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各省参考书籍之编纂

1936~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各省参考书籍的编纂,是国民政府组织的一次重要的地方文献编纂活动,但长期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本文全面考察其缘起、成就和意义,认为本次编纂活动除有助于周览团和中央了解各省外,还有利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地方文献的保存;为后世的方志编修和历史研究工作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促进了中央与边疆、中心与边陲间整体联系的强化。     

试论班固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

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其代表作《汉书》,是我国古代一部史学名著。班固及《汉书》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具体表现在：第一,首创纪传体断代史的体裁;第二,整齐和完善了纪传体的结构;第三,重视史书编纂中的文字表述,给后世史家以诸多启迪。     

白寿彝先生论历史编纂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为倡导建立历史编纂学学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首次提出历史编纂学是一份重要的"史学遗产"的观点,倡导对传统史学的编纂思想、编纂理论和编纂方法进行发掘、分析和评价.之后,他又多次撰文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从理论层面上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架构;由他主持编纂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采用"新综合体",实现了编纂体系上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编纂学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对我们今天构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并加以研究.     

近代历史编纂理论的变革与发展

近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时代条件变动的影响,中国历史编纂模式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围绕历史编纂与时代条件的关系、历史编纂变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编纂结构的改造等方面,中国近代史家作出了颇富特色的论述和改造,他们的一些论述与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丰富成果和思想智慧,是当前推进学术发展的迫切需要.首先应当在以下三个理论问题上形成共识:一、历史编纂是史家才、学、识、德的重要载体;二、历史编纂是"再现真实历史"的综合创造过程;三、历史编纂的内容广度和著述格局都随时代而发展,必须以动态眼光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再作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学科体系就一定能建立起来,并使之不断完善.     

民族历史的权力:19-20世纪欧洲的民族历史编纂

民族主义发端于中世纪欧洲.民族归属感的比喻可回溯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现代民族与前现代时期的民族截然不同.18世纪后半叶,制度化和职业化的历史研究出现,科学的历史学兴起.历史学家成为民族叙述发展的重要因素.19世纪,浪漫主义的民族历史编纂学在欧洲各地崛起.语言、历史和文化被用来论证民族的特殊性.1850-1950年,民族历史编纂是欧洲历史编纂的主导形式.历史学家排斥或调和宗教、阶级和种族因素对民族历史的侵蚀,维护民族叙述的统一性.二战中的战争、占领与大屠杀导致欧洲各国的民族历史经历重新审视.战后,历史编纂学日益多元化,各种思潮不断考验民族历史框架,把认同与历史重新民族化的尝试随之产生.21世纪初,欧洲历史学家期待欧洲化、全球化的历史编纂,但民族的历史编纂框架仍然具有活力.     

近代正统论的嬗变及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西方的历史编纂理论、体裁体例等开始输入到近代中国,客观上成为推动中国历史编纂学向近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正统论作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在近代出现了颇为有趣的演变,即在前期（1840-1860年）仍受到史学家的关注,并在具体的史书实践中得到贯彻;从1860年到新史学思潮兴起前,一些史学家已经认识到正统论的不足,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作用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开来;新史学思潮兴起后,正统论遭到近代史学家的尖锐批判,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探索近代正统论的演进路径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对于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不仅有丰富绚烂的史书体裁、体例,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也有颇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后者是支撑中国历史编纂学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传承与革新:南宋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从历史编纂的角度,对南宋官修史书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及与此相应的历史编纂经验的积累,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以及对历史编纂的新认识作系统的考察,阐述其与时代特点的内在关联,揭示其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变革中求创新的丰富内涵,对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规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汉书》:中华文化传统继往开来的名著

班固在东汉初撰成的《汉书》,是一部为中华文化传统继往开来的名著。以往有过的因为要抬高《史记》地位而贬低《汉书》的做法,对于这部名著是极不公正的。通过重新审视和深入分析,可以得出三方面的认识:一、从南北朝至两宋"《汉书》学大兴",其中包涵着重要的历史信息,表明《汉书》对前代文化成就加以总结,又对后世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二、在历史编纂上,《汉书》开创了"断代为史"的著史新格局,成功地解决了历史编纂上的难题,保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得以实现;三、在记载内容上,班固以"实录"精神和进步史识为指导,弘扬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抗两汉之际盛行的图谶神秘妖妄之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王鸣盛历史编纂学思想刍议

