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末商办铁路弊端的检讨——兼论“商办情结”

清末商办铁路的弊端主要表现为绅领、省界、腐败及强征股等,从这些弊端入手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铁路商办手段的局限性。官办与商办二者互为优劣,互为长短,都是发展我国交通的方式或手段,二者并不冲突,相反,则应是相辅相成的。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官商纠葛:以1930年代广州市电力公司商办权争夺为中心

清末英商创办的广州市电力公司,历经外资、官商合办到商办的过程。1932年7月9日由于各种因素被广州市政府收归市营。政府的强制接管行为,引起海内外同业、商会、社团等的广泛反对与共同声讨,并支持电力公司收回商办权。此后数年,官商之间展开以争夺电力公司举办权的博弈。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其发还商办,但是地方政府并未践行,电力公司命仍由官办。其背后涉及到民营公用事业的商办权的合法保障性问题,抑或是变动政局中如何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体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利的博弈,官商之间的隔阂,从而凸显了双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从废约自办到官商合办:杨度与清末粤汉铁路

在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中,杨度以留学生总代表的身份奔走呼吁,为收回粤汉铁路起了重要作用。在废约自办之初,杨度倡导湘、鄂、粤三省合力商办,反对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但清政府并没有采纳其建议,而是采用了三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的修路方针。当清政府这种方案遇到困难后,杨度转而赞成借款修路和官商合办,主张按照分而不分,合而不合原则,商股由湘、鄂、粤三省商人筹集;官股则由政府想办法,将用人、路工和资本统一起来。这种官商合办方式既有利于早日完成铁路工程,又有利于解决当时存在的矛盾。杨度明确反对将铁路收归国有,劝说邮传部采用官商合办的方式,准许商民附股,俯恤商艰、体谅民情,与人民共享铁路之利,国家单独承担各种损害。但杨度的建议仍然未被采用。清政府顽固地坚持铁路国有政策,从而引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并最终导致了覆灭。     

晚清的商办铁路及其结局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创建商办铁路公司的高潮.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各商办铁路公司的资金筹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内部的组织管理也相差较大,但整体上存在着缺少资金,组织管理混乱,路线规划各自为政等问题,筑路成绩普遍较差.在此情势下,清政府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     

晚清的商办铁路及其结局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创建商办铁路公司的高潮。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工商业发展不平衡，各商办铁路公司的资金筹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内部的组织管理也相差较大，但整体上存在着缺少资金，组织管理混乱，路线规划各自为政等问题，筑路成绩普遍较差。在此情势下，清政府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     

析清末“铁路国有”政策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针对商办铁路出现的一系列弊端,决定改弦更张,实行“铁路国有”政策。这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但由于清政府措施不当,各省借此机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以维护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由于人们情绪高涨,将与铁路国有连为一体的铁路外债也席卷进来,一并反对,而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     

张元济与浙路商办

张元济不仅顺乎时代潮流力促商办浙江铁路公司之诞生,而且在"拒外债、保商办"的浙路风潮中充当了急流勇士,同时在浙路商办实践中亦功不可没.     

简评清末商办铁路

清末商办铁路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2 0世纪初 ,民族危难空前严重 ,朝野上下急思振兴之策 ,收回路权以及组织公司、筹款筑路蔚然成风。商办铁路作为清末民族救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许多方面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洋务运动时期企业创办方式与企业制度建设

洋务运动时期人们探讨了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中外合办等方式创办新式企业的问题,触及到企业制度建设中如何处理政企关系这一重大课题。     

铁路与近代社会力量的成长——以粤汉铁路建设的体制和机制为切入点的分析

清政府在甲午战后筹建芦汉铁路的过程中酝酿筹建粤汉铁路,其最初的体制和机制与芦汉铁路是一致的。"商人承办,官为督率"的体制确认了社会力量在铁路建设领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在这一体制之下,在官商合作的粤汉废约运动中,社会力量的作用得到突出的体现。但是,在废约运动之后,这一体制发生变化,张之洞提出了"官商合办"的体制构想,意图在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找到平衡。但在张去世之后,清政府推行干线国有政策,社会力量加入民主革命洪流,最终埋葬了清政府。从近代铁路建设进程的全局来看,铁路引发社会力量的成长是近代历史的一种必然现象。     

试论晚清的商办铁路政策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其铁路政策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官办与商办之间摇摆。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中止了商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

从宏观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政治妥协存在着巨大的伦理变数;从微观个体的角度考察,政治妥协又造成其在伦理选择上的两难困境。政治妥协内蕴着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统一,但在以专制为主要特征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里,二者是分裂乃至背离的,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受到压抑,政治妥协的道德评价以负面居多。在以民主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异质并存的社会里,政治妥协作为一种品性得以提升,它体现了人类的自觉理性与人文情怀的有机统一。     

甲午中日战争与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

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汉阳铁厂时选择了官办形式,但他与李鸿章、盛宣怀在采用何种体制上,从一开始就存在官办和官督商办之争,直到1896年铁厂才从官办转变为官督商办.催化这一结果的是甲午中日战争,它所导致的清政府战后的财政崩溃、经济政策转变以及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为铁厂改制提供了条件.     

