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聘问礼中的“礼赠”特征之分析

聘问礼在五礼之中属宾礼,是周代贵族之间重要的邦交礼仪。聘问礼的进行是伴随着礼物互赠的,称之为"礼赠"。"礼赠"是西周贵族之间交聘往来的一种情感表达与身份标识,其在礼仪交往中体现的等级性、对等性、象征性、敬让等特征恰恰是西周礼制的本义之表达。"礼赠"对于周礼的维系与西周贵族统治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着周人的基本精神。     

汉赋用礼考辨

作为一代文学之胜,汉代赋作常有礼仪方面内容。由汉赋文本出发,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可知汉赋用礼共有二十四种,包括校猎之礼、衣裳会盟之礼、诸侯之礼、封禅之礼、燕礼、朝贺之礼、祭祖之礼、祀天之礼、瘗地之礼、朝觐之礼、宗庙之制、吊问之礼、巡狩之礼、祓禊之礼、命将出师之礼、大射礼、大飨礼、大傩之礼、藉田之礼、贽见礼、养老礼、大赦之礼、婚礼、饮至策勋之礼等。汉赋用礼有四种倾向:分布特点上,汉赋用礼频度高,范围广,名篇多,以大赋为主;作用对象上,汉赋所用礼仪大都以天子为主导对象;种属特征上,汉赋用礼以吉礼、军礼、嘉礼为主,凶礼、宾礼则少有涉及;时代兴变上,汉赋用礼以继承或损益周礼为主,以新立礼仪为辅。     

从张九龄敕书看唐政府处理与两蕃关系的策略

唐玄宗时期,两蕃经常游离于唐与突厥之间,并根据双方实力的消长而叛服无常。当两蕃反叛唐朝时,唐政府调兵遣将,坚决给予军事打击,并确保对两蕃斗争的胜利。当两蕃脱离突厥来归时,唐政府亦能不计前嫌,继续贯彻怀柔政策,妥善安置两蕃首领和百姓。此外,唐政府还积极采取军事、外交手段,保护两蕃免于突厥的攻击。唐政府正是通过军事打击、政治怀柔以及外交手段等多管齐下的策略,尽力争取两蕃的归附。     

论晚清地方外交礼仪及地方官的态度

晚清中外约章对地方外交礼仪的规定包括三部分：与外国官员往来礼、与传教士往来礼及与其他外国人往来礼,其中与官员往来礼仪规定最详,涉及公文格式、称谓等方面。这些规定从礼仪方面体现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局势的深刻变化。地方官十分重视礼仪的作用,将其作为处理地方交涉的重要辅助手段,如借助外交礼仪抵制列强索取约定之外的外交特权,借助外交礼仪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等,都是他们重视和运用礼仪的表现。地方官对外交礼仪的重视和运用体现了他们对新的外交关系模式的应对和适应。     

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礼制度

中国古代书院学礼制度源于中国古代学礼制度。书院学礼制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修学与讲会之礼容礼仪;二是释奠释菜等祭祀礼典活动。书院之学礼,有其自身的特色,书院祭祀系统代表着书院的道统与学统,在完成书院培养人材的目标、继承传播和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投壶”与古代士人的礼乐文化精神

"投壶"活动起源于远古的一种竞技游戏,西周以后,转入"燕射"礼中,成为宾主相娱的礼遇手段。投壶有细密的规则,于时间、场合、投射距离以及器具的形制等,都有特定的要求。投壶作为最古老的酒令和竞技活动,既在外交礼宾场合体显国家的礼仪尊荣,又于平常的游乐当中养生和习礼,因此它是古代士人奉守的修身治心之道。     

历代帝后的合葬及其类型——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

三、隋唐五代时期经过长期的南北分裂,至隋,中国重归统一。古代礼制自秦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文帝时,可谓开一代唐制之先。《隋书·礼仪志》云：“高祖（文帝）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而唐初所谓“贞观礼”、“显庆礼”等,则皆为“修...     

辽西两蕃与高宗朝东、西线战局之关系

以高宗中叶以后的边境局势正如岑仲勉先生所言 :“始而西及西南受吐蕃之严重威胁 ,继而突厥脱离 ,北边复树一劲敌 ,最后则东北两蕃 ,亦时思蠢动”[4] (P2 2 5) 。岑先生将东北两蕃与吐蕃、突厥并列为唐高宗中叶以后的三大外患 ,是很有见地的。虽然此时它们的威胁尚不如后两者明显 ,但到武后乃至玄宗时期 ,两蕃对唐东北边境的威胁、对唐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对东北和北方各少数民族势力消长重组的影响就非常明显了辽西两蕃与高宗朝东、西线战局之关系@李蓉$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基础部 @蹇福阔$重庆工学院材料系!重庆400016[1]　黄约瑟.薛…     

宋代献俘礼渊源递变述考

献俘礼是中国古代军礼的一种。在宋代,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为了接纳各地投降君臣,献俘礼因之成形。从实际程序看,宋代献俘礼主要继承自唐、五代时期献俘礼仪制。广义的献俘礼包括献俘、献馘、告礼等;狭义的献俘礼,即皇帝亲见来降君臣,具体包括五个步骤。南宋时,北宋的献俘礼实际上被放弃不用。从宋代献俘礼的渊源、递变过程,投射出宋代在既不推崇军功,又需要彰显军功的矛盾之下,在固守窠臼与尊重实际二者间寻求平衡的治国理念和措施。     

