防范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全面构建和谐的世界民族观念。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创新·发展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深化江南文化与岭南两地文化的交流和互鉴,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上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论坛于2023年底在上海成功举办。论坛围绕“交融·创新·发展:地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题,深入探讨了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特点,充分挖掘和利用两地文化的资源优势,发挥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当代价值,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都是中华文脉的重要支脉,在促进中华文明发展、推动中华文化传播乃至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二者又在各自独特的传承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脉络与精神特质,为深度探讨文化传承创新提供了现实镜鉴和广阔空间。本期城市大家谈栏目特摘编论坛主旨发言如下,以飨读者。     

君子·小人·人生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与人交往是一个互动过程．就是说，自我开放的区域越大，别人的良性反馈也就越多，因此说人际关系和谐程度与让人了解自己的程度成正比．而我们通常总是用“君子”、“小人”去衡量别人，却忘记了这一尺度同样也适合自己，生活中就严以待人、宽以律己，弄得人际关系很紧张，从反面为心理学家提供了佐证．人的一生中，总是“君子坦荡荡”，怕是极少有人能办到．平凡人物不去说它，就看名人吧！从孔老夫子到当今的大学儒，从秦始皇到当代的毛泽东们，都曾有过违心做事的时候．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遗训就足以使君子们小心前行了…     

经济社会学:理论、方法与研究

一(一)对“经济社会学”内涵的重新认识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熊彼特是“经济社会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在《经济分析史》中提出“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更多地强调经济,而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学并不一致。即使就经济学而言,“经济”制度最初指罗马社会的家庭管理(“Ｏｉｋｏｓ”);而熊彼特的纯粹经济学概念则过于狭隘。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线性的,而是经历了无数曲折和往复,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各个时代的基本假设和定义。对于“经济社会学”自身含义…     

“非常道”

人类在为世界命名的过程中，往往以对人和禽畜的威胁程度为依据，将唯人类所独有的道德善恶附加到动物身上，使之成为一种象征。所谓“狼道”与“羊道”，正是如此。如果以此为标准，我们也许可以将从古到今的思想家划分为前述两个序列。     

国外心理学家论青年职业意识之形成

国外心理学家论青年职业意识之形成单复所谓职业意识，是指人们对职业的认识、意向以及对职业所持的主要观点。职业意识的形成不是突然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幻想到现实、由模糊到清晰、由摇摆到稳定、由远至近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每个青年的职业意识是随其生理、心理和社会...     

文摘荟萃

我国将步入“经济合理化时代” 日本经济史上曾有一段被称为“经济合理化的时代”，那是指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初。所谓经济合理化，是指通过对新设备．新技术的投资．以及对生产和经营的重组来提高生产效率的做法。正是在经历了经济合理化时代之后，日本成功实现了超欧赶美。中国和日本两国经济发展过程并不相同。     

功能衰微与泛政治化：苏丹政党政治的演变与特点

在苏丹政坛上出现过的政党大致可以分为宗派政党、左翼政党、政治伊斯兰政党、地区政党和政权党五种类型。从政党体系的角度看,苏丹经历过多党制、一党制和政权党主导下的多党制三种政党体系。多党制是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政党体系,体系中的主导政党是宗派政党。后两种政党体系是军队干政后建立的,这一过程涉及政党与军队的“共谋”。政党在军队干政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主动引入军队的力量以打击政治对手或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党之间非制度化竞争的表现。从长期来看,军队的介入削弱了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化功能。自巴希尔执政以来,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渐流失,政治代表与表达功能弱化。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组织开始发挥本应由政党行使的代表和表达功能。这些组织通过非制度化方式参与政治,它们的兴起是苏丹社会泛政治化的表现。在泛政治化社会中,政党作为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     

“十四五”期间上海新城轨道交通发展的若干思考

近三十多年来,上海新城的规划经历了卫星城到郊区新城再到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的发展过程,承担的功能日益重要。上海已有的轨道交通网络在有力支撑中心城发展的同时,也串联了中心城与新城。“十四五”期间,上海要加快形成市域空间新格局,聚焦“新城发力”,需要加快探索新城轨道交通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思路。该文通过梳理上海新城轨道交通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分析新城发展的新要求,对标国际经验,提出了“十四五”期间轨道交通支撑上海新城综合性节点城市发展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