试论近代洋务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

洋务企业是近代中国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经营管理方式经历了由以官僚为主导到官商合作的过程。在这种体制中 ,企业内部官商矛盾不可避免地对立和激化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此类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甲午战争以后 ,洋务企业的经营管理面临着革新的课题 ,最终导致洋务企业转变经营方针 ,成为商办或具有更多民营性的商办企业 ,这在近代中国企业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清末的商电官办事件

清末我国电政有商办、官办等区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邮传部尚书陈璧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将商股转化为官股,从而实现了电政的全官办化。就该事件的影响而言,其在推动电政发展的同时,也对商办资本的信心是一个打击。陈璧之所以如此,与其性格的张扬及恤商、商办官助思想不无关系。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应将官办与商办对立化,而应该看到,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汉冶萍公司的衰败与国际资本的掠夺——学习列宁《帝国主义论》之体会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旧中国江南最大的联合企业之一,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含株萍铁路)组成,于光绪34年(1908)经清朝政府批准,正式成立。 公司的前身是清廷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它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经历了一个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到完全商办(汉冶萍有限股份公司)到最后衰败的曲折过程。     

稳定的宪法与妥协的宪法--以美国宪法为例

美国宪法的长期稳定与内嵌其中的妥协精神和制度分不开。美国宪法是谈判与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是以利益对抗为存在前提,以尊重规则为生成条件的。妥协内涵着自我反省意识和协商对话精神,因此在某种视角下妥协是一种美德。宪政中的妥协精神和妥协机制是现代社会协调各方面利益、解决各种政治矛盾和冲突,实现人权保障目的的重要前提和条件。     

地方对铁路中央专管体制的权力消解——以清末广九铁路交涉为例

邮传部成立前后,铁路总公司和铁路督办大臣共管体制正趋于瓦解,铁路中央专管体制逐步建立。但是,在这一转制过程中,持续受到来自地方大员的权力消解,权力集中进程并不顺畅。两广总督岑春煊凭借其政治地位,在广九铁路交涉中,仍担当主导性角色。中央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唐绍仪,也主动为地方督抚争取铁路实际控制权。铁路总公司是广九铁路草约订定者,在正式合同谈判时,其正处于濒近撤销之际,较少对这条铁路施加影响,邮传部和外务部也都无意过多介入此路。广九铁路借款交涉与修筑运营,一方面显现地方权臣对铁路的控制能力是铁路专部管理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地方督抚兼任铁路督办制度的取消,地方权力对集权化铁路管理体制的冲击也正不断趋于弱化。     

北洋时期技术官僚在产业行政中的定位——以铁路管理制度变革为背景

北洋时期,铁路技术人才培养的主导权逐渐被中央政府交通部所控制,技术人员也被纳入官僚体系之中,技术官僚成为新型文官的构成部分。技术官僚与技术管理机构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产业行政的专业化管理能力上的差异愈趋加大,中央部门的技术优势有效地遏制了铁路管理中地方分权的势头。铁路部门中技术官僚体系的成型,与清末以来铁路集权化管理体制的进程是相契合的。此既可视为技术与政治关联性增强的典型,也折射出铁路与其他交通行业、工商实业部门的差异性。铁路技术自主化所衍生的路权嬗变,也是近代中国集权化政治的构成要素之一。     

政治关系、市场化改革与股东财富效应

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情景,从"代理假说"、"干预假说"和"挤占假说"进行对比分析并考察政治关系给公司股东带来的价值预期及其财富效应。通过公司高管变更的事件研究发现,高管的政治关系减少了股东的价值,其财富效应显著为负,但仅体现在市场化高的地方,而在市场化低的地方,高管的政治关系没有明显的股东财富效应。这说明,在市场化高的地方,竞争力比政治关系对公司的发展更重要,但是政治关系会挤占公司对竞争力建设的资源投入,让公司的竞争力遭受损害。研究结论支持政治关系的"挤占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