《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     

體与禮：佩玉践形与儒家神话礼仪

＂礼＂本质上是一种负载于人＂体＂叙事的象征符号,＂礼＂与＂体＂的实践与信仰,是＂礼＂的发生学探讨不可忽视的观察视点。文章对儒家思想系统中的＂體＂、＂禮＂与＂鸣玉以相＂、＂佩玉践形＂等语词隐喻与行为意义进行了知识考古式发掘,发现体、礼与玉在儒家礼乐身体实践,乃至上古宗教仪式中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即外體（身体仪容）——礼与玉（媒介）——内德（神圣力量）,从而揭示礼仪诞生的动力源泉,以及神圣礼仪和世俗道德间的根源联系,为＂礼＂之发生探源提供一种新的阐释。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的解体与转型

《左传》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部历史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时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文章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春秋时人们强调礼仪之分的背景,它是宗法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周礼背后"亲亲"、"尊尊"精神消除后而丧失其政治功能的反映。礼仪之分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礼的生存合理性的反思:政治生活中的秩序规定以某种本有的秩序为本,将自然的存在赋予价值根源的意义,天人关系式的思维模式被采用。     

周代礼教思想与礼仪制度的系统把握

古代中国是"礼仪之邦".这"礼仪"的完备其实是在周代完成的.周礼是兼顾天人、敬神化民的产物.周礼虽然承担着"敬神"的职责,但更多地扮演着"修身""齐家""治国"的角色,体现着"神道"向"人道"的转移.周代的礼教思想认为,"礼"者主"敬";作为维护宗法等级的规范,要求卑者尊贤而"义",尊者慈爱而"仁",进而实现"十顺";"礼"别异而"乐"统同,所以"礼""乐"相辅;"礼"是有节制地满足人欲的理性规范,所以"理""欲"相兼.在形成丰富深刻的礼教思想的同时,周代诞生了繁复齐备的礼仪制度.《仪礼》和《礼记》规定、阐释了周代礼制的纵向系统:"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周礼》描述、揭示了周礼的横向系统,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周代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无所不包的礼制之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顺鬼神,合人心,理万物"的根本保证.     

《家礼》与明清徽州男子伦理生活定位

《家礼》是南宋朱熹撰写的一部礼学专著,分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5个部分将古代礼义充分糅合于其所制定的礼仪规范中,对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地方伦理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以明清时期的徽州为典型区域,以徽州男子为特定人群对《家礼》的实践理路加以探究,认为:一方面,明清时期徽州男子伦理生活的定位,以朱熹《家礼》为旨归,其孝行、悌友、义举等伦理生活,与《家礼》中的孝道、悌友观以及义利观等一一对应;另一方面,《家礼》对古代地方伦理生活的影响展示在礼义和礼仪两个层面,对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于生活中的推广也颇具参考价值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的解体与转型

<左传>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部历史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时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文章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春秋时人们强调礼仪之分的背景,它是宗法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周礼背后"亲亲"、"尊尊"精神消除后而丧失其政治功能的反映.礼仪之分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礼的生存合理性的反思:政治生活中的秩序规定以某种本有的秩序为本,将自然的存在赋予价值根源的意义,天人关系式的思维模式被采用.     

“礼仪”与“礼义”考辨——兼谈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中对礼仪之“仪”的误解与误用

"礼"与"仪"原本不分的。"礼"是通过特定形式体现的特殊意义,"仪"是体现特殊意义的特定形式。形式与意义合二而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意义本身就是形式。"仪"就是"礼","礼"就是"仪"。当"仪"与"义"与"礼"相结合时,"礼仪"与"礼义"二词具有极大的相合之处,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仪"是形式,"义"是内含。一旦"仪"脱离了"礼",甚至背离了礼之义,即"礼"的基本精神,"仪"就褪变为虚伪的形式。所以在礼的本质方面,我们强调"以仁释礼";在礼的作用方面,我们强调"成人"——"成仁";在礼的特征方面,我们强调礼的无限性。这样,我们就把"礼仪"这一概念与当前学术界、特别是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方面所讲的"礼仪"完全区别开来。     

论“三礼”中凸现的西周礼仪教育模式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享誉天下,早在西周时期便开始大规模礼仪建设。西周以礼为治国之本,形成淳朴的民风,百姓安居乐业。西周灭商后能迅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们大力推行的礼仪教育。《礼记》、《周礼》、《仪礼》等古代书籍中记录了西周礼仪教育的原貌,西周礼仪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方法灵活。时至今日,仍可为现代礼仪教育提供重要借鉴与启示。     

论《礼记》丧祭之礼的人文意蕴

丧祭之礼是古代华夏之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礼学思想所关照的核心问题之一.<礼记>在对丧祭之礼的阐释中贯穿了精湛的学术思想,弘扬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儒家认为丧祭之礼应注重情感因素而不必过分看重礼仪形式和礼品的丰厚;强丧祭之礼具有弘扬美善道德之作用;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价值的最深切关怀.     

中国古代的降书

降书是中国古代降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没有降书,直接使用投降礼仪。汉人重礼,认为用文书投降是诈降。三国时期蜀吴降书流布天下,后逐步取代投降礼仪成为投降的主要形式。降书的出现和使用体现了中国古代从重礼到重言观念的转变,降书是降礼在语言和文化层面的体现。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