历史编纂学是我国传统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又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之大总结时期,探讨此时学者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议论,必将有助于我国传统史学思想之开掘。本文主要围绕王鸣盛关于作史的必备原则、史书的体裁选择以及修史的具体操作等方面的评论,对其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探寻和勾勒。     

蒙古历史编纂学中的汉文化因素

汉族的历史编纂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蒙古人将他们从汉族人那里学到的文化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翻译写作风格。蒙古编年史编纂中的汉族历史编纂学因素体现在资料的借用和编纂方法两个方面。这也是蒙、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历史佐证之一。     

承前启后 开拓创新——唐代典制史著编纂述论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处于重要阶段的唐代,是典制史著编纂的开拓和创新时期,成果卓著.其编纂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编纂特色,均对史书体裁和史学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并对后世典制体史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历史编撰学与后现代主义

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文明和价值观展开了激烈批判,而那种现代以来面向社会科学的历史编纂学也由此发生了巨大转变。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两个核心观点,即历史无统一性、方向性或连续性,以及历史文本乃是根据推理和语言建构而实现的,都对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过去20年中,文化史,包括日常生活史、妇女运动史等研究兴盛了起来,地方性和社会个体得到了大幅度的强调。然而对历史编纂学影响更为深远的却仍是当今的全球化进程。确信过去的真实性,知晓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遵循共同的理性尺度,容许历史阐释的多样性,或许将使我们比以往的"科学"史家更加了解历史。     

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以夏曾佑、刘师培为中心探讨

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面世,这些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除了学制的因素之外,与新史学思潮有很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新史学为历史教科书提供了思想资源、史学观念,促进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体现了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广泛传播;双方体现了一种互动的促进关系.     

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体例及其文学史意义

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纂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尤其在注释体例方面,以何种体例注释成为全集编纂的首要问题。1977年12月,鲁迅著作编辑室在林默涵的主持下向负责《鲁迅全集》编纂工作的胡乔木递交了一份请示报告,详细陈述了注释体例的原则要求,由此打开了全集编纂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份请示报告所呈现的内容,不仅细节性地呈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历史语境的转变,也折射了以《鲁迅全集》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全集编纂的基本范式,具有重要价值与特殊历史意义。     

历史书写与意义建构——安伯托·埃柯历史编纂元小说研究

“历史编纂元小说”是加拿大文学理论家琳达·哈琴首先提出的.这一类小说通常是具有鲜明自我反映特征的流行小说,但同时又悖论式地宣称所写内容为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它们在形式上保留了鲜明的自我再现以及历史语境,而把历史知识的可能性进行问题化处理.本文通过分析埃柯的“历史编纂元小说”,试图揭示在这位知识分子作家笔下,历史如何呈现,并进一步研究埃柯本人所持的文学历史观.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余嘉锡史学述论

余嘉锡是我国近代著名文献学家、历史学家。一生从事考证研究,在史学研究上成果颇丰。本文论述了余嘉锡史学经世思想,分析了余嘉锡在历史考证学、历史编纂学上的见解和贡献。     

体裁丰富多样: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展现——中国历史编纂学优良传统之四

我国传统史书体裁丰富多样,且各种体裁都相继产生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名著,这是民族文化伟大创造力在历史编纂领域的体现。对此,不能只停留在目录学分类形式上来理解,而应重视分析其蕴涵的史学价值。史书体裁的选择,是同史家的历史见识、学术视野、价值追求密切相关的;而且同一体裁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制宜、不断加进新内容。对于以下三项尤应作深入探讨:一,多样体裁反映出史家从不同视角反映历史;二,体裁发展的动力源于史家的创造精神;三,重新审视典制体、学案体、纲目体的发展和价值。     

近50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

中国历史编纂学在经历了 14至 19世纪的衰颓之后 ,到了 2 0世纪 ,似乎又重新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历史编纂学的思想倾向趋于开放 ,历史观念得以更新 ,材料、内容和领域也大有扩展 ,社会史和经济史等诸多分支学科都取得了进步。而结合思想史实、超越中西藩篱 ,则可谓为历史研究发展的方向所在。